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日本陸軍大將岡村寧次，長期參與侵華戰爭，日軍投降前曾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戰後，其存留的部分日記與札記，被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成《岡村寧次大將資料》一書。所謂“最瞭解你的人往往是你的敵人”，參考岡村日記及札記中對國軍官兵的評價，對今人理解抗戰，當不無裨益。
岡村日記及札記中，提及最多的國軍高級將領，乃是湯恩伯。岡村說：“我任第十一軍司令官時，曾與湯恩伯兩次交鋒，再綜合其他情報來看，他是蔣介石麾下最驍勇善戰的將領。襄東會戰時，我第十一軍曾猛攻敵正面的一角，湯恩伯則親率主力向這一角反擊，並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圍，受到殲滅性打擊。”
關於湯恩伯的作戰性格，岡村的理解是：“湯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將軍。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擊，便親自率領大軍進行反擊。後來在1944年的河南作戰中，我也利用他這一性格取得了成功。”
岡村還提到了胡宗南：“湯恩伯……與胡宗南同是蔣介石嫡系中最傑出、最受信任的將軍。蔣介石經常把湯恩伯軍調往第一線，胡宗南軍卻不常在第一線出現，始終駐守在西安附近，監視延安的共產黨。（這次河南作戰，胡僅派出一、兩個師）”
所謂“這次河南作戰”，係指1943年4月，日軍5萬餘人，由岡村寧次親自指揮，對國軍太行山遊擊根據地實施圍攻。此役，以龐炳勳、孫殿英爲首的8萬餘非中央嫡系部隊投降，唯胡宗南部四十五師雖遭重創，殘部仍堅持遊擊達數月之久，“糧竭彈絕，官兵盡食野菜……師長鬍長青因餓加病送回洛陽，副師長凌冬青因身體衰弱無食，活活餓死。……從5月至9月，……踏遍了太行山的重峯疊巒……兩個月未見一粒糧”，最後僅剩280餘人走出太行山。
對龐炳勳、孫殿英等降將，岡村的觀感似也頗佳。岡村說：“這些將領可以說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到北京或在當地初次見到我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纔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1944年3月22日，我在北京宴請了全部降將：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張嵐峯、杜錫鈞、李守信、吳化文，胡毓坤、榮子恆等，並進行了懇談，當他們得知不久將發動進攻時，仍表示礙難參加對中央軍作戰，而願協助維持後方治安，並向我介紹了河南西部的民情。”
岡村札記中，保留有不少對中國抗日士兵的讚譽。譬如：“（1938年）10月初，第27師團佔領箬溪一帶，檢查繳獲的敵軍官兵致其親友信件，其內容幾乎全是有關我軍情況以及他們誓死報國的決心，極少摻雜私事。同一時期，第101師團檢查反攻我陣地戰死的敵軍官兵遺體，發現死者的父母來信中，也都是鼓勵他們爲國家和民族奮勇獻身的言詞。這一點和我軍的情況完全一樣。9月份，我101師團在九江西南約三十公里的馬鞍山附近，攻擊憑藉陣地頑強據守的敵軍時，我一名大隊長率十餘名部下衝入敵陣，受敵軍集中炮火攻擊全部戰死。以後，我軍佔領該地打掃戰場時，發現中國軍隊已將我戰死官兵遺體及其全副武裝包括軍官的軍刀及其他裝備品完整地予以埋葬好。這使我軍大爲感動。中國軍隊的道義，確實想象不到的使人敬佩。”
張貼本文並非爲國軍將領和國軍士兵在抗戰中的表現無原則罔顧事實地評功擺好，只是反映其中一則不大不小的“消息和動態”，那就是戰後和國民政府親密合作的岡村寧次是如何“評價”國軍之“英勇善戰”的。讀罷此文，確實有助於理解抗戰。
不管怎麼說，岡村寧次與國民政府前前後後有過親密合作是事實，所以他的札記可參考不可全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