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民難於治吏，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在古代王朝中，治民的難度更高於治吏，因爲民間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比起官僚制度要複雜得多。即便是清朝入關後，皇帝們也都開始學習儒家思想，但在治民的方略上，同此前的王朝差不多，都是宣揚儒家的道德觀，以此來整合國家的社會風氣。
雍正皇帝在這方面下的功夫，一點都不比在官員們身上消耗的精力少。他非常清楚，吏不穩，只是疥癬之疾，而民不穩，則國不穩。因此，雍正對治民的重視尤其突出。他曾專門發上諭給各個省的總督、巡撫，要求他們把治民的重要性置於其餘諸事之前。至於地方大吏，料理刑名錢糧案件，自是要緊，若能轉移民間風俗，使之向善，又在辦理諸事之上。
雍正搞的那些改革，除了爲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外，也是在相應的減輕底層百姓的負擔，這是引導百姓向善的基礎。當然，這只是治民的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要主動引導百姓的道德觀，把“刁民”教導成符合儒家思想的“順民”。然而，雍正是想用官府的權威強行推動道德的改變，卻忽視了提高全民素質，其作用只在一時，絕無法永久。
在雍正執政時，他甚至一度因好幾個省的民風達不到他的要求，下旨停止了地方上的鄉試、會試，要求地方上改正後，才能恢復考試。但是，他採取的方式並不太妥當。要改變民風，引導百姓有更高的道德觀，還是需要用全面教育的方式，提高百姓素質，這需要長遠的佈局。當然，在古代，要做到這一點很難，畢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說法，在古代統治階級的心中，還是有相當影響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