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中國的歷史起源，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中國歷史，總得有個起源，究竟該從哪裏算起呢?
我們都聽過這樣一個說法：中國有5000年的悠久歷史。如果按照司馬遷在《史記·夏本紀》中記述的最早的王朝從夏朝算起，中國歷史也不過4000年左右。那麼，中國歷史到底是幾千年呢?
“五千年”的說法與同盟會
其實，“五千年”的說法與孫中山等成立的同盟會有關。
1908年，同盟會陝西分會在祭祀黃帝的祭文中，第一次明確把黃帝作爲漢族人民的祖先和民族象徵。此後，黃帝又從漢民族的祖先昇華到全中華民族共祖的空前地位，這其實是現代中國一系列社會政治重建的結果。辛亥革命後，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通電各省，以黃帝紀元4609年爲中華民國元年。
可是，連司馬遷在《史記》裏也沒有明確黃帝在世的具體年代，孫中山這個各省通電中的說法是從哪裏來的呢?
孫中山這個通電的年代數據，據說來自當時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民報》。在清末民初，中國曾經興起一股“黃帝熱”。有人推測《民報》採取了北宋理學家邵雍《皇極經世書》的說法，認爲黃帝紀年接近5000年。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具有5000年曆史這個觀念其實是很晚才形成的。
這個觀念形成的時代背景，是中國近代這多災多難的100多年裏，中國人失去了以往高度的自尊、自信。我們被打得清醒過來，清醒之後又頹廢，感覺自己處處不如人。在那個時候，中國太弱了，必須建構起一種民族主義的統一感，用自己的文化傳統對抗外來的西方文明，來建構國族認同、文化認同，於是我們把中國古典文獻中傳說時代的一位聖王——黃帝作爲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
作爲中國人，本身會有這種在救亡圖存的環境下生髮出的複雜的心路歷程。我特別理解清末知識分子把黃帝作爲中國5000年曆史開端的心態，這種對共同祖先的追溯，這種尋根問祖的工作，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得不做的。
尋根問祖的考古人
我們考古人對於上古中國的認識和建構，也是一種尋根問祖，是學術上的尋根問祖。但是作爲一個學者，在追求史實復原和建構國族認同的過程中，是否應該把我們的國族認同建構在迫近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呢?
如果我們冷靜、客觀地從考古學的視角看，那麼狹義的、作爲政治實體的中國就只能上溯到距今大約3700年的時候，從作爲核心文化的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開始算起。廣域王權，顧名思義，就是說這個國家形態的特徵在於擁有較爲廣闊的管控範圍，國家統治者也具有相對有力的控制權。
對於我們熟悉的廣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我更願意用地理的概念把它稱作“東亞大陸”，因爲在我所闡述的距今大約3700年的時候，是沒有一個龐大的“中國”存在的。在東亞大陸這個地理板塊裏，最初真正作爲核心文化的一個政治實體，不管是叫廣域王權國家，還是叫“國上之國”，它只是產生在被我們稱爲中原的這樣一個狹小的地域範圍裏。最初的東亞大陸是“滿天星斗”的狀態，族羣邦國林立。
現在，我們學術界傾向於用社會發展程度、用社會組織形態來劃分大的時代。
在東亞大陸這塊土地上，最先是大體平等的前國家時代，然後是邦國(或古國)時代，也就是沒有中心的多元化時代，再往後是王國時代，就是有中心的多元化時代。
到了那個時候，以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爲代表的“二里頭集團”出現了，它是廣域王權國家的先導，可能是夏王朝的遺存，而後商王朝出現了，但它們頂多是盟主，而不具有像後來的帝國郡縣制那樣絕對的行政統馭權。
到了秦漢時代開始的帝國時代，就是一統、一體化了。基本上是這樣三個大的階段。這其中，二里頭和秦王朝是兩個大的節點。因此，我們說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意味着在二里頭之前，並不存在更早的作爲中央之邦的“中國”特徵。
二里頭：最早的中國
在我看來，二里頭就是最早的中國。要論證這樣一種觀點，其實是需要很大勇氣的，甚至要挑戰許多人的認知，還要接受別人的質疑。那麼，我這樣的說法到底有沒有依據，能不能站住腳呢?
我們學術界有一個概念，就是China before China，也就是“中國之前的中國”。如果說二里頭是最早的中國，那麼在二里頭之前，沒有哪一個政治實體可以稱爲中國，因爲那些區域性的文化或原初的文明基本上都沒有突破具體的地理單元，比如一條河流的流域、一個盆地及其周邊地區，沒有突破這樣的自然地理框架，因而它們只是區域性的文化。
現在我們的版圖面積和歐洲差不多，而當時東亞大陸的政治態勢和現在的歐洲也幾乎是一樣的，那就是邦國林立，而不是說有一個大的作爲核心文化的政治實體。先秦文獻《左傳》中，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的記載，就是大禹召集諸侯會盟那個時候已經有一萬個國家。當然這是虛數，那個時候就是萬邦林立、萬國林立這樣一種情形，我們稱之爲前中國時代。
大禹治水，這只是個象徵，還不能看作史實，但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逐漸有社會整合了。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也就是距今7000年至3800年前後這3000多年裏，東亞大陸從東到西、從南到北有多個區域性的文化或是史前文明出現了。那個時候，東亞各地居民特別喜愛玉器，玉石加工特別發達，最初就是利用物理變化把玉石做成人工製品，玉器成爲精神上的寄託物，我們可以稱其爲東亞大陸的“玉器時代”。
到了距今4000年前後，最早的青銅器出現了，但青銅冶鑄技術是怎麼來的，還有爭議。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東亞大陸的青銅技術應該是引進的，是受外界影響而出現的。青銅的出現，導致了整個東亞大陸社會面貌的改變。大體上在距今4000年前後，有一個大的斷裂，從那時開始，像考古學上的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殷墟文化，也就是所謂的夏商文化這樣的中原文明出現了，超越地理單元的、積極向外擴張輻射的中心出現了。
其中二里頭文化距今3800年至3500年，二里崗文化距今3500年至3300年，殷墟文化距今3300年至3000年。這三個前後相繼的考古學文化的核心區域都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內，向外輻射到周邊區域。
我現在是二里頭考古隊的隊長，二里頭這個遺址在早期中國的都邑中既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但它是整個東亞大陸人類羣團從多元走向一體，從“滿天星斗”變成“月明星稀”的一個節點，而青銅的出現、青銅時代的到來在其中起到了極大的催化作用。
前面講的是我們從考古學觀察到的現象，從多元到初步的一體化，其中有大的節點。而中國有極其豐富的古典文獻資源，我們不能無視其存在。考古學與古典文獻相結合的整合研究，是古史探索的必由之路。但這種整合研究也不是沒有問題的。
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三代王朝夏、商、周被認爲是華夏族羣的成年禮。但是三代最初的夏和商王朝前期的狀態還撲朔迷離，現在還有爭議。
殷墟：中國信史的開端
中國考古學誕生之後的近百年以來，一直存在着文獻史學和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這兩大話語系統最初是邊界明顯的：一邊是歷史文獻上的伏羲、女媧、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王朝;一邊是考古學上以遺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以及它們所代表的時代。這兩大話語系統的合流是在殷墟。如果說此前還屬於傳說時代，那麼從這時起就進入了信史時代。
爲什麼說兩大話語系統的合流是在殷墟，而殷墟是中國信史時代的開端呢?有一個不可逾越的條件，就是當時出現了可以證明考古學文化的主人的族屬和王朝歸屬的文字材料——著名的甲骨文。
有了甲骨文，這兩大話語系統才能合流，才能以族名或朝代名來稱呼它們的使用者。考古學一個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就是由已知推未知，從我們稱爲信史、有文獻記載可以引證的時代，從這裏開始往前追，但再往前就進入撲朔迷離的傳說時代了。
王國維先生的“二重證據法”，就是通過把地上的文字材料和地下的文字材料相結合來確證殷商王朝的存在。要注意這裏說的都是文字材料，證明出土甲骨文的殷墟時期已經是信史了。在那之前沒有內涵豐富的文字材料，也就沒有信史可言。
在前殷墟時代，如果我們把考古學遺存與文獻記載的族屬、王朝歸屬相對應，只能是推論和假說，就是因爲沒有直接性的文字材料可以互證。所以在大的歷史分期上，我們習慣於根據文字材料的有無和利用程度，把全部歷史時段分成歷史時期、原史時期和史前時期。
歷史時期在英文中就叫作history，這是有明確文字記載的時期;原史時期叫作proto-history，這個時期文字開始零星出現，但還不足以解決狹義的歷史問題，或者只能使用晚近的追述性文獻材料;史前時期叫作pre-history，是完全沒有文字、文字材料的時代。
那麼，從偏於保守的考古學者的立場出發，我認爲在甲骨文那樣的“內證性”的文書材料發現之前，我們還不能確認夏和商代早期的具體考古遺存，這還有待於進一步探究。
如前所述，一方面，我們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豐富的文獻;另一方面，我們也把證經補史作爲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中國考古學的一個重要研究目標，有大量的學者參與包括二里頭在內的夏和商代遺址的發掘和研究，甚至就幾處重要的中心聚落的性質展開論戰。
但是，將主要的關注點放在無法確證的歷史文獻和考古遺存間“對號入座”式的比附分析上，根本無助於解答早期中國的形成問題。因而，我們將研究的重心放在比較實在的考古學視角的探究上。
(徐宏：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