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總頭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對八路軍的評價便是“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上世紀90年代我在日本查過舊陸海軍檔案和戰史叢書，裏面有衆多“治安戰”的記載並感到對中共遊擊戰無奈的感嘆。
中國將在抗戰勝利70週年紀念日舉行閱兵式的消息，加熱了有關國共兩黨抗戰貢獻的討論。國內輿論場長期有一種聲音，竭力讚頌國民黨正面戰場，貶低甚至抹黑解放區戰場，這是對歷史事實的一種褻瀆。
各黨派、各支軍隊和廣大民衆都對抗戰做出了貢獻
中國抗日戰爭從1931年“九一八”起堅持了14年，1937年以後又由局部抗戰發展到全面抗戰，這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戰時間最久，國內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支軍隊和廣大民衆都做出了貢獻。
不過仔細而論，當日軍侵佔東北而國民政府實行“不抵抗”政策時，中國共產黨在瀋陽淪陷第二天就在全國各黨派中最早發出武裝抗日的號召，隨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正式對日宣戰。1935年中共中央又提出了建立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翌年通過西安事變得以停止內戰形成一致抗日的共識。若無中共方面這些努力，南京政府還在“先安內再攘外”而內戰不息，哪裏會有全民族共同抗戰？又何談抗戰勝利？
在全國抗日戰場上，共產黨領導解放區戰場物質條件最困難。國民黨雖喪失半壁江山還畢竟是全國性政權，保持400萬以上軍隊，得到過20億美元的外援包括大量武器。抗戰之初共產黨只有5萬多人的軍隊(八路軍4.5萬人，新四軍1萬人)，武器只有少量槍支，幾乎沒有火炮，此後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戰場繳獲來獲取裝備。在只有“小米步槍”的簡陋條件下，八路軍、新四軍沒有本錢打大規模正規戰，除了“百團大戰”這樣少有的集中作戰外，正確的指導方針便是發動羣衆打分散的游擊戰。
游擊戰是一種高超的戰略戰術
國民黨當局當年污衊共產黨軍隊在敵後“遊而不擊”和“坐大”，此說根本違背了戰爭基本規則，即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軍、新四軍進入敵後開創根據地後，日軍自然感到後方受威脅，長期以在關內的約半數兵力進行“治安戰”，並以其特有毒辣實行了“鐵壁合圍，縱橫掃蕩”等戰術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敵後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才能形成發展－縮小－再壯大的局面。
侵華日軍總頭目、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對八路軍的評價便是“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上世紀90年代我在日本查過舊陸海軍檔案和戰史叢書，裏面有衆多“治安戰”的記載並感到對中共遊擊戰無奈的感嘆。事實證明，八路軍、新四軍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近些年一些人對正面戰場上的22次會戰津津樂道，對共產黨的游擊戰則持輕視態度。八路軍、新四軍在最艱苦的時期軍民一體打游擊，華北敵後200餘縣提出的任務是一個縣一天打死一個鬼子，每月便能斃日軍6000人。對毛澤東提出的游擊戰、持久戰的方針，習慣於正規戰的許多人曾不理解，卻能在抗戰中積小勝爲大勝，將日軍拖得疲憊不堪。後來游擊戰又在全球範圍的民族運動和小國抗擊超級大國時顯示了巨大威力，如今世界軍界也公認這一戰略戰術的高超。
兩黨抗戰表現決定人心向背
解放區戰場越戰越強，最後發展到100萬軍隊和1億人口的敵後抗日根據地，使侵華日軍的後方變成又一個前線，名副其實是全國抗戰的中流砥柱。若是沒有這些奮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爲代表的投降逆流就會更加氾濫，抗戰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就很難繼續堅持下去。蔣介石爲首的國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戰中能堅持下來，正面戰場廣大官兵也曾對日寇浴血奮戰，對此中國人民一直給予肯定。不過國民黨政權在抗戰中後期表現日益消極，尤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採取保存實力等待勝利，這又是當年國內輿論紛紛譴責的事實。
1943年開羅會議時美國羅斯福總統向派到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史迪威詢問國民黨情況，得到的回答只有兩個詞——“腐敗”和“無能”。隨後美國派副總統華萊士來華考察，他發出的感慨又是“來前所聞很壞，來後所見比所聞更壞”。當時史迪威就建議把援華武器分給“能打日本的軍隊”八路軍，只是因美國的反共政策決定了還是要支持國民黨。
尤其讓人嘆息的是，1944年至1945年初面對強弩之末的日軍進攻，儘管中美空軍已掌握制空權，國民黨軍在兵力又居優勢的情況下仍出現豫、湘、桂大潰敗，抗戰勝利前夕還丟失有6000萬人口的廣大國土。若全面客觀地評價，人們就會看到當年國民黨當局的兩重性：對廣大官兵的抗戰功績要充分肯定，抨擊其高層的無能和消極作戰也不是冤枉。正是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表現決定了人心向背，抗戰結束四年後中華大地上便出現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權更換，當年中國人民的這種政治選擇也是對抗戰史的最好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