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英雄張煌言以其堅定的抗清立場，贏得了時人和後世的讚譽，今天本站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張煌言，字玄著，號蒼水，浙江鄞縣人，他文武雙全，既是一位著名的抗清民族莢雄，又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
作爲南明大將，張煌言投筆從戎、抗擊清廷將近二十年，在金戈鐵馬、九死一生的戰鬥生涯中寫下了大量詩文。
張煌言當前有《張蒼水集》傳世，內有《奇零草》、《北征錄》、《采薇吟》、《冰槎集》等集子。
其中《奇零草》、《采薇吟》內容是詩歌，而《冰槎集》、《北征錄》裏面則是奏疏、書信和檄文。
張煌言的詩文內窖慷慨激昂，而詩歌又是其中的精華所在。
張煌言是我國歷史上具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詩人，他的詩歌刻畫了百折不撓的愛國主義英雄的自我形象，既是一部自傳體史詩，又是忠實記錄南明小朝廷滅亡的詩史。
他那忠於時代的現實主義風格，抒情、議論、敘事相結合的技巧，明暢質樸的語言無不體現出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和卓越的文學才能。
本文將從張煌言的詩歌創作的思想內涵、“詩史”之風、美學風格三大方面來全面分析張煌言的詩歌創作，使讀者對他的詩歌作品能有比較深刻的認識。
一：張煌言詩歌的思想內涵
張煌言詩歌思想內涵的最人特點是處處洋溢着精忠報國、收復失地的志向和同情百姓、憂國憂民的情懷。
煌言在《奇零草序》自序中寫到：“餘於丙戍始浮海，以今十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響動心脾。或提架北伐，激動慷慨年夜方長歌;或避虜南征，寥寂低唱……年來嘆天步之未夷，慮河清之難俟。“
詩人復國之心、報國之志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始終佔據着最重要的地位。
讀張煌言的詩歌，詩人忠義參天的可貴品質與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表露無遺，將詩歌的層次提升到了一個很高的高度，讓讀者肅然起敬。
而這與明初無聊公卿宴飲遊樂的臺閣體詩歌有着天壤之別。
張煌言在1659年北伐兵敗後，隱居於象山花嶴島。
在兵源斷絕、糧草奇缺的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深感復興明室的大業難以成功，哀痛萬分，寫下了《憶西湖》：“夢裏相逢西於湖，誰知夢醒卻模糊。高墳武穆連忠肅，舔得新祠一庫無。”
詩中寫詩人在夢中與岳飛、于謙相逢，表達了性學習先烈、以身殉國的志願。
後因叛徒出賣，張煌言於1663年在象山花嶴島被捕。
張煌言被押解到故鄉寧被時，浙江提督張傑設宴勸降，並表示如果煌言投靠清廷，則高官厚祿不在話下。
但張煌言卻怒斥這個民族畋類說：“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至此，速死而己。”
當晚，他寫下了著名的《被執過故里》的五言歌行。
清朝最高統治者威逼利誘均不奏效，對張煌言無可奈何，最後終於做了決定，將其殺害於杭州。
臨刑前夕，張煌言在獄中的牆壁上寫下了堪與當年文天祥《正氣歌》相媲美的《放歌》一詩。
該詩氣壯山河、雄渾悲壯，其內涵表現了作者欲保持氣節，慷慨赴死，“垂節義於千齡”的決心。
黃宗羲曾經評論說：“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正氣歌》，公之《放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黃宗羲把張煌言的《放歌》與文天祥的《正氣歌》相提並論，認爲《放歌》的文學成就和思想意義也同《正氣歌》一樣，應當流芳百世、傳誦千秋。
二：張煌言詩歌的“詩史”之風
張煌言的詩被稱爲詩史，他的詩歌對明末請初的抗清鬥爭起了記錄的作用。
明代詩風，從臺閣體、前後七子、公安派到竟陵派，都給人一種贏弱的感覺。
而張煌言的詩歌卻恢弘磅礴、有老杜詩史之遺風，詩歌內容金戈鐵馬、關心國家興亡及百姓疾苦，一洗明朝前代之風。
《滃洲行》即是煌言史詩作品的代表，《滃洲行》將抗清鬥爭的經過和場面都栩栩如生地展現在大家而前。
是役，駐守舟山的明軍幾乎全部殉國、張煌言的許多戰友和部下都不幸遇難，在敵我懸殊的情況下，舟山終於淪陷。
悲憤萬分的張煌言寫下了這首驚心動魄、感人肺腑的《滃洲行》，記錄了這場大戰。
《滃洲行》將舟山軍民浴血奮戰的場景生動地描述出來。
“孤城”、“萬騎、“裹創”等細節描寫，把戰爭的慘烈逼真地烘托出來，表現了舟山戰役的整個過程，其真實色彩大大地加強。
張煌言與鄭成功於1659年調集各路反清大軍大舉北伐。
以張煌言爲先鋒、鄭成功爲主帥的北伐大軍進入長江，取儀真、破六合、收蕪湖，光復江蘇、安徽的“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一路勢如破竹，局面大好。
張煌言在連戰連捷的過程中先後寫下《王師北發草檄有感》、《舟次三山》、《師入太平府》等一系列詩來記錄這一壯舉。
然而好景不長，由於鄭成功的指揮失誤，南京城的清軍伺機反撲，鄭軍大規模潰退，已經收復的州縣也再次淪陷。
張煌言率部與清軍力戰，突破重重包圍，在百姓的掩護下，隻身回到寧被寧海、象山一帶。
1659年的這次北伐也是南明軍隊的最後一次大規模北伐作戰，此後鄭成功自覺興復大陸無望，便轉而去奪取臺灣了。
對此，張煌言痛心疾首，寫下《生還四首》、《島居八首》等。
張煌言的詩，真實而又全面地再現了明末清初東南地區抗清的歷史事實，把這些詩一首首地連接起來便是歷史一幕幕的上演。
三：張煌言詩歌的美學風格
從美學風格來看，本文將從表現手法、詩歌語言和藝術風格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從表現手法來看，張煌言詩歌最大的特點就是用典。
南北朝時的文學家顏延之喜歡用典，但是他在詩文中過多地用典常常使作品晦澀難懂，不免有自我誇耀、騁才使氣之賺。
但是如果能恰當的用典，則必然增強詩歌的藝術性，給人以美的享受，使得詩歌富於內涵。
張煌言幼年苦讀，學識淵博，用典可謂是左右逢源、信手拈來，最爲難得的是他用典十分適宜得當。
在張煌言被押解到杭州時，他寫下了著名的《將入武林》：“國亡家破敬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敢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鷂夷?”
這首詩堪稱是張煌言的傑出之作，“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前句是說明代著名將領于謙忠心護國，當年面對也先率領的瓦刺大軍鎮定自若，在北京城外力挽狂瀾、取得大捷，是明代的中興之臣。
于謙文武兼備、保國安民，他的功績像日月一樣光輝。
而後句是說南宋初期的岳飛統帥東南軍民屢敗金兵，保存了趙宋王朝的東南半壁江山，使得南宋得以在江南立國，可謂是功勳卓著。
張煌言拿岳飛、于謙相比，表現了自己不能像他們那樣拱衛朝廷、驅除韃虜的慚愧和悔恨，同時展現了他大義稟然、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
“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屬鷂夷?”這裏也用了兩個典故。
據《漢書·範式傳》記載：山陽人範式和汝南人張勳是同窗好友，完成學業後各自回家。有一天晚上範式夢見張勳身死，於是立即不遠千里，“素車白馬”，前去送葬。
這裏是指張煌言認爲自己殉國後，家鄉父老將會到浙東路上吊唁他。
另一個典故是說伍子胥忠心爲國，但遭到小人詆譭，吳王夫差命令伍子胥自殺井將其屍體裝到鴟夷皮裏，任其在江上漂浮。
這裏是說張煌言相信自己死後也會像伍子胥被裝入鷗夷皮裏投入吳江激起怒濤那樣，引起反響，在錢塘江掀起怒濤。
《將入武林》短短八句連續運用四個典故，且都用到了恰到好處，足見張煌言深厚的文學功底。
張煌言出身名門、探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小飽讀詩書，故而對比興手法也是格外青睬。
如其在戰鬥生涯中所作的《海上二首》中。“龍池一日風雲會”、“螭龍豈是池中物”等句以龍自喻，顯示了張煌言在東南抗清義軍中的領袖地位和他對自己的充分自信，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形象深深地映入到讀者的腦海中。
《擬古》中的“性僻故貪鷗鷺侶，地偏猶逼虎狼墟”則將滿清統治者和漢奸走狗們比作兇惡的虎狼，反殃了詩人對滿清統治者及其爪牙走狗們的輕蔑和仇恨。
在詩歌語言上，張煌言詩歌語言平實質樸，直抒胸臆、通俗易懂。
正如李白所說的“清水出莢蓉，天然去雕飾”那樣，張煌言的詩歌既對語言有所錘鍊，又不露雕琢痕跡。
張煌言語言雖然質樸，卻又很強的感染力，使得豐滿生動的形象躍然紙上。
如名作《野人餉菊有感》：“戰罷秋風笑物華，野人偏自獻黃花。已看鐵骨經霜老，莫遣金心帶雨斜。”
表現了詩人談笑用兵，從容不迫的大將之風，把煌言的忠心鐵骨、將帥之才琳漓盡致地表現了出來。
張煌言用語平易通俗，但平易處往往又含有深意，可見詩人對語言文字的駕馭能力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在藝術風格上，張煌言善於吸收和借鑑前人的優秀經驗，尤其是與其境遇相類似的，諸如晉代劉琨，南宋岳飛、文天祥等先輩，加上自己的錘鍊和創新。
因而總的來說其藝術風格清新質樸、沉鬱悽婉、雄渾悲壯。
張煌言詩歌的風格並非全是關於家國興亡題材，在他早年時期以及征戰閒暇之時仍然寫過不少風格清麗的詩。
如前面提到過的《游龍教寺》，寫得好的遷有《春到》、《賦贈琴師》、《登湄洲謁天妃宮》等等。
張煌言以清新的筆調描述、刻畫山石、美泉、雲海、草樹等事物，古廟飛瀑、湖光山色，構成一幅幅清麗優雅的山水面，令人心馳神往、如臨其境、極具詩意。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中說：“詩之品盲九：曰高、曰古、曰深，曰遠，曰長、曰雄渾、曰飄逸、曰悲壯、曰悽婉。”這裏的詩品即是指詩的品性。
劉熙載《藝概·詩概》說：“詩品出於人品。”就是說通常詩人的作品風格和詩人的人品風格有着緊密的聯繫。
張煌言忠心報國、視死如歸、錚錚鐵骨，置個人榮辱得失於度外，他的詩歌完全是他內心的真實流露，絕無半點矯揉造作。
此外，張煌言的作品大多悲壯質樸、沉鬱頓挫、縱橫馳騁，呈現出的是一種文武兼備的大將軍形象，張煌畝的詩歌風格與他的人物品格是高度一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