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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倭寇問題的產生:元明兩朝實施的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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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曾經席捲中國東南沿海和朝鮮半島,殺掠中、朝兩國平民百姓無數的日本“倭寇之亂”,今人第一印象無不是明朝中後期嘉靖時代東南沿海的倭寇大起,以及譚綸、戚繼光、俞大猷等明朝軍民可歌可泣的抗倭事蹟。但實際上,倭寇對中國沿海百姓的禍害,遠比此時要早得多。早在元末明初之時,這場歷時200餘年的抗倭戰爭就已開始。

中國有史記載的最早“倭寇入侵”事件,是元朝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倭寇連船數百,擄掠寧波。今人說倭寇,總說是日本破落武士以及沿海“奸民”自發組織的海盜團伙,似與日本政府無關。但根據有關日本史料記載,這有歷史記載的第一次倭寇入侵,確爲日本的“政府行爲”。彼時日本正是鎌倉幕府倒數第二任統治者久明親王(日本後深草天皇之子)統治時期,他在位時確立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並開始組織船隊劫掠朝鮮和中國的沿海地區,曾有大臣後草建司勸他不要激怒中國,他答道:“唐(中國)已不復從前,不足懼。”元朝忽必烈時期的徵日失敗,讓日本對中國從仰視變爲平視。雖如此,彼時“倭寇”的主要掠奪對象,仍然是距離其最近的朝鮮。

元末至正年間天下大亂時期,倭寇對中國沿海的侵擾一度達到極盛。此時日本鎌倉幕府業已滅亡,進入了京都、奈良兩個天皇並立的“南北朝”時期(公元1336-1392年),雙方旗下的諸侯相互征戰數年,亂民四起,大量戰敗的武士浪人搖身一變成爲海盜,這些海盜多來自日本的長州、薩摩、鹿八島等地。日本南北朝下屬的“大名”,也有人資助海盜集團,劫掠後坐地分贓。入侵的路線,大體是每年四五月間,從高麗至山東半島和遼東半島,再至江浙地區。偏巧此?東南沿海變亂四起,東南“義軍”領袖方國珍和張士誠麾下也有不少“海賊”,因此臭味相投,合兵劫掠東南沿海。尤其可惡的是,他們經常在沿海捕獲鄉民,擄至日本後令剃日式髮型穿日服學日語,將其“日本化”,再挾持至中國劫掠,遇官軍圍剿時,就令這些人爲炮灰。曾給元軍抗倭做幕僚的元末文人林伯景在其筆記裏就曾記錄:元兵捕獲的倭寇“俘虜”,相貌與倭人無二,過堂的時候卻齊用中國話喊冤,仔細審訊才知是多年前被擄走的當地“鄉間良人”。所謂倭寇,十有八九都是這些被脅迫的“華僑”。爲防倭寇,元朝嚴令“片板不得下海”,所謂海禁即從元朝開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推翻元朝,天下一統,而“倭患”這個歷史遺留問題,也擺在了百廢待興的大明王朝面前。

明初倭寇問題的產生:元明兩朝實施的海禁政策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初登皇位,倭寇就給朱元璋來了個“下馬威”。同年四月,倭寇與江南張士誠、方國珍殘部勾結,“大掠五府,飽掠而去”。同年五月,倭寇又侵山東,毀蓬萊,登州衛所,“劫掠官庫,軍士死傷逾千”。囂張至極,朱元璋考慮到國家初建,爭取和平解決。同年六月,朱元璋以楊載和趙秩爲使者,出使日本“南朝”,面見主掌“南朝”國事的懷良親王,措辭嚴厲申斥其罪行。孰料懷良親王狂妄,竟當場斬殺趙秩,並拘押楊載。第二年,日本足利氏掌權的“北朝”向“南朝”發動軍事進攻,懷良不支,偏巧此時朱元璋再派使節前來交涉,懷良唯恐朱元璋趁機攻伐,立刻態度轉彎,不但當場道歉,還將被扣押的楊載等中國使節盡數釋放。第三年,懷良派使節至南京,送還被擄百姓70多人。朱元璋大喜,從此與日本南朝建立了外交關係,允許其派使節到中國“朝貢”。然而就在同年五月,又發生了倭寇大掠溫州之事,第四年,倭寇又大掠福建、廣東、海南三省,一月內“沿海鄉民死者逾萬,焚屋千棟”。朱元璋遣使怒責懷良,懷良喊冤,聲稱這些倭寇都是從“北朝”來,非自己屬地。朱元璋這才知道,原來日本還有個更強大的“北朝”。其後朱元璋多次派使臣與“北朝”建立關係,都被懷良設法阻止。值得一提的是,懷良派到中國的使臣,多次重金賄賂彼時明朝“宰相”胡惟庸,與之狼狽爲奸,“通北朝”之事,也是胡惟庸屢屢作梗。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滿遣使朝拜朱元璋,朱元璋見其貢書裏未提“稱臣”一事,因此拒絕收其貢物,但允許日本“光明天皇”的小兒子來南京學習,朱元璋“尤善待之”,但中日關係至今依然處於“冰河期”。洪武十四年,十七年,十八年,又有多股倭寇入侵遼東、山東、海南三省。此時明王朝經過10多年休養生息,國力漸漸強大,朱元璋遂於洪武二十年(公元1379年)命開國名將湯和與周德興在浙江、福建沿海鑄“備倭城”59座,屯兵8萬人,繼而在洪武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兩次挫敗竄犯東南沿海的倭寇,“斬俘甚衆”,至洪武末期,明朝從北至遼東,南至廣東的海岸線上,修築各類衛所200多所,置“備倭軍”近30萬人,精銳兵艦3000多艘,構築起一條海上長城。因此從洪武二十年開始至朱元璋過世,倭患暫稀。這其間,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查知胡惟庸“通倭”,日本“南朝”懷良又送來書信,措辭傲慢,使朱元璋一度想征討日本,但終被大都督李文忠等人勸阻。爲防前元徵倭失敗覆轍,朱元璋在其留給子孫的《皇明祖訓》中,將日本定爲“不徵之國”,稱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不軌,故絕之”。因此200多年後的大明“抗倭援朝”戰爭裏,萬曆皇帝雖調集精銳水師雲集天津,意欲直搗日本本土,終因丁應泰等大臣以“祖制”勸阻而作罷。


在朱元璋過世前的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5年),日本北朝“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滿已經平滅南朝,完成國家統一。這之間他屢派使者來華朝見,皆被朱元璋拒絕。朱元璋過世後的明朝建文元年(公元1400年),足利義滿又派使者前來朝見,在國書中自稱自己是“臣日本國王源道義”,正式向大明稱臣。建文帝欣然接納,熱情招待使者,但日本國使前腳剛走,倭寇就趁江南、浙江一帶明朝的“備倭軍”北上參加“靖難之役”之機,於建文元年,二年,三年連續擄掠溫州、寧波、紹興等地,給風雨飄搖的建文王朝,來了次“雪上加霜”。

朱棣奪取皇位一年後,永樂元年九月(公元1403年),足利義滿再派使者來華朝見,朱棣甚爲高興,給予日本“永樂堪和”,兩國正式建立了“朝貢貿易”。但次年四月,山東、遼東等地接連發生倭寇入侵事件,令朱棣甚爲惱火,恰好日本使臣前來祝賀朱棣冊封皇太子,朱棣便嚴厲申斥,要日本打擊海盜。足利義滿聞訊後,在國內大力“嚴打”,並派重兵全殲了對馬島上的倭寇“大本營”。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將倭寇頭領20人送至大明治罪。朱棣命令日本使臣“自行裁處”。日本使臣在寧波海邊設鐵鍋,點火將這些倭寇“蒸殺之”,獲朱棣賞賜。從此時起至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中國沿海暫時風平浪靜。兩國之間官方的“朝貢貿易”也迅速發展,堪稱是明朝中日關係的“蜜月期”。

轉折從足利義滿病逝開始,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足利義滿病逝,繼任的室町幕府統治者足利義恃被朱棣冊封爲“日本國王”,其後日本對倭寇的約束漸鬆,沿海地區倭患再起。永樂八年二月,倭寇擄掠浙江清南縣,朱棣譴使責問,足利義恃立刻抓捕10餘名倭寇送至中國請罪。一年後,明朝使節王進出使日本,與室町幕府官員發生糾紛,險些被扣留,朱棣震怒下拒絕日本前來“朝貢”,繼而倭患又生,永樂十三年倭寇犯山東,永樂十五年倭寇犯遼東,永樂十六年倭寇犯浙江,因明朝東南沿海守備森嚴,才未造成大禍。朱棣本人的態度也很寬容,經常將捕獲的倭寇放回,堅持要“懷之以德”,並於永樂十六年(公元1418年)派呂淵爲使至日本申斥足利義恃,命其“悔過自新”。同年六月,日本派使團來華道歉,聲稱倭寇是“無賴鼠竊,非臣所知”。朱棣再次允許日本“朝貢”,但限令嚴格。

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新任日本室町幕府首領足利義教被明宣宗冊封爲“日本國王”,再次在國內全力捕倭,以求通好。明宣宗放寬了對日本朝貢的限制,從此時開始至嘉靖朝,兩國之間的官方貿易絡繹不絕,倭寇進犯雖時有發生,但一則明朝海防森嚴,二來日本國內此時打擊倭寇甚嚴,因此和平終是主流。

明初倭寇問題的產生:元明兩朝實施的海禁政策 第2張

說到明朝初年,乃至終明一世的倭患,有個關鍵詞不得不提--朝貢貿易。

明朝初年,日本室町幕府之所以幾次在明朝的壓力下主動捕殺倭寇,甚至送倭寇頭目到明朝治罪,其原因不僅僅是懼於大明強盛的國力,更有對“朝貢貿易”巨大利潤的垂涎。每次“朝貢”,大明不僅有豐厚的賞賜和回贈,而且其在中國購買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物品,倒賣到東南亞地區,轉眼就是10倍的利潤。朱棣時期,明朝屢屢以取消“朝貢貿易”相要挾,加上彼時明朝國力強盛,對朝貢的管制限令森嚴,沿海更囤積重兵,因此但凡大明“發怒”,日本方面就立刻“致歉”“捕倭”。用此法“和平解決”倭患問題,幾十年來屢試不爽。但是在朱棣死後,事情卻起了變化。

從明宣宗朱瞻基開始,明政府對日本朝貢使團的限制日益放鬆。朱棣時期,日本每次朝貢的人數、規模、攜帶貨物,都有嚴格的限制,但從宣德年間開始,管制逐漸鬆弛,日本使節經常夾帶私貨到中國販賣,包括明朝三令五申的違禁品“武士刀”。有時候,使臣私自夾帶的物品,甚至比官方貿易的貨物多10倍。日本使臣每次到來也非常跋扈,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即發生過日本使臣在南京毆死平民的事,當時刑部要求嚴懲,朱棣最終“從寬”,只是讓日本方面賠償死者家屬千兩白銀。此後日本使臣更加跋扈,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和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發生了兩次日本使臣毆死中國商人的事,明宣宗僅發文“申斥”。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臨清當地的指揮使譚敏,因勸解日本使臣莫要搶掠商旅,差點被日本使團圍毆致死,其麾下士兵,因有朝廷“嚴令”,皆不敢管。事情報到明景泰皇帝處,景泰皇帝卻下旨寬大,最終不了了之。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日本使臣在徐州驛站因對飯菜不滿,竟當衆鞭打驛站官員。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日本使臣在濟寧鬧事,當場殺死商人3名。諸多“外交糾紛”,明朝政府多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自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開始,日本使團開始違反朱棣時代規定的每次朝貢“船不過三條,人數不過三百人”的限制,其使團常攜帶武器和士兵,遇到中國軍隊,則出示“勘合”與之貿易,如遇到平民百姓,則大肆搶掠,燒殺之後揚長而去。在與中國民間商人貿易時,更是強買強賣,有時甚至明搶。官方貿易時更張口要中國高價收購,一旦中國官員有所猶豫,他們立刻威脅說“若買賣不成,到時候大批倭寇殺到,搶掠貴國沿海,你負得了責嗎”?所以,大數時候,明朝方面選擇忍氣吞聲,花錢買太平。即使如此,沿海依舊時常有倭寇騷擾,最嚴重的一次發生在明朝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40多艘持有明朝“勘合”的日本船,突襲浙江地區、攻破台州、寧波、定海三衛,一路荼毒平民無數,尤其令人髮指的是,他們抓到孕婦,皆用武士刀剖開孕婦肚腹,取出嬰孩挑在刺刀上爲樂。宣德朝至嘉靖朝中日“朝貢貿易”的100多年間,日本侵擾中國沿海的倭寇,八成左右都是這類日本“經貿代表團”。

明朝中前期雖有倭患,但終未如後來嘉靖朝那般釀成曠日持久的戰火。論原因,一則彼時日本還是一個統一的“主權國家”,其政府對於本國海盜尚能控制,爲了中日貿易的經濟利益,也多次配合中國剿滅倭寇。但最主要的原因,則是中國東南沿海軍民們長久以來的浴血奮戰。

與明朝中期戚繼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將相比,明朝前期抗倭將領們的聲名相比之下遜色很多,這主要是因爲彼時明朝最大邊患不在海邊。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蘇州指揮副使王湛率軍“斬倭寇二百人”,是爲大明抗倭戰爭的第一個勝仗。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湯和屬下千戶李鼎率“輕舟三十條”,在浙江定海擊破倭寇水師,“奪大船三條,溺死百人”,是大明朝第一次在海上擊敗倭寇。洪武一朝三十年,倭寇的大規模入侵有7次,其中被明軍擊潰5次。之後的整個15世紀100年裏,倭寇的大規模入侵有歷史記錄的達14次,被大明擊潰有10次,正是諸多官兵的浴血奮戰,保衛了彼時中國海疆邊民的平安。而這期間最著名的勝利,當屬發生在明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的望海渦大捷。

,朱棣任命早年跟隨他南征北戰的親信劉江爲遼東左都督,鎮守遼東廣寧衛備倭。

劉江,江蘇宿遷人,是早年跟隨朱棣參加“靖難之役”的親兵,朱棣北征阿魯臺時,曾親率騎兵衝擊阿魯臺後陣,“手刃敵人十餘”,迫使阿魯臺大潰,可謂勇將。劉江到任後經過勘察,認定離金州70裏的望海渦乃“咽喉之地”,遂在當地駐兵,嚴陣以待。他還“發動羣衆”,招當地“精於水性之良民”,在周邊海域一帶乘小船布控偵查,嚴防倭寇入侵。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六月,偵查到東南海域有火光,確認倭寇即將來襲,立刻調遣精兵在當地設伏,次日2000餘倭寇登陸攻擊,劉江不爲所動,派屬下徐剛埋伏於望海渦山下,另派百戶江隆率領他精心挑選的“健銳勇士”繞道敵後,約定“旗舉而伏起,聞炮鳴而奮擊”。不久倭寇進入伏擊圈,劉江命令鳴炮,繼而身先士卒奮勇衝殺,明軍伏兵大起,艱苦的戰鬥從清晨打到黃昏 ,倭寇倉皇逃命到山下櫻桃堡內,企圖負隅頑抗,劉江嚴令部將不許攻擊?故意露出一個缺口,引誘倭寇逃命,然後命士兵在倭寇出逃時截擊,終將倭寇大部殲滅,少數逃到海邊的倭寇,也被劉江早已安排好的水師活捉,是役斬首1900餘級,生擒數百人,2600名倭寇無一漏網。這是倭寇侵擾中國沿海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的“全軍覆沒”。捷報傳來,朱棣大爲高興,封劉江爲“廣寧伯”,賜名爲劉榮。當地鄉民也自發爲劉江修築“真武廟”以表紀念。次年四月,劉江病逝,朱棣甚爲悲痛,賜諡號爲“忠武”,安葬於北京永定河畔四平山。今天北京官園南邊廣寧伯街,就是其先前府邸的遺址。

望海渦大捷,在明朝前期的抗倭戰爭裏有重要意義,此戰後100年間,除了日本“經貿代表團”的貿易糾紛外,大規模的倭寇入侵基本消失了。倭寇再次以千人以上規模大肆侵擾,應是百年後嘉靖朝中後期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