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 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常被人認爲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海月，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只是從美國取得大學文憑的第一人。
1828 年，容閎出生於一戶普通農家中，1835 年，在哥哥已就讀傳統私塾時，容父只能供養一個孩子讀書，而外國教會學校可以免教學並提供食宿。潛意識裏，容父希望大兒子走讀書做官之路，小兒子走讀書發財之路，因爲當時一些鄉人精通洋話而發了不小的“洋財”
郭士立夫人所辦的是一所女子學校，容閎就讀的是附設的“男塾”，這其實是籌建中的“馬禮遜學校”的“男生預備班”。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同時他也是最早將《聖經》翻譯成中文的人。鑑於其貢獻，英國宗教界後成立“馬禮遜紀念協會”，協會每月撥出15英鎊資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門先行招收部分男童就讀。
1839年後，中英兩國因鴉片貿易交惡而爆發戰爭，郭士立夫人的學校停辦，容閎回到村裏，後前往澳門某印刷所充當裝訂書籍的小工，每月掙三塊錢。某日，家裏轉來一封信，信是一位澳門醫生所寫。原來，郭士立夫人千叮嚀萬叮囑，一定要他把容閎找到，送到新開辦的“馬禮遜學校”去上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閎其實就在距其醫院僅一英里的地方當小工，而那位醫生卻爲此費盡了周折，最終在“馬禮遜學校”開課近一年後纔將他找到。
1842年，“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原址在摩理臣山)，當時的校長是來自美國的勃朗牧師，這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教育者。在這裏，容閎讀了6年書，直到1846年8月的一天，勃朗牧師告訴學生們，因個人健康的緣故他要返回美國，同時希望帶幾個同學跟他一塊回美國繼續學業。
在一片沉寂中，三名學生站了起來，他們分別是容閎、黃勝與黃寬。由於三人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勃朗牧師除幫他們解決路費和學費外，還給他們的父母籌到了一筆贍養費。四個月後，這三個勇敢的孩子，容閎、黃勝與黃寬跟隨着勃朗牧師乘上“亨特利思”號運茶帆船，開始了他們人生中的首次驚濤之旅。
容閎此行仍是帆船時代的標準航線，他們所乘之船必須藉助自東北吹向西南的“貿易風”，先穿過馬六甲海峽，之後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後駛往美國東海岸。途經大西洋上幽禁拿破崙的聖海倫娜島時，容閎在這位異國英豪的墓前折下一根柳枝——8年後，當他離開美國時，當年的細柳已是柳岸成蔭。
經過98個日夜的驚險旅程，容閎等人來到了馬薩諸塞州的孟鬆學校，這也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大學預備學校。一年後，同行者黃勝因病回國(其後在香港報館供職併成爲著名的華人領袖，1873年後曾隨第二批幼童再度來美併入中國公使館做過譯員)，而另一位同學黃寬則被送往英國愛丁堡大學學醫(1856年學成回國並被外國僑民稱爲“好望角以東最好的醫生”，後於1878年去世)。
按慣例，孟鬆學校可以資助部分學生進入大學，但條件是他們在畢業後必須以傳教士爲職業。在這一重大的人生抉擇面前，此時已入教的容閎還是堅決拒絕了。在個人回憶錄《西學東漸記》中，容閎特別提及此事，他不無激動的表示：“傳道固然好，卻不是造福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事業。……志願書一經簽字，我就受到束縛，很可能坐失爲國家謀福利的機會”;“人類應盡之天職，不能因貧窮而改變宗旨。”
百年前的話語，如今聽來猶擲地有聲。自由，造福中國，爲國家謀福利，這是年輕的容閎的夢想，但它同時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因這意味着慈善基金將停止對他的資助。把容閎帶到美國的勃朗牧師對容閎的決定感到失望，但他並不願意看到這位有志向的年輕人就此折翼。1850年夏天，當勃朗牧師前往美國南方看望親友回來後，他給容閎帶來了一個好消息：佐治亞州的薩凡那婦女會願意繼續資助容閎，而且不附加任何條件。
容閎闖過了這一難關。也就在這一年，他帶着辮子、穿着中國長袍進入了耶魯大學。一年後，這兩樣都割棄了。經過4年的苦讀，容閎與同級的98位同學一起畢業，在當天的畢業典禮上，很多人趕來參觀，而他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看容閎——第一位獲得美國大學而且是耶魯大學文憑的出色的中國人。
1855年，容閎拒絕了朋友勸其歸化並在美謀職的忠告，隨後沿着當年的路線回國。到香港時，容閎激動萬分，但他突然發現，自己竟然已完全忘記了中文——某外籍領港員上船用中文問他前方有無暗礁沙灘，但容閎已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回國後，容閎花了3年時間去重新熟悉中文)。之後，容閎見到了相隔8年的家人，他們對他從耶魯大學獲得的羊皮紙(畢業證明)十分好奇，容閎無從解釋，只好說它相當於“秀才”文憑，而母親還似懂非懂問這個東西可以博得多少獎金。
耶魯大學畢業生在當時的美國往往被視爲社會的領袖人物，但容閎回國後的最初幾年卻遭到了普遍的冷遇，當地官僚士紳根本不知道這種洋文憑、洋學問價值何在，他們只認進士、舉人——哪怕是個秀才。回國不久，容閎先在美國傳教士派克(當時兼爲美國外交委員即代領事，也是容閎的校友)處擔任書記一職，月薪15兩銀子。數月後，他又改任香港高等審判廳譯員，月薪提高到75兩。
時隔不久，容閎受人排擠而於1856年前往上海，並在海關翻譯處謀得一職，月薪同樣是75兩。直至有一天，容閎問稅務司李泰國：“以予在海關中奉職，將來希望若何?亦能升至總稅務司之地位乎?”李泰國大搖其頭：“凡中國人爲翻譯者，無論何人，絕不能有此希望!”容閎聽後，隨即提交辭職書，李泰國還以爲他是對薪水不滿，當場表示月薪可增至200兩，但容閎仍拂袖而去。
回國前，容閎直抒胸臆：“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予無時不耿耿於懷……予意以爲，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之境。”
可是，他回國後看到的現實情況卻是，清廷官吏腐敗無能，社會民衆愚昧無知，底層百姓被肆意欺壓乃至被妄加殺戮，如葉名琛鎮壓“洪兵”，殺人無數，一般人卻對此視如無睹。鴉片戰爭後，列強對中國蔑視有加，自從外人開闢租界以來，不但侵奪中國的治外法權，而且“寄居租界之中國人，處外人勢力範圍之內，受彼族之凌侮，時有所聞。”有一次，一個體格高大的洋人將一團棉花球粘在容閎的辮子上加以嘲弄，容閎要求他其立即拿掉，竟然被此人打了一個耳光，容閎大怒之下，乘其不備將其一拳擊倒，一時哄傳。
辭職後的容閎改而從事絲茶生意，他曾爲上海寶順洋行前往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採辦茶葉，但由於太平天國戰爭尚在進行當中，各地局勢不靖，容閎在一次與土匪的遭遇中，“神經受到震動”，爲此而患病數月。經此刺激後，容閎突然醒悟，自己近年的所作所爲已越來越背離了自己回國的初衷：“我志在維新中國，自宜大處落墨。要是讓土匪給宰了，豈不輕如鴻毛。整天爲賺幾個茶葉錢奔走於途，我的大事業豈非如水中撈月!”
1860年11月，在兩位傳教士的邀請下，容閎決定隨他們前往天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即南京)。據其自述，“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觀察一下太平軍是什麼性質，看看他們能否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滿洲朝廷。”一行人乘坐一艘被稱作“無錫快”的快艇從上海出發，但所過之地令容閎感到有些觸目驚心，在連年的戰亂和相互殺戮之下，常州至無錫一帶，這樣的富庶之區竟然少無人煙。
容閎與當時主持太平天國朝政的幹王洪仁在香港即已相識，他們此行也得到了天國的熱情歡迎。數日後，洪仁派人送來一顆鐫有“義”字爵位的官印(太平軍中的第四等爵)和一幅寫在黃緞上的委任狀，容閎對此大失所望。經過幾天的觀察，容閎認爲太平天國即便成功，也不過是“一姓之廢興，於國體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那些“領袖人物，其行爲品格與所籌劃，是未敢信其必成”;至於“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會渣滓，這羣烏合之衆，不但沒有增強戰力，反而成了拖累，明顯地削弱了戰鬥力。這幫人既不懂紀律，又沒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們不分青紅皁白地到處燒殺搶掠。”
容閎認爲，洪秀全很可能是因考試失敗而得了神經病，靠基督教救贖結果卻發展一套不倫不類的東西，這些人在攻取了歷來以財富和美女著稱的蘇杭、揚州等地後，給他們“帶來了說不盡的財富和享樂，促使他們更快走向覆滅”。容閎的結論，“太平軍之行爲，殆無造福中國之能力，可斷言也”。之後，容閎退還官印和委任狀，並立即離開了“天國”。
在朋友的引介下，容閎於1863年見到了湘軍主帥曾國藩，據其所說，喜歡給人看相的曾國藩見到他後，上上下下的足足打量了好幾分鐘，之後認爲他“威稜有膽識”，是做軍官的好材料，並提出讓他帶兵。但是，容閎自認爲對軍事一竅不通，而且太平天國戰爭即將結束，他更願意參與洋務方面的工作。曾國藩隨後委派其前往美國爲江南製造總局購買機器，容閎欣然從命，之後攜帶68000兩銀子再度赴美。在美期間，也正好趕上他在耶魯大學畢業十週年的聚會。
1865年，容閎爲節省時間而從巴拿馬地峽經舊金山橫渡太平洋回國，由此圓滿完成任務。他採購回來的機器，使得江南製造總局一躍成爲當時遠東最大最完善的機器工廠，不但可以修理製造槍炮，而且可以造船。
在這些洋務活動中，最讓容閎感到驕傲的是“留美幼童”計劃，而這一計劃的背後推動者不僅包括了曾國藩、丁日昌、李鴻章等封疆大吏，還包括了朝廷重臣恭親王奕訢等。在反覆的努力之下，第一批幼童終於1872年赴美留學，而作爲副監督的容閎就此長期駐美(兼任駐美副使)，實際成爲這一計劃的主要負責人。
可惜的是，這項計劃最終未能達成圓滿的結果。問題主要出在留學正監督的身上，特別以陳蘭彬與吳子登爲甚。陳、吳都是翰林出身，雖然對洋務還算了解，但思想不甚開通，他們對幼童們剪辮子、穿西服、打棒球等“西化”行爲大大不滿，而一些幼童入教更是給他們提供了藉口(違反了當時的禁令)。之後，吳子登指責幼童們“離經叛道”，容閎有意縱容、管教失職，留學外洋“利少弊多，難得資力”，“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爲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此奏入京，朝野大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