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精神醫學不發達，對心理疾病缺乏瞭解。因此，對某些人暴戾乖張的行爲，常常用性格偏執，缺乏修養來解釋，極少有人能想到這也是一種精神病變。用現代觀念來看下面這樁奇案，就不難得到一個答案：晚年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現了一些問題。
在明太祖晚年編撰的特種刑法《大誥三編》中，記錄了這樣一件奇案。此案之所以稱爲奇案，是因爲朱元璋對此案的處置方法與衆不同：醫生王允堅私售毒藥事發，朱元璋便命他服下自己配製的毒藥，待毒性發作後，又要其交待解毒之方;並用糞清兌涼水爲其解毒，直至次日方梟首示衆。在“服毒及其反應”的測試中，年老的朱元璋反而更像一個一絲不苟的科學工作者，他不但認真地記錄了服毒者在神態上和生理上出現的種種異常反應，還高度關注其臨近死亡時的心理活動。整段文字描述得繪聲繪色，以致朱元璋事後回憶時，仍是那麼興致盎然，回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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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上案例來分析朱元璋的晚年心理，使人感覺到，這個以鐵腕治理着大明天下的布衣皇帝，隨着年齡越來越大，其行爲也讓人覺得越來越反常了。究其原因，是因爲晚年的朱元璋產生了越來越重的幻滅感。這種幻滅感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隨着老年的到來，朱元璋突然間意識到了“帝力之微”的無奈。譬如：他用重典治國，用鐵腕反tan，而且一度堅信只要大明王朝按照他所確定的軌道運行，就一定能“復先王之治”，自己就能成爲一個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他顯然不那麼樂觀了。而且不止一次地感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我這般年紀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甚至故意貶低自己是“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這樣悲觀的情緒發生在自起兵以來就一直順風順水，登基後又以天縱之聖自居朱元璋身上，是不可思議的。
太子朱標的早逝，對朱元璋原本強悍的心理不能不說是致命的一擊。他在極度的悲痛之中召見羣臣，一邊大哭，一邊悲嘆：“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於此，命也!”在羣臣面前大哭，毫不遮掩地表現出自己軟弱的一面，這對於朱元璋來說也是罕見的。
太子死後，衰病中的朱元璋下詔徵求善於預測未來的術士，“試無不驗者，爵封侯”。一個向來迷信權力的人，突然變得如此迷信命運，這說明支撐朱元璋強悍的內在根基已經動搖了。對於一個處在迷茫之中，又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來說，是最容易因被焦慮所困擾而變得喜怒無常，暴戾乖張的。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僅僅是幻滅感，還有一種因患得患失而產生的憂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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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明太祖希望，費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打下的朱明江山能夠世世代代傳下去，因此，沉重的江山就背在了明太祖的身上。雖然他相信，在他有生之年，無人能撼動這座大廈的根基，但在自己撒手西去以後呢?由於皇太子早逝，他選擇的是太子的兒子朱允炆做皇位繼承人。由於皇太孫的年幼柔弱，這就更加重了朱元璋擔心江山在他身後一朝易主的心理負擔。
於是，爲了確保朱家天下不被易主，朱元璋必須與時間和死神賽跑，抓緊做好最細緻的防備工作。一方面，他除了起早貪黑，廢寢忘食，爲確保江山無虞而爭分奪秒地工作外;還要爲了清除隱患，不惜大開殺戒。另一方面，朱元璋也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經不可能在有生之年，替後代把危及朱明江山的所有漏洞都堵上。這就使得年老的朱元璋愈發焦躁不安了。
在幻滅感和憂慮感的雙重重壓下，晚年朱元璋的暴虐與攻擊性達到了極致。他對臣屬方信又疑，才赦復罪，讓人不知所措;就是其嬪妃，即諸王子的母親，也常常會成爲其發泄異常心理的對象。據清人查繼佑的《罪惟錄》記載：在御河中發現一墮胎嬰兒，朱元璋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懷疑是楚王朱楨之母胡充妃所爲，乃親自處死胡充妃，並棄屍郊外;楚王來朝，哭求母屍而不得，只得到一條練帶歸葬於王府。魯王之母郭寧妃、唐王之母李賢妃、伊王之母葛胡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時被殺，三具屍體裝在一個大筐中，埋於太平門外。待朱元璋怒氣平息，想用棺木重新安葬時，屍體早已腐爛得無法辨認，只得堆了三個墳丘算作三妃墓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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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在記述朱元璋的晚年生活狀態時，有這樣兩句：“中夜寢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則終夕不寢”。一個時時擔心江山易主，時時處於高度緊張，稍有風吹草動，就徹夜不眠，惶惶不可終日的老年皇帝，怎麼可能不產生心理變態呢?而這種變態的心理，往往會驅使他去用一些常人難以理喻的暴虐行爲來紓解他的焦慮情緒，從而得到某種病態的心理滿足。就像親自觀看服毒者的垂死掙扎一樣。
一個一生都在爲了鞏固自己的政權和手中的權力，而不懈努力的皇帝，在幻滅感和憂慮感的重重壓力之下，怎能不會變得喜怒無常，暴戾乖張，甚至逐步發展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變異呢?由此想來，對於晚年朱元璋一些有悖常理的怪戾行爲，除了憎惡以外，往往還會使人生出些許的同情和憐憫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