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者肖斯塔科維奇·來福
同爲默片時代的巨星，是什麼原因導致卓別林和基頓知名度(在國內)存在的差異?
影評人
我一直覺得卓別林與基頓的氣質差別，與汪星人和喵星人的氣質差別頗爲類似：
卓別林的氣質就像小狗，想要親近觀衆的意圖都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以至於他的電影有時候會顯得有些黏人，而它們給人喚起的感情，總是甜膩而感傷的。
基頓的氣質則更像貓，他並不在乎你是否喜歡他，因爲他總是陷在自己的世界裏不可自拔，但同時他又有九條命，所以總能在九死一生之際化險爲夷。而且他也像貓一樣，很喜歡追自己的尾巴——他的電影總是有着很強的自反性。
現在回到正題。爲什麼卓別林和基頓在國內的知名度存在如此大差異?大概還是和國人講究「文以載道」的影戲傳統，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對藝術意識形態化的評判標準有關。
對於這種傳統和評判標準而言，強調敘事、宣教與煽情，並對下層民衆傾注着人文關懷的卓別林，就像會看門的小狗一樣，比只是單純用來觀賞的基頓更「有用」一些。
尤其卓別林還在上世紀50年代因爲自己較爲左傾的政治傾向，遭受過麥卡錫主義者的迫害，而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敵人的敵人當然就是我們的朋友了。
卓別林(右)
不過在對於電影技巧的運用，以及對電影本體的反思這些方面，基頓其實比卓別林要走得更遠。基頓電影中的笑點往往不像卓別林電影中的笑點那樣直白，這就需要觀衆把全部注意力傾注在畫面之中，留意他精心設計的每個視覺細節。
至於《福爾摩斯二世》與《攝影師》對於自反式電影的開創性意義，對我們當下這個後現代主義橫行的文化時代，就顯得更爲切題了。或許正是出於這些原因，在當今的西方評論界，基頓的風評漸有超過卓別林的勢頭。
《福爾摩斯二世》(1924)
講到最後，還是那句話：各花入各眼，愛貓愛狗都有理。然而在除去養狗看門的實用主義考量之外，還能擁有成爲貓奴這樣一個無用卻有趣的備選選項，這對於所有影迷來說，也可以算得上是時代的進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