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峯的一生從頭到尾都是悲劇——一種在不共戴天的宋遼關係背景下展開的悲苦宿命，他尚在襁褓之中便成了宋遼衝突的犧牲品，身世被揭開後又被視爲是中原武林的公敵，不得不遠走關外。最後，爲阻止遼國國主耶律洪基發兵南侵，在雁門關自殺身亡。小說寫道：
蕭峯脅迫耶律洪基當衆立誓：“於我一生之中，不許我大遼國一兵一卒，侵犯大宋邊界。”隨後蕭峯大聲道：“陛下，蕭峯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爲契丹的大罪人，此後有何面目立於天地之間？”拾起地下的兩截斷箭，內功運處，雙臂一回，噗的一聲，插入了自己的心口，登時氣絕。
這大概是最令“金粉”扼腕的小說結局了。曾有人問金庸：“喬峯（即蕭峯）只能是悲劇，非死不可嗎？”金庸回答說：“這是沒辦法的，天生的。他一開始生爲契丹人，那時契丹與漢人的鬥爭很激烈，宋國與遼國生死之戰，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這樣厲害，他不死是很難的，不死就沒有更加好的結局了。”
如果金庸老爺子將蕭峯的自殺解釋爲文學人物的性格衝突所致，哪怕說成是爲阿朱殉情，我都覺得不無道理，不能反駁，畢竟這樣的解釋權歸作者。但金庸卻將蕭峯之死歸因於宋遼關係，將關注點引向歷史，那麼我覺得我們就有理由來較真一回了，畢竟歷史不是小說家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導致蕭峯自殺的“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這樣厲害”的宋遼關係，實際上是金庸虛構出來的。根據小說展示的時代背景，蕭峯生活的年代，約爲北宋哲宗朝（11世紀末）。這個時期的宋遼關係，即使不能說是友好，至少也堪稱和平，絕不是處於不共戴天的仇敵狀態。兩國當然有過“生死之戰”，不過都發生在北宋前期，“澶淵之盟”訂立之前，那時候宋朝要北伐，遼國要南征，雙方爆發了好幾場你死我活的戰爭，時距宋哲宗時代已有百年之久，是陳年舊事了。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厭倦了戰爭的宋遼兩國經過談判，達成“澶淵之盟”。根據盟書以及之後陸續形成的協定，宋遼約爲“兄弟之國”，地位平等；宋朝每年給予遼國歲幣十萬兩銀、二十萬匹絹，“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類似於經濟援助的性質（今人以爲歲幣是納貢，不確）；雙方劃清領土邊界，在國境線上立下“石峯”（相當於今天的界碑），約定“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又約定兩國互不增設邊防工事，“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約定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盜賊逋逃，彼此無令停匿”，類似於罪犯引渡協定；雙方在邊境開設榷場，開展貿易。
“澶淵之盟”的訂立，給宋遼兩國帶去了一百餘年的和平，期間儘管發生過一些衝突與糾紛，但基本上都能夠通過和談解決，並沒有誘發戰爭。遼國邊地若發生饑荒，宋朝會派人在邊境賑濟；每逢重大節日，兩國均要遣使前往祝賀，並互贈禮物；一方若要征討第三國，也需要遣使照會對方，以期達成“諒解備忘錄”；遇上國喪，對方也要派人弔慰。宋真宗駕崩時，遼聖宗耶律隆緒（他是耶律洪基的祖父）聞訊，“集蕃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爲沾涕”；宋仁宗逝世，當大宋的使臣到達遼國報喪時，耶律洪基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號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今天有些朋友認爲“澶淵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條約。我不同意這種看法。在我看來，19世紀西方民族國家主導建立起來的近代國際關係，其文明含量也沒有超出“澶淵之盟”的框架。
不管今人如何評說，當時的宋朝主流意見，是從正面評價“澶淵之盟”的。真宗朝宰相王旦說：“國家納契丹和好已來，河朔生靈方獲安堵。雖每歲贈送，較於用兵之費，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朝大臣富弼說：“自此，河湟百姓，幾四十年不識干戈，歲遺差優，然不足以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則知澶淵之盟，未爲失策。”絕大多數的宋朝人都十分珍視這份來之不易的和平，願意忍受每年給予遼國經濟援助（這筆援助款，通過貿易順差，實際上又迴流到宋朝）。
總而言之，自“澶淵之盟”訂立到徽宗時代宋金祕密簽訂“海上之盟”這一百多年間，遼宋連一場真正的戰爭都沒有發生，怎麼可能如金庸先生所言，“契丹與漢人的鬥爭很激烈”，“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這樣厲害”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