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令侃生於1916年12月10日。1933年，孔令侃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1936年大學畢業後，任財政部特務祕書，隨後進入新成立的中央信託局。1937年日軍佔領上海後，中央信託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務理事，主持業務。1939年，港英當局查獲其祕密設立的電臺，將其逐出香港。於是孔令侃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留學，途中在馬尼拉與盛升頤前妻結婚。1943年蔣宋美齡到美國訪問，孔令侃擔任祕書。抗戰結束後，孔令侃回到上海創辦揚子公司。1948年，國共內戰後期，中國出現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政府進行金圓券改革，蔣經國到上海督導經濟管制，以鐵腕手段抑制物價，查封孔令侃的揚子公司，由於蔣介石和宋靄齡的干預，受到挫敗。此後，孔令侃將資金轉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國。宋美齡到美國後，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頓上東城爲她購買的公寓內。1992年，孔令侃在紐約去世，年76歲，無後嗣。
出生
孔令侃生於1916年12月10日，是孔家的大公子，在家排行老二。 後來人們漸漸發現，不僅僅是住單間，孔令侃比任何學生都享有特權。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學校的規章制度、校紀校規對他都如一紙空文，連美國校長都敬畏他三分。
如學校規定學生在校讀書期間必須住校，不得在校外留宿。孔令侃當時剛學會跳交誼舞，舞癮極大。每天晚上都出去跳舞，還常拉着一些漂亮的女同學一塊去，一跳就跳到深夜。學校每晚11點關門，孔令侃就從牆上跳進去，有時乾脆就在外面過夜。他有的是錢，想到什麼旅館住就在什麼旅館住。開始還有同學反映，看到校方對此裝聾作啞，也就沒人管了。
一到星期天早上8點，必定有兩輛轎車開到校門口接孔令侃回家。一輛孔令侃自己開，一輛上坐着幾個保鏢。學校的學生和一般教職員工都在大竈吃飯，校方官員和一些教授吃小竈。爲了照顧孔令侃，校方特別允許他吃小竈。可只幾天，孔令侃就受不了。從小花天酒地的孔令侃覺得小竈的飯菜實在難以下嚥，就和宋藹齡講學校伙食不好，叫家裏到賓館訂飯送到學校裏。於是，只要孔令侃一個電話，到時就有人用車專爲他送飯送菜，風雨無阻。
大學生活
存在決定意識，環境改造人，孔令侃從小就受驕寵。但孔祥熙、宋藹齡對孩子管束得還比較緊。而到了大學，就可以天天不回家看老子的臉色，周圍又全是阿諛奉承溜鬚拍馬，孔令侃越發唯我獨尊，飛揚跋扈，把誰都不放在眼裏。到了大學二年級，他把宿舍裏原來的舊傢俱換了個遍，重新佈置購買了轉椅、沙發、彈簧牀，地上鋪上了地毯，牆上掛上了壁畫，並配備了電唱機、收音機等，伊然像一個高級酒店的客房。 孔令侃雖是個執絝子弟，但也頗有點野心，這可能是從爸媽那裏繼承而來。在聖約翰讀書時，他組織了一個學生團體起名“南尖社”。把那些成天在他四周左右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同學“團結”起來，以便形成自己的勢力和網絡。從這一點上講，孔令侃比之孔祥熙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據說爲這個團體取名時孔令侃還頗費了一翻腦筋，他不學無術，自然想不出什麼好名字來。而他的左右提出的名字，也沒一個讓他滿意。就在這時，孔祥熙第一次出訪歐美歸來，給他帶回了有關希特勒和德國納粹的消息。孔令侃對希特勒組織的納粹黨很感興趣。於是，他就別出心裁地用德語Nazis(納粹在上海話中與“南尖”極相似)的譯音作爲這個團體的名字，“南尖”之名由此而來。
南尖社成立初期，並沒有多少成員。除了那些想抱住孔府大腿的小人外，就是孔府裏的一些閒雜人員。但自從孔令侃大學畢業，在政府裏任職後，南尖社就迅速擴大了。究其原因也很簡單，很多人不論經商做官，都要走孔府的關係。而孔令侃就是孔府的“繼承人”，誰願意爲加入一個不疼不癢的“南尖社”，而得罪孔大少爺呢?
“南尖社”
只是孔令侃自己鼓搗的玩意兒，使孔令侃真正走進政界和商界的當然不是“南尖社”，而是孔祥熙。宋家三姐妹，只有宋藹齡有兩男兩女，而孔令侃就是宋家三姐妹最早的子嗣。宋美齡、宋慶齡包括蔣介石都時不常地恭維幾句。所以孔令侃大學一畢業，就當了南京政府的“特務祕書”。這個職位原本沒有，是專爲他而設，也不好評什麼級，實際上的權力卻大得很。孔祥熙爲了“鍛鍊”孔令侃，常拿一些公文讓他審閱，並教他批改公文。後來孔祥熙覺得這樣還不行，孔令侃在政界要這樣混下去還很難較快發展。就又和宋藹齡商量，出了一個主意–在上海孔府成立了一個辦事處，就叫孔府辦事處，由孔令侃負責。
孔令侃即刻把自己在大學一些要好的和“南尖社”的一些好友邀到辦事處，組成了一套辦事機構，孔令侃當主任。孔祥熙又派了一個自己多年的親信王樑甫當副主任。下設機要、祕書、財務、總務4個組。
就這麼折騰了一陣子，孔祥熙覺得孔令侃積累了一些政治經驗，就想讓其進入商界。孔令侃也對成天看公文、寫文件、上傳下達極爲厭倦。碰巧，這時國民黨政府決定成立中央信託局，由財政部領導，辦理一切由國家指定或和國家有密切關係的信託業務。財政部還準備一次投給其啓動資金100萬元。中央信託局成立時，孔祥熙任理事長，張嘉璈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的身份兼任局長。不久，張嘉璈被擠出金融局，孔祥熙就有意讓孔令侃頂這個肥缺。
任職
可那時，孔令侃剛剛20歲，一下子當局長顯然還不行。於是孔祥熙就想找個歲數大、老實聽話的人當個傀儡局長，而讓孔令侃掌握實權，他在幕後操縱。財政部的人和金融圈子裏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這種意圖，結果有點本事的不願意來，想來的孔祥熙又看不上。要說也是，說是讓你當局長，上有孔祥熙、下有孔令侃，有好事是人家的，出了麻煩就得往自己身上攬，誰幹吶?! 找來找去沒有合適的人，孔祥熙又不敢讓孔令侃幹，最後就把皮球踢給了蔣介石。還是蔣介石老謀深算，他沒用孔家勢力範圍裏的人，而是任命了一個蔣介石的同鄉，叫葉琢堂的人當了局長。這個葉琢堂是個明白人，知道縣官不如現管，到了中央信託局後，第一件事就是去孔府拜見孔祥熙和宋藹齡。不久，抗戰爆發，中央信託局由上海撤到武漢，又由武漢撤到香港。到香港後，葉琢堂任命孔令侃爲常務理事，主管中央信託局的業務和人事大權。那時孔令侃不過二十四五歲，卻成了中央信託局的太上皇，大事小事都要管，於是葉琢堂倒真成了名副其實的傀儡局長。
輕易到手的巨大權力使孔令侃更加狂妄自大。除了少數個別人，如蔣介石、宋子文、杜月笙、葉琢堂外，他把誰都不放在眼裏，對一些曾支持蔣介石上臺的江浙一帶的財閥，直呼其名一點不留情面。當時的交通銀行董事長鬍筆江，曾發牢騷說，這位孔大少爺給我打電話，就像訓孫子一樣，一點禮貌都不講。要知道，我和孔祥熙是同輩份的人吶。
作爲
孔令侃倚仗自己的特殊身份，到處橫行霸道。抗戰爆發前，他有兩部車子，尾號都很怪，是一連3個7。他經常駕車在上海和南京的大街上橫衝直撞，警察後來都知道這個號碼，所以任其違犯交通規則，無人敢問敢管。據說還有一次財政部正在辦公，忽然從祕書辦公室裏傳出槍聲，大家驚恐萬分，以爲發生了意外事件或來了土匪刺客。後來才知道，孔令侃的抽屜裏常年的放着兩把左輪手槍，那天他突然心血來潮，說要和人比槍法，便從抽屜裏掏出手槍，打辦公室天花板上的燈泡。 孔宋兩家有矛盾，孔令侃對宋子文也一點不客氣。他最崇拜蔣介石，而對宋子文則沒放在眼裏。小時候，宋子文常來看他，給他買些玩具、糖果，他還能叫聲舅。長大了，他反而不叫了。他稱宋子文爲“TV”，即宋子文英文名的縮寫。幸虧那時沒有電視(電視的英文縮寫TV)，不然要鬧出更大的笑話。有一次孔令侃聽說美國市場豬鬃緊俏，就趕快叫人去收購豬鬃，準備運到美國發一筆橫財。不料幾天後手下的人報告，說豬鬃收購困難。孔令侃一瞭解，原來宋子文也得到了這個消息，正派人四處收購。他馬上打電話給宋子文，讓其讓出一塊地盤，讓讓他這個外甥，還說好處大家佔、有錢你我分之類的話。
宋子文一直就看不慣孔令侃那股橫不講理的勁。自從孔令侃踏入政界商界後，除了必要的應酬，從不和他說話。這次收購豬鬃一事，自然不會相讓，就回電話搪塞說，豬鬃收購一事他並不清楚，如查明和孔家有衝突之處，自會妥善處理。
孔令侃見宋子文不買帳，就直接驅車來到宋子文的辦公室，和宋大吵了一頓，並佈置手下的人到貴州雲南等地收購，如遇到宋子文公司的人作對，就砸車綁人，然後一切由他負責。
後來，宋子文找到孔祥熙，二人商討後最後劃定了勢力範圍。四川、廣西由宋子文收購，雲南、貴州由孔令侃收購，纔算避免了一場拳鬥。
佟大爲飾演孔令侃
揚子公司
孔令侃做生意，既有從老爹孔祥熙那裏繼承過來的手腕，又有自己的“發明創造”：如炒外幣美金當年就是孔祥熙的拿手好戲，可輪到孔令侃手裏。他玩起來也一點不比他老爹差。
抗戰後，外匯由中央銀行統一管理經營，外匯價格由官方規定。當時1美元合法幣1.2萬元。但不久黑市漲到1美元換法幣4萬元。孔令侃一看這裏頭有油水可賺，就想盡辦法套購官價外匯美元。他通過宋美齡，一次就搞到幾百萬美元。他還將2輛進口高級轎車送給中國銀行外匯部主任，外匯部主任就源源不斷的將平價美元賣給孔令侃。靠着這近千萬美元的外匯，孔令侃在美元市場上進行炒做並大發了一筆。不過，孔令侃賺錢最多的，還是走私和汽車生意。二戰期間，美英等國全力以赴進行戰爭，民用轎車生產都停業了一個時期，於是二戰結束後便出現了供不應求的情況。爲了保障供應，美英等國組織了汽車聯合會的壟斷組織，規定了汽車銷售的兩種價格，即組織成員可買到平價車，而非組織成員則要到市場上去買高價車。孔令侃發現了這一差價，立即在汽車生意上動開了腦筋。他翻開了所有關係單位中曾經和揚子公司、中央信託局有過業務往來的通訊名錄，終於找到了利威汽車公司。
利威汽車公司是在香港註冊的一家英國企業，是美英汽車壟斷組織的成員，在上海經營汽車已有100多年歷史。爲了能達到打入汽車壟斷組織，搞到平價轎車的目的，孔令侃用130萬美金將利威汽車公司95%的股權買下。孔令侃買通了利威的老闆後，卻沒有到香港去變更股權登記。所以從表面上看，利威還是英國的一家公司。
孔令侃這樣做是有目的的，這既不暴露他的真實身份，使一些競爭對手弄不清他的真實意圖，又可以在表面上保持利威英國企業的性質，必要時又可以得到英國法律的保護。於是，利威公司成爲孔令侃在商戰中的一件“祕密武器”。
孔令侃在操縱控制了利威公司後，很快通過其和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關係，購進了一批美英生產的新型轎車。要使這批汽車在黑市上賣出好價錢，當時孔令侃也頗動了一番腦筋。
美國法律明文規定：凡是新車，其銷售都不能超過一定的最高限價，舊車可不受限制。美國法律又規定，只要車裏放有貓或狗，就說明這輛車已不是新車而是舊車了，價格也不再限制。
孔令侃發現了這個破綻後，就去買了些貓和狗，放進購買的新車裏，然後以高出新車最高限價幾千美金出售。當時美國的汽車市場是供不應求，儘管孔令侃的價格較高、購車者仍十分踊躍。由於車裏有了貓或狗，官方又不能說這是新是舊(實際上就是新車)，孔令侃就靠這種手段大賺了一筆。
另外，英、美汽車廠還有一種規定，凡是從中國去英美的人，不分國籍，只要與利威公司簽有合同，事先由利威公司以電報形式向汽車生產廠家預約，這個人到達紐約或倫敦後，可以憑合同按優惠價格購得汽車1輛。這種辦法被英美商人稱爲“本上供應”法。孔令侃在這上面也大做手腳。他派人瞭解即將到歐美定居的人員情況，然後選擇對象，許諾說誰能與利威公司簽訂假的“本土供應”合同，就可以得到一筆好處費。很多出國人員到美英並不想立即買車或買新車，但一筆可觀的好處費使他們成爲孔令侃的馴服工具。於是他們行前先簽合約，到美國後則由揚子公司駐紐約分公司的負責人“伴同”一起憑假合同取車。當時去美國的人很多，孔令侃就通過這種手段，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價格優惠的汽車，然後再轉手倒賣。
孔令侃的精明狡詐，可以說有時令孔祥熙也望塵莫及。這一點從他的用人也可略見一斑。
當時，揚子公司恐怕是設官職最多的公司。這一點不僅令孔祥熙、宋藹齡不解，連孔令侃的朋友和公司裏的一些同事也頗爲奇怪。公司除孔令侃當總經理外，共設有副總經理30餘人，其中多爲洋人。如英、美軍官各1人，英國勳爵1人，美國華爾街代理1人，買辦若干人。此外財政部、軍政部官員若干人，最令人不解的是還有3名德國納粹戰俘在公司任職。
抗戰勝利時，美軍向國民黨政府移交了一批納粹戰俘，國民黨政府選擇後準備留下幾個有背景、有學歷的爲中國所用。孔令侃知道後，立即和有關部門聯繫，從中挖來了3人。當時有人不理解問他，你弄來那些德國佬幹什麼?他們是戰敗國，有功夫多和美國人聯繫聯繫纔好。
孔令侃不聽，不僅要來了3個德國戰俘，還委以重任，使那些德國人十分感激孔令侃。孔令侃看的沒錯，德國雖然戰敗，但德國的技術、文化和巨大的工業潛力是不可忽視的。果然沒過多久，德國的工業開始復甦，中國對德國的貿易也開始復甦。孔令侃利用這3個德國人回德國，很快和德國搞顏料的壟斷資本家掛上了鉤，而當時中國的顏料市場幾乎是空白。不久大批的德國顏料進入中國市場，揚子公司又趁機發了一筆財。
1948年8月，蔣家王朝行將崩潰前夕，國民黨政府又進行了所謂的“幣制改革”，即廢除法幣起用金圓券。金圓券剛發行的兩個月裏，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出現了暫時的穩定，但很快便出現了和法幣同樣的命運。由於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由於在軍事上的失利，金圓券的發行量越來越大，國民黨統治區的物價便像錢塘江的潮水，不可抑制地飛漲起來，於是想靠“幣制改革”挽救國民黨經濟危機的計劃破產了。作爲金融中心的上海反應最爲激烈。資本家一看金圓券貶值如同脫僵的野馬，紛紛囤積物資。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更看出這又是一次發財暴富的良機，便利用資金雄厚的優勢，用外匯在美國購進大批日用品。運到上海後，以黑市美鈔價拋售，再以官價購運美貨在上海囤積，轉手之間便獲利數十倍甚至上百倍。他們還自備了一艘6000噸的輪船，來往上海武漢之間。大量收購糧食和土特產囤積起來，準備高價出售。於是在上海就出現了中國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現象。一隊隊市民揣着一疊疊嶄新的金圓券，就是買不着需要的東西。糧店大都關門，百貨店和副食店的貨架上空空蕩蕩，人們瞪着發綠的眼睛四處張望。而那些官吏豪門們，卻依舊花天酒地，等着物價進一步上漲就可坐收厚利。
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急了。近幾個月來，國民黨軍隊在軍事上節節失利，不僅毫無進攻能力，反而被分割包圍在幾個大中城市不敢輕易出擊。蔣介石的脾氣也隨着南京夏季的氣溫不斷升高而火氣越來越大。聽說上海又有人利用幣制改革囤積居奇，鬧得物價飛漲，人心惶惶，他怎能不火頂腦門兒。
蔣介石把電話打到淞滬警備司令兼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家裏，告訴他要立即進行干預，動員全部警力查辦投機商，堅決平抑物價。
宣鐵吾不敢怠慢，立即親自佈置調查，結果卻令他大吃一驚。凡是在上海能囤積居奇的，個個都是大腕，人人都有後臺。而鬧得最歡的，就是青幫頭子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和揚子公司總經理–孔祥熙的兒子孔令侃。
宣鐵吾左思右想，幾天吃不香睡不着。如果不執行蔣介石的命令，烏紗難保。如果執行了又勢必得罪杜月笙和孔令侃。乾脆，三十六計走爲上計，這年頭他誰也得罪不起。於是他以身體欠佳爲由，向蔣介石寫了個辭職報告，請求免去警備司令兼警察局長之職。
蔣介石一看報告就知道宣鐵吾在耍滑頭。可現在，誰能搬動那些大官呢?於是他想到了蔣經國。
蔣經國被叫來了。蔣介石坐在藤椅上微聞雙目，像一尊泥菩薩。蔣經國以爲蔣介石是爲軍事上的失利而悶悶不樂，就說：“爸爸，你讓我去試試。給我20個師，20個坦克團，由我親自指揮。”蔣介石一聽就煩，又誇什麼海口，什麼20個師、20個坦克團，你知道裝備這些部隊要多少錢。現在的軍費開支已超過20萬億法幣，而全年財政收入還不足20萬億。他緩了口氣對蔣經國說：“前線的事你就別管了，你馬上到上海去一趟，那裏已經亂了套 。”
蔣經國知道了上海的情況後，覺得責任重大，心裏也沒多少底。於是他在去上海前給國防部保密局長毛人鳳打了個電話。毛人鳳便命令上海警備司令部的稽查大隊改爲經濟檢查大隊，受蔣經國直接指揮。
此時，蔣介石也電告宣鐵吾辭職不準，已派蔣經國去上海，共同執行查處任務。
蔣經國手中有了尚方寶劍，便來到上海，在外灘的中央銀行三樓安營紮寨。旋即蔣經國向上海金融和商界明確宣佈，他這次來，是奉蔣介石之命來整頓經濟秩序，平抑物價並查辦投機商的。他不打蒼蠅，專打老虎。
最初，杜維屏和孔令侃並沒把蔣經國放在眼裏，像這樣的陣式他們見得多了，不過喊幾句口號、開幾個會，最好抓幾個小蘿蔔頭應付應付輿論。所以他們拒絕檢查並繼續在黑市上投機。
可此時蔣經國也不是軟柿子。他回國多年，一直沒主管過什麼正經事，這次受命於危難之中，他必以“國家”利益爲重，不徇私情。況且，他也清楚地知道，這次如果不抓幾個大頭，哄擡物價和投機倒把之風是斷然不能煞住的。於是蔣經國掄圓了板斧，向“老虎”的頭上砍去。
當下查有財政部祕書陶啓明因泄露經濟機密，大搞股票投機，人贓俱在;上海警備區經濟科長張業區利用職權，敲榨勒索;行政院長孫科的經濟人、大富商王春哲囤積居奇，明知故犯。這3個案子報到蔣經國那裏，蔣經國大筆一揮：“殺!”
開了殺戒後，蔣經國發現杜維屏等還沒有主動交待的表示，便在一天傍晚突然查封了他最大的一個倉庫。經查發現裏面堆滿了政府明令禁止囤積的物品。
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被捕了。消息像長了翅膀飛遍了上海灘，連孔令侃聽了頭皮都直髮麻，莫非這個俄羅斯兒子(孔令侃稱蔣經國爲俄羅斯兒子)真敢太歲爺上動土?
當時孔令侃的確想錯了，他自稱太歲爺是過分了。國民黨的江山是姓蔣而不姓孔，蔣經國是蔣介石的大公子，若按過去皇帝的規矩，蔣經國就是皇太子。你孔令侃不過是皇親國戚，見了皇太子也得請安。
果然，蔣經國在逮捕了杜維屏後，立即在浦東大樓召集所有鉅商開會。那些平日裏橫行霸市、趾高氣揚的大亨們都乖乖地來到會場，連青幫頭子杜月笙都親自到會，當然杜月笙也是來者不善。
蔣經國開這個會的目的很清楚，殺雞嚇猴，殺了三個，抓了一個大頭。誰敢不聽我的命令，他們就是榜樣。當即到場的鉅商們無不臉色鐵青，額頭冒汗，紛紛表態擁護南京的禁令，要爲幣制改革出力，做遵紀守法的良民。蔣經國不禁暗自得意，以爲大功告成。不料半路上殺出了程咬金。就在蔣經國要宣佈散會的時候，杜月笙站了起來，輕輕地咳嗽了兩聲。
蔣經國預感到不妙，抓了杜維屏，就是給杜月笙看的，但他杜月笙又怎麼樣，犯了法我一樣抓。
就聽杜月笙說道：“我不是來爲兒子求情的，他做了錯事，違犯國家的規定，是我管教的不好，我一是讓他把違法囤積的物資交出去，二是將他交給蔣先生法辦。但我想說一句，既然蔣先生以國法爲重，執法如山，就應該一視同仁。據我瞭解，在上海灘囤積居奇的不止我兒子一家，揚子公司也有不少，蔣先生爲何不到他們那裏查查……”
蔣經國心裏直冒涼氣，他早就聽說孔令侃的揚子公司，但也不願意一下子把孔令侃得罪。查了杜維屏，就是給孔令侃提個警告，叫他主動交待。不料杜月笙當衆將了他一軍，看來孔令侃是不能不查了。
蔣經國當場對杜月笙說：“揚子公司我當然要查，這次不管是誰，觸犯了國家法律，我都不會放過。”
杜月笙冷笑了一聲連說：“好，好!那我敬候佳音。”說罷兩袖一甩，走出了會場。
當天晚上，蔣經國率領經濟檢查大隊直撲揚子公司的幾個倉庫，當場查獲揚子公司囤積的違法物資兩萬多噸。蔣經國一咬牙說了句：“封!”就把這兩萬多噸的物資全部封存，倉庫負責人也給扣了起來。
再說孔令侃，聽說倉庫被封的消息後，知道蔣經國是鐵了心跟他幹，再找他說也沒用。當即他就乘飛機到南京去找宋美齡。宋美齡歷來對蔣經國沒有好感，聽說他在上海亂抓亂殺氣就不打一處來。孔令侃又以要公佈宋美齡在美國的財產相威脅，宋美齡終於答應讓蔣經國住手。
此時蔣介石正在北平督戰，宋美齡急邀蔣介石回來，說上海現在亂了套，到處亂抓亂殺，都搞到了她宋美齡的頭上。蔣介石一聽，也顧不上北平和東北的戰事，急急地乘飛機回到南京。
蔣介石回來之前，宋美齡已到了上海。她找到蔣經國，勸他不要對揚子公司下手，說那樣會從根本上影響國民黨政權的聲譽，給反對的人找到藉口。
蔣經國不服，說蔣介石派他來上海整頓上海秩序。現在是小官看大官，百姓看上頭。如果欺軟怕硬，怎麼能服人呢?
就在蔣經國和宋美齡爭執不下時，蔣介石回到了南京。不久就在南京宣佈：揚子公司一案撤銷，上海的經濟管制結束。
據說當時蔣經國在見蔣介石後垂頭喪氣地走出來，自言自語地說：“我只有先在家裏盡孝，而後對國盡忠了。”
一場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就這樣有頭無尾、草草收場了。而那孔家的大少爺孔令侃守在上海，依舊我行我素，橫行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