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1864年~1912年)，漢族，字仙根，又字吉甫，號蟄庵、仲閼、華嚴子，別署海東遺民、南武山人、倉海君。辛亥革命後以倉海爲名。晚清愛國詩人、教育家、抗日保臺志士。祖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今廣東蕉嶺)，1864年生於臺灣苗栗縣銅鑼灣，1887年中舉人，1889年己丑科同進士出身，授任工部主事。但丘逢甲無意在京做官返回臺灣，到臺灣台中衡文書院擔任主講，後又於臺灣的臺南和嘉義教育新學。1895年5月23日，任義勇軍統領;1895年秋內渡廣東，先在嘉應和潮州、汕頭等地興辦教育，倡導新學，支持康梁維新變法;1903年，被興民學堂聘爲首任校長;後利用擔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諮議局副議長的職務之便，投身於孫中山的民主革命，與同盟會等革命黨人參與許雪秋籌劃的潮州黃岡起義等革命活動。中華民國建國後，丘逢甲被選爲廣東省代表參加孫中山組織的臨時政府。1912年元旦因肺病復發，1912年2月25日病逝於廣東鎮平縣(今蕉嶺縣)淡定村，終年48歲。臺灣建有逢甲大學以示紀念。
人物生平
愛國世家
生於臺灣省苗栗縣，可以說是出生在一個愛國世家，其先祖爲躲避戰亂而從中原南遷到粵東，因不願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舉族南遷。在長期顛沛流離的徙居生活中，他們不得不與險惡的自然環境作鬥爭，養成了刻苦耐勞的習慣和勇於開拓進取的精神，並且後代子孫牢記一條遺訓：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擾而輾轉南遷，所有後代子孫，不論落籍何處，都應勤耕苦讀，自立圖強。到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時，因耕地狹小，無以爲生，所以偕同鄉又漂洋過海，向臺灣遷徙，這大概是清乾隆中葉時期。到丘逢甲這一代，丘家在臺灣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歷史了。
1864年(同治三年)，丘逢甲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愛鄉思想、生活上則保持清樸風尚的鄉村塾師的家庭裏，自幼受清樸剛正家風的薰陶和艱苦生活的磨鍊，“幼負大志”，渴望報效國家民族。這一切對他日後的事業以及人生道路都產生了積極有益的影響。 丘逢甲自幼天資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在其父的親自教授下，六七歲即能吟讀、屬對。14歲時赴臺南應童子試，獲全臺第一，受福建巡撫兼學臺丁日昌注意，連稱“奇童”，特贈“東寧才子”印一方，由此聞名全臺。1887年(光緒十三年)，入臺灣兵備道唐景崧幕府，帖拜唐爲師，對臺灣風雨飄搖的局勢有了更深刻的體會。1888年(光緒十四年)參加鄉試，中試爲舉人。
1889年(光緒十五年)春，赴京參加會試進士，中進士，欽點工部虞衡司主事。此時丘逢甲年僅26歲，但他卻無意仕途，辭歸故鄉，專意養士講學，任臺南崇文書院主講，同時兼任臺灣府衡文書院及嘉義羅山書院主講。1892年(光緒十八年)，《臺灣通志》總局正式開設，丘逢甲被聘爲採訪師，負責採訪、補輯鄉土故實，因此有較多機會深入民間，瞭解社會民情。這時期，整個中華民族正處在深刻的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之中，西方列強的殖民侵略使中華民族面臨着生死存亡的威脅，這樣的社會現實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鬱悶和隱憂，他慨嘆道：“風月有天難補恨，江山無地可埋愁。”“孤島十年民力盡，邊疆千里將材難。”他預感到一場大的動盪即將到來，自己雖隱身山林，專心教讀，但渴求報效國家之情卻熾熱而強烈。在他的書屋中，自書中堂“且看鷹翅出雲時”，以明心志，時刻準備報效國家。
臺灣戰役
1894年(光緒二十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他預見到臺灣前途危難，以“抗倭守土”爲號召創辦義軍，自己帶頭變賣家產以充軍費，並動員親屬入伍。不久，160營(實際上經訓練的只有30餘營)義軍成立，丘逢甲擔任全臺義軍統領(又稱義軍大將軍)。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國馬關春帆樓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義憤。丘逢甲悲憤交加，當即刺血上書，抗議李鴻章的賣國行徑。刺指血書“拒倭守土”四字，率全臺紳民上書反對割臺，表示要與桑梓之地共存亡，清廷不納。丘逢甲見無可挽回，遂倡議臺灣自立爲民主之國，率臺民領銜電奏十六字：“臺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親草憲法，以藍地黃虎爲國旗，“永清”爲年號。5月25日，建“臺灣民主國”，擁署臺灣巡撫唐景崧爲總統。此後他多次聯合臺灣紳士向朝廷發出呼籲電，要求廢約抗戰。清政府不但置臺灣領土和幾百萬同胞於不顧，而且急詔撤回守土官兵。丘逢甲聯合一批愛國志士，與日軍展開抗戰。日本侵略軍進攻臺灣後，臺北、臺南和臺中的防務分別由唐景崧、劉永福和丘逢甲、林朝棟負責。由於唐平時放縱部下，紀律鬆散，無心抗戰，一與日軍交手，便節節敗退，不久基隆失守，唐化裝逃離臺北，臺北被日軍輕易佔領。消息傳來，丘逢甲急舉義軍赴臺北增援，途中得知臺北已淪陷，唐已內渡，氣憤至極。日軍沿鐵路南侵直達新竹，丘逢甲率義軍與日本侵略軍血戰20餘晝夜，進行了大小20多場戰鬥，給日軍以沉重打擊。終因“餉盡彈盡，死傷過重”而撤退。許多義軍將領同時也是丘逢甲的弟子，如姜紹祖(“敢”字營統領)、丘國霖(“誠”字營統領)、徐驤(“捷”字營統領)、吳湯光等，都英勇獻身。
同年秋，失敗後離臺內渡，定居鎮平，往來潮、汕、廣州之間，一度赴港、澳、南洋等地，曾與康有爲、梁啓超會晤。7月27日抵泉州。七月回祖籍鎮平定居。爲表示不忘光復臺灣素志，爲其子丘琮定別號“念臺”，將房舍定爲“念臺精舍”。後順應時代潮流，從贊同維新保皇逐漸傾向革命，掩護同盟會員的反清活動，致力於興辦學校，推行新學，培植人才。先後擔任兩廣學務處視學、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廣東諮議局副議長等。民國成立，以廣東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籌組臨時政府，被推舉爲參議院議員。
1912年(光緒二十八年)初，扶病南歸，隨即病故。他臨終彌留之際，囑咐家人：“葬須南向，吾不忘臺灣也!”
黃岡起義
1904年(光緒三十年)，丘逢甲在箭竹頂茶場策劃“黃岡起義”行動計劃期間，爲石馬私塾先生黃彩平題寫的屋名“遷善樓”墨寶，因刻石師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損了一角，這次子淵公又在箭竹頂茶園議事廳請丘逢甲即興揮毫重寫了一張。爲此，黃彩平還特地減免了何家兩鬥谷種的地租以表謝意。(遷善樓，光緒戊申夏月，丘逢甲書)
黃岡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它給滿清王朝所造成的衝擊卻堪與廣州黃花崗起義相媲美。正如孫中山在他的《建國方略》中所言：“若無此次諸烈士轟轟烈烈足喪滿虜之膽之善因，怎有辛亥武昌之義師一舉而鄂督瑞澄入軍艦之美果?”。
1904年(光緒三十年)春節，丘逢甲在箭竹頂茶場一共住了兩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間，特地以何子淵的字“東漢”爲據，爲子淵先生題下“光漢茶莊”和“淵廬”“順裕廬”等多幅墨寶。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5月，第二次黃岡起義失敗後，何子淵等領導人隨即返回梅州。不久，蕭惠長、江柏堅、姚竹英、張花谷等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頂茶場達半年有餘。其中姚竹英等人在箭竹頂茶場住了半年多，蕭惠長、江柏堅住了四個多月，邱逢甲爲了營救革命黨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動方案，於1908年(戊申年)夏初，多次來到石馬“順裕廬”跟子淵先生商討對策，後遇險黨人卒在何子淵、丘逢甲的疏通、擔保之下得以脫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