唐代是一個宗教盛行、多元幷包的社會，佛教、道教及各種外來宗教都獲得巨大發展，相互之間也在影響、交融。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在這一時期，發生了玄奘西天取經，卻又出現了會昌滅佛;道教取得了類似於國教的地位，卻始終不及佛教深入人心。在相互競爭又相互滲透的各種宗教之上，則是籠罩一切的皇權。武則天利用佛教的經義爲其登上皇位進行合法性的論證，而玄宗、武宗、宣宗則都接受了道教大師的授籙。至於那些居於儒家價值觀高地的士大夫們，則一方面力圖在公共領域對宗教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卻在私人生活中與僧、道人士過從甚密。
儒釋道辯難。武德七年(624年)二月的一個清晨，唐都長安的國學裏，一場隆重的釋奠禮儀正在舉行，唐高祖李淵親自出席，陪同高祖前來聽講的，還有秦王李世民與滿朝文武，氣氛顯得莊嚴肅穆。
釋奠本來是國家祭祀先聖孔子的大典，但這次儀式卻顯得與衆不同，因爲參加講論的，不僅有一代大儒，還有來自佛教、道教的代表性人物。代表儒家出場的，是國子博士徐文遠與太學博士陸德明;代表佛教出場的，是長安聖光寺沙門慧乘(亦作惠乘)、普光寺沙門道嶽;道教方面，則由清虛觀道士劉進喜、李仲卿出馬。
這幾位均爲一時名流，爲朝野夙所欽重者。比如，陸德明是著名的《經典釋文》的作者，道嶽則曾是玄奘西行求法之前的授業恩師。
由於唐高祖以老子後裔自居，以道教爲本宗，故辯論中的席次以道士居首，儒家居中，而以沙門殿後。劉進喜、徐文遠、慧乘三人相繼升座講經，之後相互辯難，氣氛極爲熱烈。不過，這次講論本因儒家釋奠禮儀而起，而代表儒家出的徐文遠、陸德明皆一代儒宗，尤其是陸德明不僅學問淵博，且極富詞辯，善說名理，對於三教經義，均能遍析其要，故特別受到高祖的讚賞。
在這次釋奠之前發佈的詔書中，高祖定下了“三教雖異，善歸一揆”的原則與基調，這也是後來三教關係發展的主旋律。
三教講論的目的，是使其相互觀摩，商量意旨，而參與各方爲了攻擊對方，樹立本教威望，莫不廣引對方經典以資辯駁，這在客觀上促進了三教之間的相互瞭解，許多人開始兼明三教，否則無從在論戰中取勝。
唐代佛教的中國化。唐代是中國佛教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也是佛教中國化的定型時期，除了天台宗創立於隋代之外，其他如唯識宗、三論宗、華嚴宗、禪宗、律宗、淨土宗、密宗等中國化佛教宗派，都是在唐代真正定型的。
禪宗作爲一箇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它是以“內在超越”爲特徵的。佛教本有其弘揚教義的經典、儀式、戒律和禮拜的對象，但慧能以後的中國禪宗把這一切都拋棄了，既不要念經，也不要舉行儀式，更不要崇拜偶像，而認爲要成佛達到涅槃境界，只能靠自己一心的覺悟，這深刻影響了宋明理學，特別是陸王心學的思想。
道教的極盛。與印度來的佛教相比，中國本土發展起來的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朝廷更多的支持。這首先是因爲，在大唐開國的過程中，不斷有道教徒附會李氏爲老子後裔的神話，以強調李唐建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對於李唐皇室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方便的宣傳策略，以天命所歸的神話，來爭取更多民衆的支持。對於道教而言，則帶來了一個巨大的發展機遇。
與此同時，道教的組織形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六朝時期的“靖”“治”等團體被宮觀體系取代，道士本身也開始從在家向出家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唐王朝在對道教給予極大支持的同時，對道團組織的控制也日漸增強。
與佛教更多介入民衆個人信仰生活不同，唐代道教卻力圖影響國家的禮儀制度。在唐玄宗時期，這種努力到達了頂峯。
不過，唐玄宗雖然是位狂熱崇道的皇帝，但作爲一位掌握帝國命運的統治者，他還是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面對當時各種宗教與意識形態，他還是採取了平衡的手段。
唐玄宗遍注三教。《孝經》《金剛經》《道德經》，這三部經典篇幅都不大，但對於儒、釋、道三教而言，卻都是根本性的經典。唐玄宗遍注三教，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這說明，他的宗教政策是尊儒、崇道、不抑佛。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三教齊一的政策。
在唐玄宗三教齊一的政策下，開元、天寶時期的三教講論更多呈現出一種調和、融合的意味。例如，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八月初五，是紀念唐玄宗生日的千秋節，爲此特舉行了一次三教講論活動。在這次講論中，玄宗明確提出了“會三歸一”的主張，當時的宰相張九齡也提出了“萬殊一貫，三教同歸”的說法，恰好是玄宗“會三歸一”的註腳。這種看法，也是與玄宗遍注三教的做法是一致的。
唐玄宗時青城山道士劉知古的家庭。他的兄長學儒家經典，弟弟則奉佛，出家於武擔山靜亂寺，法號履徹。據當時宰相張說的記載，劉知古曾在成都太清觀的靜思院畫了老子、孔子與釋迦牟尼，張說評論說：“三聖同在此堂，煥乎有意哉!達觀之一致也。”
在唐代，同一家庭內部的不同成員可以分別信奉佛、道，這既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反映，也是唐宋之際三教合一的基礎。
在唐代社會，各種宗教多元並存，除了佛教、道教之外，其他宗教如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摩尼教和祆教也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傳播。在相互辯論與競爭中，也相互瞭解與融合。從宮廷到鄉村，從高高在上的帝王，到村舍小民，無不浸染在各種宗教的影響之下。對於民衆而言，多種宗教的存在，慰藉了他們的心靈，使他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當強調內在超越的禪宗在唐代“一花五葉”，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並深刻影響宋明理學的思想;當玄宗以九五之尊，遍注《孝經》《老子》與《金剛經》，並提出“會三歸一”的宗旨時，唐代宗教就已經使得中國的社會思想從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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