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羅塞蒂的傳記作者們受制於她的哥哥威廉姆提供給《1904年詩集》無心的貶損記述。“在作爲一位女性詩人的聲望上”，他評論道，“她從不放肆，也不會自願提及她的任何成就：在滿屋子的平庸者中她的應答似乎最平庸，就像所有人中那最不突出的。”這幅通過她的少言寡語而將注意力吸引於自身的女性肖像，其力量深深銘刻在其後的許多作家心中，包括弗吉尼婭·沃爾芙的隨筆，“我是克里斯蒂娜·羅塞蒂”(1932年)。其後尋察她外表上平淡無奇的一生，有時候會被她剋制和虔誠的生活方式弄混。事實是孩子時期的羅塞蒂有着無法管束的脾氣，而這即是表明難於確鑿地理解在少女時代爲什麼她表現出瞭如此緘默的態度。
這常常使人聯想到她曾經受到過兩次不成功的戀愛的深深影響，首先是與畫家詹姆斯·科林森(James Collinson)，1850年他對天主教的皈依使他成爲不再合適於她的伴侶。相似的困難也發生在與詩人、翻譯家查爾斯·巴格特·卡萊(Charles Bagot Cayley)之間，他所表現的、已證明爲無法接受的原由是他的缺乏信仰。然而，卡萊在他以後的一生中繼續保持了和羅塞蒂的接觸，在他的遺囑中把他“最好的書桌”遺贈給她。至今兩者最可靠的傳記中對於有關羅塞蒂的行爲提出了些未必真實的假說。儘管缺乏有說服力的證據，勞娜·莫斯克·帕克爾(Lona Mosk Packer)在1963年堅持認爲羅塞蒂的詩記錄了一場發生她在與畫家、詩人威廉姆·貝爾·斯科特(William Bell Scott)之間的被放棄的愛情。簡·瑪爾什(Jan Marsh)推測，詩人父親的性虐待可能引起羅塞蒂在性情上決定性的變化。顯然，倫敦基督學院牛津運動者威廉姆·道德斯華茲(William Dodsworth)的佈道形成了羅塞蒂的國教悔罪意識，並深深地影響了她。有好幾年，她在海格特反省院感化墮落的女性。她也廣泛地遊歷，1864年和她的母親及威廉姆到過意大利。但自從1871年患上了格雷夫斯症，疾病不幸改變了她的外貌，她就差不多完全退出任何社交活動了。
無論如何，羅塞蒂並非完全孤立於她的同時代。據說她是藝術家代表作選輯會(the Portfolio Society)的通信成員，它的成員們互相之間傳閱着詩稿。在這個羣體裏她的知交中有兩個卓越人物，吉恩·英格婁(Jean Ingelow)和阿德萊德·安妮·普魯克特(Adelaide Anne Procter)。她的通信還包括她寫給詩人奧古斯塔·韋伯斯特(Augusta Webester)的信件。通過她的哥哥加百列，她開始結識——要只是略爲了解就好了——詩人和畫家伊莉莎白·茜德(Elizabeth Siddal)，羅塞蒂似乎並不欣賞她。在晚年時期，羅塞蒂定期接受麗薩·維爾森(Lisa Wilson)的來訪，後者自己的詩取自羅塞蒂的風格。
克里斯蒂娜優雅聖潔的歌聲，使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爲之傾倒不已。阿爾加儂·查爾斯·斯溫伯恩在讀到她的詩時，驚呼“再沒有比這更輝煌的詩作了”，讚歎她的詩裏迴響着“天堂的明澈而嘹亮的潮聲”;弗吉尼亞·伍爾芙稱讚“她的歌唱得好像知更鳥，有時又像夜鶯”，並且毫不猶豫地把她列在英國女詩人的首位;福特"麥多克斯對她更是推崇備至，認爲她“是十九世紀貢獻給我們的最偉大的語言大師──至少是英語語言的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