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0年即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殺胡黨、廢掉有着1600年之久的丞相制度，是中國歷史的一次大事件。設計了胡惟庸的朱元璋，本來是從“結黨營私”下手，但殺了胡惟庸後，深感意猶未盡，於是挖空心思，給死去的胡惟庸又扣上了兩頂裏通外國大帽——通倭通虜，說胡丞相勾結日本人和蒙古人，不僅是我朱元璋的敵人，而且還是民族罪人。
那麼這兩頂帽子扣得準不準，胡惟庸裏通外國這兩件事存在嗎?
所謂通倭案，就是林賢案。
林賢是誰?明史沒有這個人的列傳，只說他是朱元璋任命的明州衛指揮史。明州，也就是今天的寧波，是明中國東海門戶。拿今天話來說，林賢身份相當於中國東海艦隊司令。
明朝對林賢案的官方描述，是一個很詭異的“諜戰”故事——
這位林指揮史是個好大喜功的人。早在進京述職時，胡惟庸就吃定了他，準備將他發展爲自己死黨。如何利用這個好大喜功的傢伙爲自己所用?有一次，胡惟庸給林賢設了個套，告訴他有一對日本商貢船要經過他的防地，讓當做倭寇船打擊，出動官船去火燒一氣，然後，向朝廷報告“抗倭大捷”。結果，一心想邀功求賞的林賢如是這般做了，不料胡惟庸背後捅刀子，向朱元璋揭發這起“火燒戰船”的遊戲，結果林賢遭到重罰。處罰的方式比較詭異——撤了職，沒有移交司法機關處理，而是發配日本。而更詭異的是，過了三年，胡惟庸派人去日本，暗自將林指揮召回，威脅加利誘，使林賢別無選擇，成了胡黨一員。胡惟庸與林賢共商大計，主要思路是借兵日本，裏應外合，陰謀顛覆洪武政權。於是，林賢領命，回到日本開始準備。
隨後，這起諜戰劇除了胡惟庸和林賢外，出現第三個關鍵人物，那就是日本高僧如瑤藏主，這個人明爲高僧，實際上是高級刺客。在巨大的物質利誘下，這個如瑤藏主與林賢一拍即合。殺手嘛，出個好價錢就幹。兩人籌劃配合胡惟庸變天的一條毒計：帶四百日本武士，扮成僧人模樣朝貢大明，向朱元璋進獻巨燭，也就是大蜡燭，裏邊藏着兵器暗器，伺機暗殺朱元璋。我們知道，日本武士搞暗殺可謂天下第一，他們一不怕死，二擁有對主人的絕對忠誠。如果這夥人真靠近朱元璋，洪武大帝還真兇多吉少。
但是誰知人算不如天算，沒等胡惟庸和日本人動手，朱元璋先下手了。於是這場暗殺流產。
通倭案排在胡黨案第九系列。列入朱元璋親自牽頭編寫的“反面教材”《大誥三編》，但細心的人們發現，此案有很多可疑之處，我歸納爲三大疑點：其一，當時日本並非明朝藩屬國，何以成爲接受明朝官員流放地?其二，明初日本內戰不絕，自己國家尚未統一，有何實力去顛覆他國?其三，時間對不上號。明史記載，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事發，洪武十九年，“林賢獄成”，而日本史料記載，洪武十六年，如瑤藏主入貢大明。也就是說，這三件事，每個相隔三年，那三個人，誰也不挨誰。不能排除，朱元璋在定胡惟庸通倭奇罪時，發揮了豐富想象力，愣是把三個故事整合成了一個故事。
爲了把胡惟庸裏通外國的罪行做足，朱元璋不余余力地追查，並充分發揮了想象力。結果又取得了巨大收穫。查處胡惟庸不僅“通倭”，而且還“通虜”，就是說，胡惟庸不僅勾結日本人，而且還串通北元蒙古人。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就在胡惟庸死後十年，朱元璋挖出了他勾結蒙古人證據。元朝舊臣封績被捕下獄，據封績招供，說胡丞相派自己帶信給蒙古，請他們和胡黨內應外合，胡黨舉事時，請北元出兵接應。而據後來歷史學家吳晗考證：封績是江蘇人，從未到過北邊，但朱元璋及其御用大臣偏偏要逼他供出胡惟庸通元的罪狀，後來覺得有破綻，又將封績改籍爲河南人，把他的身份改爲元遺臣。朱元璋不斷即興更改劇本，無非是想鉤出更多故舊勳貴，把他們釘在漢奸恥辱柱上。
那麼，朱元璋爲什麼要這麼幹呢?非要把胡惟庸和日本人蒙古人連在一起呢?
深度挖掘這段歷史可知，所謂裏通外國，實乃一石二鳥之計。胡惟庸被告發謀發時，據稱他的宅院裏旌旗招展。而區區一宅之地，能有多少兵力?可能朱元璋覺得這樣定個兵變也不好意思，所以要給他增加些外國勢力。
再加明朝初期，國家安全尚未保障，主要外來威脅就是北邊北元和東南日本，號稱“北虜南倭”，誰與這兩個國家勾結就是大漢奸、民族罪人。於是，朱元璋就適時地利用了民族主義情緒，又當了一把民族英雄，特意給胡惟庸加上了“四百日本精兵”，還預備若干蒙古鐵騎，從而將本國奸相和敵國賊寇一勺燴，取得了尊王攘夷的偉大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