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興六年(公元228)諸葛亮親率大軍進攻祁山，很快攻下了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整個關中地區震動。魏明帝曹睿親率大軍坐鎮長安，命令大將張郃率軍抵擋。諸葛亮派馬謖督帥諸軍前衝，與張郃戰於街亭。馬謖違背了諸葛亮的作戰部署，行動失當，被張郃打得大敗，丟失了街亭。諸葛亮進攻失去了依託，只好退回漢中。這就是有名的失街亭和斬馬謖的典故，《三國演義》據此還增加了一處空城計的故事，京劇更是把這些故事整出了三個劇目，合起來稱爲《失空斬》。諸葛亮街亭失敗以後，要求劉禪給予處罰，劉禪寬慰了他，但諸葛亮沒有接受，而是來了一個自貶三級。劉禪只好同意，將諸葛亮降爲右將軍，但仍然行使丞相職權，所管轄的事情也和以前一樣。
自古以來，處分都是組織對個人，上級對下級，像諸葛亮這種情況還真是少有。封建時代實行的都是家天下，實行的是一人統治，皇家就是組織，皇帝再無上級，只有他有權處分別人而不被處分。甚至對他的功過得失都不能議論，只有漢武帝搞了一個像是“檢討”一樣的詔書，後人稱之爲“罪己詔”。不過，這只是就事論事，並不牽扯到處分問題，更不會有降級一說。除了這個人，大臣們只能是提出要求，貶不貶，最終還是皇帝說了算。而諸葛亮已經向皇帝劉禪提出處分請求，劉禪並沒有批准，諸葛亮爲什麼一定要自貶三級呢?
說這種情況少有，不是沒有，先看看有過的先例，曹操“割發代首”。
曹操經常率軍出征，有一次經過麥田，下令說：“士卒都不要損壞麥子，有違反此令者處死。”結果別人都沒有違反，偏偏是曹操的馬受到了驚嚇，竄進了麥地裏。曹操招來主簿論罪，主簿用春秋的典故應對說：自古刑法是不對尊貴的人使用的。曹操說：“自己制定的法令而自己違反，又如何能統帥下屬呢?然而，我身爲一軍主帥，是不能夠死的，請求對自己施以刑罰。”因此，曹操拔出劍來割下頭髮扔在地上。
必須說明，曹操割發的確是一種刑罰。在古人來說，“人之髮膚受之父母”，是不能隨隨便便說割就割的，刑名當中有一種髡刑，就是拔掉頭髮。所以說，曹操的這種自罰，雖然象徵意義更大些，但絕對不是“作秀”，而是實實在在的罰。不過，這當中有一個區別，一個疑惑。區別在於，這時候的曹操已經不上朝參拜漢獻帝了，也就是說，曹操已經完全掌握了皇帝的權力，他就是皇帝，漢獻帝只不過是一個名字符號;而諸葛亮，雖然也強調“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出師表語)”，但皇帝皇宮和丞相丞相府還是有區別的。這就留下了一個疑惑，諸葛亮和當年的曹操一樣嗎?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肯定會有人說，諸葛亮和曹操絕對不是一碼事，這是大忠和大奸的區別，不可同日而語。
那麼，諸葛亮爲什麼還要這樣幹呢?
實際上，諸葛亮這樣幹就是在顯示權威。這時候的諸葛亮和漢獻帝時候的曹操並沒有什麼區別，都是能夠“挾天子”的人。只不過，曹操已經把漢獻帝完全控制，漢獻帝只有一個皇帝的虛名，曹操所做的任何事情他已經不知情。而諸葛亮的“總攬內外”的權力是皇帝劉禪“給予”的，諸葛亮所幹的大事情，需要給劉禪(皇帝)報告一下。區別僅僅在於，曹氏亡了漢家天下，諸葛亮輔佐的這個蜀漢君主是被魏國所滅。
諸葛亮既然已經擁有了絕對的權力，他還有必要再顯示權威嗎?要說有還真有。這主要是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李嚴，二是劉禪。李嚴也是劉備臨終的託孤重臣之一。章武三年(公元223)，劉備臨終託孤，李嚴和諸葛亮都是遺詔輔佐劉禪之人。劉備的意願是讓李嚴“統內外軍事”，但李嚴始終住在永安，南征北伐等軍事都不用李嚴“統領”。諸葛亮北伐失利，恰恰是軍事上出了問題。有了問題就要檢討總結，所以，諸葛亮如其讓人家說，還不如自己說。這就是她要向李嚴顯示的權威。再說劉禪，剛當皇帝時年齡是十七歲，按當時的說法，他還是一個未成年人，因此，諸葛亮以他沒有執政經驗和能力爲由，總管了“內外”一切政務。但這次事件發生時，劉禪已經二十二歲了，按道理說，即便是不發生過失，諸葛亮也早應該把權力還給劉禪了，但是他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他上書劉禪，不是請求處分，而是直接決定“自貶三等，以督厥咎”。這時候的劉禪，就像是一個辦事員一樣，只需要整理一份材料，蓋個公章就行了。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種推論，那麼還有一個問題可以說明，姜維封侯。姜維是天水人，在諸葛亮這次北伐時，天水太守懷疑他有異心，將他關在上邽城外，不得已投降了諸葛亮。諸葛亮馬上任命姜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侯”。假如說，任命姜維官職是一種需要，而封侯，這是丞相的權力嗎?即便是在戰爭環境下，封侯必須有功，姜維又有什麼功勞?姜維封侯，諸葛亮根本就沒有請示。
這樣看來，諸葛亮自貶，就是在顯示他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地位。皇帝算什麼?皇帝只是他的“義子”，而他是皇帝的“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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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自比管仲體現了他什麼樣的性格
諸葛亮沒有出山以前，常常把自己比作是管仲、樂毅，這一點，史書和小說說法基本是一致的。管仲蕭何都是歷史名相，兩個人所處的時代雖然不同，卻是各有千秋，都爲時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就所處時代和所輔佐的君主來說，劉備有點兒和他的祖上劉邦更接近一些。劉邦當漢王前，一直是受制於項羽，這和劉備受制於曹操差不多。劉備處於天下紛爭之時，這和劉邦有點兒相似之處。如此說來，作爲輔佐者，諸葛亮更應該把自己比作蕭何纔對，可是他卻自比管仲。諸葛亮爲什麼要這樣自比，而不是把自己比作蕭何呢?
大背景讓他有所顧忌
管仲所處的時代，雖然已經是天下紛紛，但諸侯國家各自爲政且被他國承認，只因爲這時候天下的共主名義上還是周天子，管仲輔助齊桓公和齊桓公擁護周天子並不矛盾。諸葛亮所處的時代不同，這時候天下名義上的皇帝是漢獻帝，而漢獻帝卻是掌握在曹操手裏。蕭何是丞相，而諸葛亮時代的丞相是曹操。儘管很多地方大員早已經成爲“諸侯”，早就不聽中央政府的號令，但劉家天下的皇帝還在，這時候誰要是去當蕭何，的確有點兒不合時宜。
如果我們拋開這個大背景，從他們自身情況來看看，諸葛亮爲什麼選擇的是管仲而不是蕭何呢?
管仲文武兼備，而蕭何則是隻有治國理政才能，沒有表現出軍事才能。
管仲所處的時代，一個國家可以不設相國，但一旦設立，就有很大的權力，用後世的話說，他們是“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所以，管仲在齊國實行了比前人更大的改革，所有的條文都是他提出來的，齊桓公只是批准者，制定、執行都由管仲進行。正式上任之前，管仲還推薦了一些官員讓齊桓公任命，這有點兒現代組閣的意思。齊國作爲一代霸主，有過幾次較大的軍事行動，而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管仲隨行，他的這個角色，很像是後世的軍師和現代軍隊的參謀長一職。不過，齊桓公這個軍隊“總司令”，卻是個“甩手掌櫃的”，除了戰前發佈命令，戰後接受祝賀，其他的事情基本都是管仲的。這還不算，有時候心血來潮，齊桓公魯莽用兵，管仲還要給他“擦屁股”，讓他的行爲合乎正義。比如，齊桓公伐楚。本來，齊桓公因爲一時不高興將蔡國的夫人趕回去了，蔡國在沒有解除婚姻關係的情況下將其改嫁，就爲這事，齊國要對蔡國用兵。管仲給齊桓公找了一個藉口，說是楚國不向周天子進貢，因而由伐蔡變爲先伐蔡後伐楚，既讓周天子高興，又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
蕭何也是相國，這在統一的中央政權下很少有人能夠擔任這一職務，從秦始皇開始，就把相國稱爲丞相。鑑於呂不韋的教訓，秦始皇還有意削弱丞相的權力。所以就權力而言，蕭何和管仲相比那是大打了折扣。又因爲蕭何個人經歷的原因，他的軍事才能並沒有得以展現。劉邦做沛公，蕭何作爲助手辦理的也是一些公務而不是軍務。劉邦進入咸陽，手下將領們搶奪的是財物，蕭何收取的是文獻資料。劉邦當了漢王，任命蕭何爲丞相，想回兵東進，卻先要找一個統兵大將。爲什麼不讓蕭何作爲大將呢?可見劉邦知道蕭何是治國的高才，不是統兵的大將。劉邦在評價人才特長時說蕭何：“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保證運糧道路不被阻斷，我比不上蕭何”，也沒有說他的軍事才能。
也就是說，諸葛亮覺得自己文武兼備，他要做一個像管仲那樣的“相國”，而不是做一個蕭何那樣的相國。
管仲自始至終都得到信任，而蕭何則沒有這般幸運。
管仲本來輔佐的是齊桓公的哥哥公子糾，爲了幫助公子糾當上國君，管仲還拉弓搭箭射了齊桓公一箭，差一點要了他的性命。但是，當鮑叔牙極力推薦，經過談話知道了管仲的才能以後，齊桓公馬上任命管仲爲相國，從此再也沒有絲毫動搖和猜忌，也就是從來沒有更換相國的想法。
蕭何不同，劉邦嘴裏說的比齊桓公要甜蜜的多，內心卻始終隱含猜忌。漢五年，劉邦打敗項羽平定了天下，準備論功行賞。劉邦那意思是讓蕭何爲第一，可是很多人認爲蕭何只在後方，不如他們披堅執銳攻城拔寨功勞大，很不服氣。劉邦說：“打獵時，追咬野獸的是獵狗，但發現野獸的蹤跡，找出野獸所在的纔是獵人。”因此，他把那些衝鋒陷陣的將領們比作是“功狗”，而把蕭何比作是“功人”。但是，蕭何卻並不是始終被信任。楚漢爭霸時期，劉邦在前方打仗，蕭何協助太子留守後方。漢三年(前204)，劉邦多次派遣使者慰勞蕭何。有個叫鮑生的人說：“漢王在前方風餐露宿，卻反過來派使者慰勞您，這是有懷疑你的心意。”蕭何於是聽取了鮑生的意見，將自己的子、侄都派到前線去，劉邦這才高興放心。劉邦死的這一年(前195)，英布反叛，劉邦親自帶兵平叛，他仍然多次派人來詢問蕭何在幹什麼。可見，劉邦自始至終對蕭何都是重用而不是信用。而蕭何爲了自保，竟然採取的是自毀清譽的方法，因爲他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威望太高。當蕭何藉機會爲百姓請求上林苑的空地耕種，劉邦立刻將蕭何下獄。就是蕭何這個相國，劉邦也並不認爲非他莫屬。在《史記·留侯世家》中有一句話：“勸皇上立蕭何爲相國”，說明劉邦對此信心並不堅定。
諸葛亮肯定是想當一個始終被信任的人，這是他自比管仲的另一個原因。
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而蕭何只是在聽主子做事。
相國無論多麼風光，但是這天下(地盤)都是人家的，你立了功得到一些利益，也都是人家賞賜給您的。在這個方面，管仲和蕭何並沒有任何區別。他們不管權力有多大，和君主永遠都是主從關係，任何時候都改變不了。但管仲和蕭何由於遇到的主子不同，所受到的信任不同，他們在各自集團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有所區別的。管仲提出的所有主張，只要齊桓公點個頭就行了，或者是，齊桓公想幹一件事情，只要把這件事情說出來，剩下的都由管仲來完成。也就是說，管仲是在替主子做事，齊桓公只不過是一個所有者而已。而蕭何不同，他也在做事，但他的這種做事，是在劉邦的允許之後纔可以做，即便這樣，蕭何還得時時看一看劉邦是不是高興。這讓蕭何養成了大事不表態的習慣，直到劉邦死後。臨終前，蕭何病重，漢惠帝劉盈問他誰可以接替?這件事本來劉邦已經有安排，那就是曹參。曹參自己也知道，蕭何也會推薦他，儘管兩人有矛盾。但是，蕭何就是不先說出來，而是用一句“知臣莫如君”來搪塞。劉盈說：“曹參這個人怎麼樣?”蕭何馬上說：“陛下得到合適的人選了，我死了也不遺憾了。”如果不是人們理解他的無奈，這哪兒像一個起棟樑作用的相國所說的話!
諸葛亮不會願意自己走到蕭何那個處境中。
實際上，諸葛亮是不是把自己比作管仲也很難說，但古代文人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成爲管仲，而不希望自己做蕭何。他們希望自己遇上齊桓公這樣的帝王，以便自己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才華，已達到“致君堯舜上”的人生志向。而蕭何雖然歷史功績同樣彪炳青史，但他那種提心吊膽過日子的人生經歷卻並不令人羨慕。或許，這就是文人情結，他們是想借着諸葛亮的事情說出自己的心裏事吧。
“諸葛亮自貶三級”是哪三級？
“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揮淚斬馬謖”，是三國故事中令人扼腕嘆息的一出悲劇。大家對此討論的很多，本人不才，也湊湊熱鬧。
劉備在白帝城託孤時曾囑咐諸葛亮：“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宜察之。”但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古訓在謹慎的諸葛亮身上應驗了。由於馬謖確實是智謀之士，曾向諸葛亮提出了不少良策，二人非常交好，馬謖甚至以諸葛亮爲“父”而事之。因此，諸葛亮對劉備的囑託不以爲然，一直認爲馬謖是“當世之英才”，對他仍然非常器重，經常和他通宵達旦地討論軍國大事，使得睿智的諸葛亮被馬謖誇誇而談的謀略和理論矇蔽了明亮的“慧眼”，沒有“透視”出馬謖“言過其實”的另一面。
兵出祁山時，在關鍵時刻，諸葛亮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面對馬謖的主動請戰，聽信了馬謖輕敵的豪言壯語和所謂的“軍令狀”，就沒有安排其他久經戰陣的宿將爲先鋒，而是任命馬謖爲先鋒官。儘管選派了“平生謹慎”的上將王平擔任助手，但是熟讀兵書、頗知兵法的馬謖卻堅持以違背實際情況的理論爲指導思想，作出了錯誤的戰鬥部署，還拒絕王平的正確建議，最終導致了街亭失守的敗局。
智者千慮，仍有一失。即使是諸葛亮這樣用人謹慎的大智之人，也會受到感情親疏的左右，也會犯下用人失當的錯誤。
二
當馬謖兵敗的消息傳到大本營後，諸葛亮頓足長嘆：“大事去矣!此吾之過也!”後來，又對有功之將趙雲說：“是我不知愚賢，以致如此……”自責之情，溢於言表。
咱們儘管不清楚諸葛亮當時經歷瞭如何激烈的思想鬥爭，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諸葛亮深知：紀律就是制勝的法寶，法不容情，必須堅持原則，公正處理，明正軍律，表現出了爲興復漢室而執法如山、賞罰分明的堅定立場。
其實，更能彰顯諸葛亮人格魅力的是，他並沒有把馬謖當作“替罪羊”一殺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脫得乾乾淨淨，而是進行了一番深刻的自我批評，自己勇於承擔了兵敗的責任。
諸葛亮在上奏後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誠的自我剖析和檢討：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統帥三軍。由於我治軍法度不嚴，做事不夠謹慎，以致出現了街亭失守的敗局。這個責任，在於我知人不夠，用人不當，因此我情願自降三級，以督察我的過錯。”。諸葛亮旗幟鮮明地把“用人失當”的“帽子”戴在了自己頭上，樹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贏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動和倍加敬佩。
在馬謖受刑時，諸葛亮的心情錯綜複雜，先帝的話也在耳邊反覆迴響，要不然他不會熱淚盈眶，大哭不已，這其中固然有對馬謖的依依不捨和不勝惋惜，恐怕更多的還是對自己用人失當的深深自責和無限痛心，愧對了先帝的遺言，可惜悔之晚矣。
三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大大小小類似錯用馬謖的歷史悲劇也在不斷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諸葛亮那樣嚴肅而公正處理的卻不多見。由此可以看出，諸葛亮敢拍胸脯，勇於自責，退而補過，不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時代堪稱典範，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正如一位名人所說的：“除了廟裏的泥胎不犯錯誤，活着的人哪個十全十美?”特別是當權者，掌握着或大或小的權力，權力就是責任，權力愈大，責任越大。如果犯了錯誤之後，就一味地怨天尤人，對應承擔的責任上推下卸，而自己卻不好好地反省，不作深入的自我批評，那就是錯上加錯了。有些當權者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陷入了誤區。
比如，由於當事人失職而出了問題，對當事人進行處罰是必要的，也是必須的。作爲當權者呢，也應該難辭其咎，應主動承擔有關的領導責任，這是當權者的本分，也是應有的覺悟和境界。但是少數當權者卻並非如此，不是勇於承擔責任，不是認真吸取教訓，不是積極糾正失誤，而是煞費苦心地在如何推脫責任上下功夫——有的用“捂”功，千方百計地捂着蓋着，企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實在遮掩不住了，便啓動縱橫交錯的“關係網”，讓直接責任人逃脫應有的處罰，自己也就相安無事;有的用“推”功，玩弄“丟車保帥”的把戲，把一切責任都推給直接責任人，誰讓他出錯呢，全都擔着吧，自己則若無其事;還有的用“輕”功，稍微放下點架子，避重就輕，象徵性地來一句“我也有一定責任”，再來點“蜻蜓點水”式的“自我批評”，至於其它的具體責任，那就不關我的事了。等等，不一而足。這些既不照章辦事，更不引咎自責的做法，與諸葛亮一比，可是大相徑庭了。
再如，在處理事故的過程中，一些同志爲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不怕苦累，不怕險難，不怕死傷，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對於某些眼光“敏銳”、思路“開闊”的當權者來說，在面對需要承擔的責任時，這些英雄行爲就成了可以利用的“救命稻草”，就耍起了另類“聰明”，玩起了“曲線糾錯”的伎倆——他們不是從自身查找原因，引咎自責，防止類似事故的發生，而是圍繞這些英雄行爲大做文章，運用一切輿論工具大張旗鼓地宣傳這些英雄行爲，以此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和關注點，掩蓋自身的過失。他們把本來可以避免的事故說成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是“天災”而不是“人禍”，把這些英雄行爲說成是領導精心培養教育的結果，是“教育數年，展示一時”。文過飾非一番後，壞事在他們的嘴裏和宣傳工具下搖身一變成了“好事”，事故責任也就相對地“輕描淡寫”了。這樣的手段確實是“高”——“高”得離譜，“高”得邪乎，不但掩蓋了矛盾，吸取不了血的教訓，而且敗壞了風氣，造成了惡劣影響。
確實，自責是需要勇氣的。有些問題的發生，不能排除其中有客觀因素的影響，但究其根本原因還是主觀因素造成的。爲什麼有的當權者就沒有認錯擔責的勇氣呢?深入探究，恐怕是心中有“四怕”：一是怕被追查責任，丟了“烏紗帽”;二是怕被別人抓着把柄，引火上身;三是怕因此丟了面子，令自己難堪;四是怕不能被別人理解，扣上“就他能出風頭”的“大帽子”。當然，可能還有其他原因。在這樣忐忑不安的複雜心理的驅使下，也就不願意、也不敢承擔責任了，甚至把錯誤和過失推到別人身上，發展到——諱疾忌醫了。
其實，自責就是嚴格的自律。敢不敢承擔責任、能不能承擔責任，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個當權者是否具有嚴以律己的品質。一個連自己的錯誤都不敢承認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從他身上找到嚴以律己的勇氣呢?而一個缺乏嚴以律己精神的當權者，人們又怎麼能相信他能正確地對待別人、對待錯誤呢?只有那些心胸坦蕩、襟懷坦白的當權者，才能正視自己的錯誤，才能敢於承擔責任。他們知道，承擔責任，就是爲了反省，爲了改過，爲了以後的進取，這是一個教育人、感染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團結人、增強團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