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陳聯詩(左)和戰友林佩堯(左二)爲孩子林向北(左三)廖寧君(右)訂婚。此爲訂婚照
重慶解放的第二天，陳聯詩全家就在臨江門的一家公寓裏建立了脫險同志聯絡處，專門接待從渣滓洞白公館大屠殺中逃出來的同志和犧牲烈士的家屬。這個工作結束後，陳聯詩被分配到重慶市婦聯，作了生產部的副部長。
當時的婦聯積聚着一大批來自解放區的年輕幹部，她們大多是省市各級幹部們的家屬，論年齡很多人只能做陳聯詩的女兒，卻都成了陳聯詩的上司。可是那些傳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樣跟隨着這位機關裏年齡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她處處都讓那些從解放區來的年輕同事們驚奇：她總是一隻手上戴着表，另一隻手腕上戴着一隻碧色的玉鐲，看起來像個女學者。可是一遇到她過去那些穿錦緞旗袍和長衫馬褂、作揖打拱和高聲嘻鬧的朋友，她就變得豪爽起來。
陳聯詩沒把這些驚奇當回事，解放了，揚眉吐氣的日子開始了，她大展拳腳的時候到了。現在她帶領着一羣和自己一樣的寡婦，風風火火幹起來。剛剛解放的重慶，諸多要事在同時進行：清匪、反霸、抓特務、取締妓女、收容乞丐和遊民、組織各種協會……每個人的命運都在大動盪中大起大落。陳聯詩的身邊很快集聚了各種各樣的求職者，其中一批“身份複雜”：多次救過陳聯詩和她一家的雷清塵去了臺灣，他的夫人楊敏言現在生活沒有着落，自然要來找陳三姐。在陳聯詩保留下的那些求職信裏，甚至還有當年的軍閥楊漢印的信件，當年游擊隊決定假意接受楊漢印的“招安”，以“借路”開上前線去與紅軍會合，陳聯詩怎麼也算是他楊漢印手下的陳營長，白白得了許多武器、裝備和銀圓，也算是“間接支持”了你們的革命。求你爲我安排個把人去自食其力總還是辦得到的吧。
當然沒問題!此時的陳聯詩不但有這個能力，而且也覺得理所當然。咱們共產黨總不能連那些跑渾灘的袍哥都不如，連知恩圖報這個道理也不懂。這些幫助過革命的女人，又沒有什麼罪惡，安排她們幹些力所能及的活兒，自己養活自己，也是一種改造嘛。
就像有些聲討金錢的人骨子裏渴望金錢一樣，有些反對權威的人骨子裏也渴望權威。陳聯詩在烈屬和工人中間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經讓人不高興了，她還這樣不請示不彙報，自然會讓人受不了。偏偏這個時候，有人找上門來，要把自己經營的農場捐獻給婦聯。
很多年以前，陳聯詩就想要辦個農場了。那時她還在和廖玉璧“自由戀愛”，對於蘇聯的集體農莊，抱着多麼美麗的嚮往。她把未來的農場命名爲“建華”———建設新中華。
於是她積極行動起來，參加了具體的策劃。眼看事情辦得八九不離十了，陳聯詩才興致勃勃地將事情向婦聯生產部提出，這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產部長的警惕。這個二十七八歲的年輕部長在解放區經歷過土改，現在坐鎮重慶，並會在以後坐鎮整個西南。生產部長勸說，陳大姐你要考慮自己的身份，如果農場做不好，不但會影響到你自己，還會影響到婦聯，損失黨的威信，何況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麼花招!
都以爲事情就這麼過去了。可是不久，重慶市委正式佈置了農村的減租、退押和反惡霸鬥爭。一天，十幾個農民兄弟拿着市裏農民協會的介紹信找到了婦聯，要找生產部的陳部長，說是他們村裏的一個地主在“減租退押”的時候，聲明自己的土地已經捐給婦聯辦農場了，他們來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運動，耍花招。陳聯詩當場向農民弟兄們否認了這件事情。
事情鬧大了，而且性質也起了變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響黨的威信”，一下子升級爲“幫助地主逃避減租退押”。陳聯詩的處境一下子就起了戲劇性的變化。在很短的時間裏，婦聯開了多次大大小小的會議，對陳聯詩進行“批評幫助”，爲了證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領導同志所說的那樣低，平時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輕同事們搜腸刮肚，“檢舉”出她的許多不合乎黨性原則的舉動。
1936年，陳聯詩奉命去蘇聯學習軍事，行至萬縣被捕，後被營救出獄。此爲出獄當天的照片。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陳聯詩自己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蘇聯接受過正宗“肅反”教育的組織部一把手生氣了：這個人如此沒有階級立場，還對組織上的幫助抱有這麼大的牴觸情緒，一定要處分，應該勸退出黨!談下來的結果自然很簡單：陳聯詩堅決拒絕。市委組織部的一把手大發雷霆：勸你退黨你還不同意?那就開除!
在事發不過一個月之後，在同志們的震驚中，這個處分決定拿到婦聯全體黨員參加的支部大會上通過。大會宣讀了陳聯詩的材料，然後要求就開除黨籍問題進行表決，顯然有不容質疑之勢。陳聯詩在大批判的浪潮中爲自己辯解，人們打斷了她的話，對她居然敢於爲自己辯解而義憤填膺。一個年輕黨員突然發言：我不同意。她叫賴鬆，也是一個地下黨員。她說憑什麼說陳聯詩覺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黨員，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爭得那麼壯烈，丈夫犧牲之後一直孤兒寡母鬧革命，在那麼艱苦的條件下一直堅持到解放，怎麼會是覺悟不高?
市委組織部派來的人冷冷地說：過去的事情不能說明現在。賴鬆站起來：你代表誰?你代表組織還是代表你個人?你說話負不負責任?來人沉默。
形勢陡轉，婦聯的黨支部書記邊濤也站出來說話了(她的丈夫就是後來的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她明確地向組織部的來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見：你是代表組織，可是你也不瞭解情況。我是支部書記，很多情況連我都不瞭解，我覺得就憑這樣的材料開除一個同志的黨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贊成。
但這一切反對都沒有用，市委已經收到了婦聯的“專案小組”整理出來的關於陳聯詩的材料。這份材料既沒有通過支部，也沒有通過黨組，由態度堅決的婦聯主任直接遞到了她的丈夫———市委書記手裏。市委組織部副部長後來說：“這份材料給人的感覺，陳聯詩簡直就像一個反革命。”
組織部副部長也是地下黨中九死一生活過來的幹部，他很熟悉陳聯詩，可他不能爲陳聯詩說話。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黨的同志們商量，最後一咬牙說還是做做工作，讓老大姐同意“勸退”吧，“勸退”畢竟比“開除”要強。
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後來知道：如果她堅持不寫這份“退黨申請書”，她不但會在大會上被正式宣佈開除黨籍，永遠不許重新入黨，還會被“開除公職”，不予安排工作。於是，所有的功勞都沒有了，所有的犧牲都一筆勾銷，當她爲之奮鬥了半生的理想實現之際，她被“自己人”變成了一個改造對象。
事後有人感嘆地說：陳聯詩解放後要是不那麼積極，她會一點兒事情都沒有。
陳聯詩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黨的申請書底稿，有的平靜，有的委婉，有的激憤，有的悲涼。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寫，畢竟她“同意退黨”的前提條件，是黨組織答應過她能夠“重新入黨”。
也就在這個時期，事情起了戲劇性的變化：“三反五反”運動開始了。婦聯生產部長不久也被逐出婦聯，下到了基層工會。還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態鬥爭過陳聯詩的女人，在陳聯詩走後的三個月也被開除了黨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說陳大姐啊，我怎麼知道她們整完了你，就來整我啊!陳聯詩沉默，最後長嘆一聲說：等吧，事情總會弄清楚的。她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三十年。
1960年初夏，陳聯詩因患惡性淋巴癌住進醫院，重慶市委專門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陳大姐的生命。她的牀前經常圍繞着黨政要人，他們安慰她，讚美她，只有當陳聯詩拉着他們的手，要求解決自己的“組織問題”時，他們才支吾其詞或者沉默：革命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是不好解決的，其中包括面子問題。
後來，有一個人終於也來看她了，這個人就是原婦聯生產部長。此時的陳聯詩，幾乎說不出話來。生產部長輕輕的走到陳大姐的牀前，拉住了她的手。這隻手瘦骨嶙峋，手腕上還戴着那隻碧色的玉鐲，那是當年她的丈夫給她的定情物。
生產部長突然就哭出了聲來。那場鬥爭已經過去十年了，中國經歷了許多的運動，她終於看清了運動的真相，嚐到了被傷害的痛苦，早就開始後悔了。
陳聯詩也在無聲地流淚。此時的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黨”的申請書裏表現出來的痛苦、激憤和悲涼全部平息下來，只是安靜地看着這個和自己的女兒年齡差不多的“領導”，一生的苦難都流在了這些淚水裏———從參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裏，陳聯詩花了11年的時間在找黨，沒想到找回來的黨籍，最後卻丟在了這個女人的手裏。如果當初沒有遇到她，也許自己的後半生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陳聯詩知道對於一個人最嚴厲的懲罰，就是讓他的心靈得不到寬恕，永遠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這個女人，只要給她一個怨恨的眼色，就會讓她的靈魂永世不得安寧。可是陳聯詩卻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隻碧色的玉鐲，要將它戴到生產部長的手上。生產部長一直把那隻玉鐲包在一塊精緻的手帕裏珍藏着，後來在“文革”抄家時被抄走了，一直沒有下落。
1960年7月21日，陳聯詩讓人代她寫下了最後一份“入黨申請書”，即第42份入黨申請書。第二天，她在安靜的蟬鳴中，乘鶴遠去。1982年8月16日，《重慶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鄭重宣佈：爲地下黨老黨員陳聯詩同志平反，並恢復黨籍。此時離她“退黨”的時間，整整30年零兩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