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立國之初，稱其猛將如林、謀士如雲大致還是不錯的。可以說，秦之所以能在諸強紛爭中後來居上，並最終混一天下，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由於其持續吸納諸國才俊。然而後來統治秦朝的仍然是這批人，並且司馬遷也曾指出，這些人中不乏安邦定國之才，可是他們卻只能坐看國家日漸混亂，並一步步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原因固然甚多，然細究起來，實與始皇乾剛獨斷、一意孤行、剛愎自用關係甚大。如博士淳于越對新政提出了不同意見，他不僅不聽，還下令把民間私藏的書籍燒掉，並禁止人們議論時政;方士說了他的難聽話，他便大肆株連，以至坑殺諸生460人。凡此種種搞得偌大個帝國，只有他的長子扶蘇纔敢對他直言進諫，到最後，就是扶蘇他也容不下，竟又將其趕回上郡。看始皇如此獨斷專行，不能不讓人在嘆息其對秦亡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的同時，也心生疑問：如此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的人，他是怎樣併吞六國統一天下的?
打開史籍不難發現，併吞六國前的始皇與併吞後的始皇爲人行事大不相同。
在併吞六國以前，始皇是禮賢下士的。如他對魏國人繚以禮相待，讓繚享受與自己相同的待遇，然而就是這樣繚還說他壞話：“秦王這個人長得高鼻樑、長眼睛、高胸脯，說話還聲音沙啞。這樣的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之心，窮困時可以禮賢下士，得志時也容易輕視人，這樣的人不可與之長久相處。像我本是一個普通人，因爲他有求於我，所以他見到我也非常恭敬。如果讓他實現了他君臨天下的夢想，那麼天下的人就都會成爲他虐待的對象了。這樣的人不適合共事。”說過就逃走了。可是始皇知道後，因欣賞他的才能，不僅不怪罪他責罵自己，還派人把他找了回來，並委以重任。
始皇還是待人誠懇、知錯能改的。當時韓國的間諜鄭國意欲通過讓秦修築水利工程以消耗其人力物力的辦法，進而削弱秦國實力的陰謀泄露後，始皇一怒之下下“逐客令”，要盡逐山東六國在秦之遊士。客卿李斯於是上書指出秦逐客乃是錯誤的舉措。始皇讀後，覺得李斯說得有理，便馬上撤回了逐客令，而韓國的間諜鄭國在向始皇講了修渠對秦國的好處後，始皇不僅原諒了他，還讓他繼續主持該項工作。又如在滅掉楚國需用多少軍隊這個問題上，青年將領李信認爲有20萬足夠了，而名將王翦則認爲非60萬不可。始皇當時認爲王翦是因年歲已高變得膽小怕事了，於是起用李信伐楚，結果李信大敗而回。始皇得知消息後，立即親赴王翦家道歉並懇請他領兵出征：“寡人誤聽李信的話，致使秦軍受辱，現在楚軍正乘勝向西進發，將軍您既使有病，能忍心拋棄我不管看着我作難嗎?”
始皇還是集思廣益、從諫如流的。對於李斯、姚賈、尉繚、頓弱等人，他可謂言聽計從。對於重大事件，他往往都要召集羣臣集體商議。如山東四國曾一度試圖併力西向攻打秦國，始皇爲此曾召集羣臣及賓客等60人商議對策。併吞六國之初又曾多次召集羣臣、博士、儒生等議政。
很顯然在併吞六國之前，甚至可以說在秦朝建立初期，始皇的形象還是相當開明的。然而後來隨着神化始皇運動的展開，始皇的性情變了。這其中既有始皇對自己的推崇，所謂“德高五帝，地廣三王”，“以爲自古莫己及”，又有臣下的推波助瀾。如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稱始皇“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李斯又說“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僕射周青臣說“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更有刻石頌功之舉。在數度巡行過程中，先後在嶧山、泰山、之罘、碣石、會稽等處刻石頌功，其中如《琅邪刻石》稱始皇“功蓋五帝，澤及牛馬”、“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會稽刻石》稱“皇帝休烈，平一宇內”(見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最後也是最爲重要的是君主的神聖地位被制度化，亦即確定“皇帝”爲君主的名號。
“皇帝”二字出自戰國以來的三皇五帝的傳說。三皇指傳說中的上古聖君，說法也甚多，然見於戰國末期者只一種，即《史記》中所說的天皇、地皇、泰皇。五帝指傳說中時代在三皇之後的五位聖君，但是具體是哪五位，歷來說法不一。《禮記》指太昊(伏羲)、炎帝(神農)、黃帝、少昊(摯)、顓頊等;《易傳》指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等;《世本》指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祝融等。而《大戴禮記》則提出了六位君主，即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禹等，顯然該書是把“五帝”的“五”理解爲“多”的意思，“五帝”在該書作者看來指的就是多個聖明君主，故而提出了六位君主以付五帝之稱;不過雖然衆史言之鑿鑿，然在戰國以前，“皇”與“帝”皆與人間的君主無關，它們與人間的君主產生聯繫那是到戰國時期的事了。並且考較它們與人間君主產生聯繫的過程，可發現儘管“皇”所處的時代在古史傳說中比“帝”所處的時代要早，但最先與人間君主產生聯繫的卻是“帝”。
關於“帝”字，最早見於甲骨文中，它一方面指上帝，即商代的至上神，在統領所有自然神靈的同時，又管理着人間的各種事情;另一方面又指商的祖先神，即商代已去世的先王，稱做“帝乙”、“帝丁”等。據《禮記》稱，三代時天子去世後，皆稱爲帝。則夏、周顯然亦稱先王爲帝。同時與商相同，“帝”在西周也有上帝、天帝的意思。總之，在西周以前，“帝”與傳說中的領袖並無直接的聯繫。春秋時期，隨着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學術活動開始活躍起來，各種傳說於是也漸漸進入了學者的視野，並日漸豐厚起來。以“帝”來稱呼古代君主的傳說慢慢多了起來，如《國語》列出了列山氏、柱、周棄、共工氏、后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鯀、禹等古帝。《左傳》也有黃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等諸帝。《論語》提到了堯、舜。《孟子》、《墨子》提到了堯、舜、禹。然皆無“五帝”之說。
到了戰國中期，隨着時代的發展，天下漸呈一統之勢，爲了滿足時代的需要，於是在文化領域悄悄地開始了一場古史整合運動，意欲通過整合，使之呈現出歷史向來一元的模樣。同時又由於世人祖先崇拜情結甚深，且愈古愈受人推崇，於是一些思想家爲了使自己的政治主張得到人們的認可，便有意識地打起了古聖先王的旗號。結果到戰國後期，一些史著諸如《荀子》、《莊子》等書纔有了“五帝”之說。《大戴禮記》、《禮記》、《易傳》、《世本》等纔有了實指的五帝。
關於“皇”字，在《詩經》中既有大的意思，又有天的意思，也有君主的意思，還可指天神。《楚辭》中有“東皇”、“西皇”之稱，其“皇”則指天帝。從史籍中看，皇與上古君主產生聯繫的歷史，要比“帝”晚得多，因此它雖在戰國中期與“帝”一起獲得了“三皇五帝”的名號，然而卻遲遲不能落實到具體的某幾個古代君主頭上。
隨着三皇五帝觀念的構成，古史一元的體系也基本得以確立，歷史發展的脈絡因而清晰起來，即歷史是按照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就是皇、帝、王、霸的順序發展下來的。按照諸子的看法，這四個階段各有各的治道。商鞅西入秦，先後說孝公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治國。在商鞅看來，帝王之道就是以德治國，而霸道則純系強國之術。《荀子?大略篇》論及諸道之不同稱“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而《管子?兵法篇》講得尤其詳細，所謂“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兵勝者霸。”漢人桓譚又進而將之總結爲三皇時期沒有制度詔令刑罰，純粹是以道理來治理國家;五帝時期有制度詔令，但是沒有刑罰，以德行教化人民;三王時期是獎善懲惡、諸侯朝見服從領導，以仁義統治天下;五霸時期是興兵征伐、盟會修睦，以信義矯正世風，用權謀智慧爭勝。
很顯然這既是思想家對歷史的總結，又是在爲戰國諸雄設計進取的階梯，因爲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霸”屬於低層次的政治形態，“王”和“帝”則屬於過渡形態，只有“皇”纔是最高的境界，這顯然是在鼓勵時主繼續向前邁進。只是這個進取的階梯是指向過去而不是指向未來的，也就是和歷史發展的方向是相反的，但這正是中國人的傳統，動輒便說今不如古，看似是一種保守的觀念，其實是以隱晦的方式展示着對美好前景的嚮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