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東郡聞喜縣人，東晉、劉宋時期官員、史學家，爲《三國志注》的作者，與其子裴駰、曾孫裴子野“史學三裴”之稱。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裴松之出身世代公卿的士族河東裴氏，八歲熟知《論語》《毛詩》，初仕東晉，歷任殿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故鄣縣令、尚書祠部郎、司州主簿、治中從事史、宋國世子洗馬。劉宋代晉後，歷任零陵內史、國子博士、冗從僕射、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封爵西鄉侯。元嘉四年(427年)，裴松之以南琅琊太守一職致仕，但又被朝廷任命爲中散大夫，後又提升爲太中大夫。元嘉二十八年(451年)，裴松之辭世，終年八十歲。
主要成就
政治
義熙初年(405年)，裴松之調任尚書祠部郎，掌管祭祀之事。東漢末年開始，去世者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且奢靡之風頗盛。東晉承漢魏餘弊，社會風氣浮華奢靡，以誇富鬥侈爲尚，官僚地主之傢俬立碑銘的現象非常普遍，都以此誇耀自家功績，每每標榜身世，高其門第，浮僞失實。裴松之對這種現象頗爲不滿，他上書朝廷，建議嚴加限制。在奏表中，他揭露了當時虛自標榜的浮誇風氣，分析了私立碑銘的危害。他認爲，碑銘之作是爲明示後人，所以碑銘的內容必須與實際情況相稱，才能夠取信於後世。而現在弄虛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後人沒有取信的標準，掩蓋了歷史的真相。他建議，經社會公議認可後，方可勒石立碑。此建議被採納，從此一概禁絕私家立碑，對當時的不正之風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史學
陳壽著的《三國志》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斷代史，敘事精略，記事翔實，取捨材料十分嚴慎，但記載史實也有前後矛盾之處，全書只有“紀”和“傳”，而無“志”與“表”。至南朝宋代，裴松之接到宋文帝的御旨，要他爲《三國志》充實史實，也就是“注”。爲《三國志》作“注”，裴松之除了訪問遺址，考證三國一些事件發生的經過，聽年長者之回憶;另一方面他對所記載的地名、人物、事件一一查書考證。
在《上〈三國志注〉表》裏，裴松之把他的註文概括爲補闕、備異、懲妄、論辯四類。前兩類註文補充陳壽漏載之事、存錄一事的不同說法，在裴注中佔絕大多數，所以清人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這兩類又細分爲四項。後兩類註文對顯然的失誤加以駁正、對史事或陳壽書加以評論，一般會冠以“臣鬆之案”或“臣鬆之以爲”，雖然總體數量不多，但由於更能凸顯裴松之的史學意識，很受學者重視。
裴松之將補闕列爲第一項，主要補記重要事件與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陳壽僅在《武帝紀》和《任峻傳》中用50幾個字略作記載。而曹操在這一重大決策上有何認識與領導，推行中有何艱辛，推行後有何成效，陳壽則未作評敘。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闡明瞭以上問題，將屯田一事作爲曹魏定國的重大國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領這一層面上，裴松之顯然高一籌。又如諸葛亮七擒孟獲一事，反映了蜀漢以“攻心爲上”的和戎政策，又是進行北伐前安定後方的重要措施，陳壽一筆帶過，而裴松之補充200多字，其識見亦在陳壽之上。王弼開魏晉玄學之先聲，陳壽僅以23字記之。裴松之引何劭《王弼傳》補其生平與學說，引孫盛《魏氏春秋》反映時人的評斷，引《博物志》介紹家世，爲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據。馬鈞其人其事，在《方技傳》中了無涉及。裴松之以1200多字補充其生平與重大發明創造，有關指南車、翻車、連弩、發石車以及織綾機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科技生產水平，填補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與重大事件與人物有關的重要文獻亦是補闕的內容，如曹操的《明志令》《舉賢無拘品行令》，曹丕的《與吳質書》，李密的《陳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傳世。
所謂備異與懲妄，是針對同說一事，而各書記載卻各不相同的情況而言的。“並皆抄內、以備異聞(都抄錄在內，以完備不同的見聞)”爲備異，依本志或引證它書做“隨違矯正(隨時發現錯誤即更正)”工作，爲懲妄。二者往往難以截然分開。如劉備三顧茅廬一事，《諸葛亮傳》所記情節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魚豢《魏略》和西晉司馬彪《九州春秋》所記則不同，認爲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裴松之將兩書記載均抄錄於注中，可爲備異;又對其說加以辨析，引《出師表》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蝟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先帝不因爲我地位、身份低微，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廬中來拜訪我，向我詢問天下大事。)”一段，說明“不是諸葛亮先拜訪劉備”這一結論，可謂懲妄。這種備異，懲妄，往往以陳壽書作爲對比對象，再擴及到對其他史書的品評和總結。如在《魏書·文昭甄皇后傳注》中，錄有王沈《魏書》褒美甄后的記載，與陳壽書截然不同。裴松之依據《春秋》之義，認定《魏書》“崇飾虛文(修飾性的假文章)”，並說“推此而言，其稱卞、甄諸後言行之善，皆難以實論(以此推論，他所說的卞、甄諸位皇后的言行，都不一定屬實)”，從而斷定“陳氏刪落，良有以也(陳壽不收錄這部分內容，確實是有理由的)”。對陳壽失誤而他書正確處，亦作明確判斷。如《吳書·樓玄傳注》引虞溥《江表傳》所載樓玄自殺事，裴松之判斷爲“《江表傳》所言，於理爲長(《江表傳》記載的更合理)”。《吳書·諸葛恪傳注》引胡衝《吳歷》所載，裴松之判斷爲“《吳歷》爲長(《吳歷》記載的更合理)”。
這種評斷，在論辨一條中有更多體現。論辨包括評史事與評史書兩個方面，評史事者隨處可見，是史家主體認識的直接表達。評論史書，則有總結同期史著優劣的史學批評的意義。裴松之對《三國志》一書的評論，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評價，又有散見於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評，是較爲全面的;對同期其他史書，則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評點，概括來看，這些評論大致可分爲體例安排、敘事描寫兩個方面。中國史書體例自《春秋》《史記》後，編年、紀傳兩體漸趨成熟，儘管仍存在二體優劣的爭論，但其體式已較固定。裴松之較關注的是對現有體例，尤其是做爲正史的紀傳體的規範化問題。紀傳體以人物傳記爲主，專傳、合傳較好掌握，而類傳如何劃分，則頗不一致。裴松之主張取“事類相從(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的原則，肯定了司馬遷首創“事類相從”的合理性，然後批評陳壽將非爲一類的人放在一傳中，有失體例。如賈詡之儔，實屬“算無遺略、經權達變”的奇士，應放在善作籌劃的程昱、郭嘉等人的類傳中，但卻放在了德智兩全有王佐之風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類(沒有區分類傳)”，本質的異同，應是區分類傳的第一要義。其次，行事相類亦爲重要原則。如魚豢《魏略·勇俠傳》不計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將漢末孫賓碩四人編入魏，是依據“其人接魏，事義相類”的原則處理的。對此，如果說魚豢還僅處於一種自發狀態的話，那麼，裴松之提出“事義相類”的原則，便已成爲一種自覺的認識了。由實踐昇華爲理論，再指實踐，正是裴注史學意義在編纂學上的體現。
在敘事描寫上，強調通順合理，反對“語之不通”。注意容貌狀寫，如對荀彧之外貌，以陳壽不稱述爲遺憾，特引《典略》《平原禰稀傳》補充之，既反映了魏晉著文講究人物容止風藻的時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國史學講究形象描寫的特色，還體現了裴松之對歷史文學的審美要求，即生動形象的描寫可使史著更具魅力，這一點同樣具有史學意義。
歷史評價
宋武帝劉裕：裴松之廊廟之才。
《宋書》：博覽墳籍，立身簡素。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①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辭，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 ②少期集註《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此蜜蜂兼採，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
南宋藏書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四》：鬆之在元嘉時承詔爲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
明代學者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裴松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雜談，旁收博採，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諸家乎 ! 若其綜覈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①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詔爲注，所注雜引諸書，亦時下己意。綜其大致約有六端：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闕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其中往往嗜奇愛博，頗傷蕪雜。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乃注曰“班嘗見太山府君及河伯，事在《搜神記》，語多不載”，斯已贅矣。《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載繇與鬼婦狎暱事; 《蔣濟傳》 中引《列異傳》 一條，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迎孫阿爲泰山令事; 此類鑿空語怪，幾十餘處，悉與本事無關，而深於史法有礙，殊爲瑕頹。②然網羅繁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於陳壽本書焉。
清朝學者錢大昭《三國志辨疑》：①世期引據博洽，其才力實能會通諸書，別成畦町。②裴氏注摭羅缺佚，尤爲功臣。
清代史學家侯康《三國志補註續·自敘》：陳承祚《三國志》，世稱良史，裴《注》尤博贍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