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分爲西漢和東漢,是繼秦朝之後強盛的大一統帝國。這是今天小編給大家說的故事，歡迎關注哦。
秦漢時期是華夏族羣，正在不斷成型與穩定的大一統時期，對於後世的我們來說，那是從分裂走向統一的特殊歷史性階段。也是漢民族命名的符號。而這一階段正是秦始皇奠定基礎，歷經西漢幾代帝王的努力經營，纔有穩定強盛的局面。
直到漢元帝在位時，西漢國力達到有史以來最巔峯狀態。但爲何史學家甚至後世人，卻對其評價非常低?甚至可以說是很差。這其中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的結果?
這就不得不說他執政期間的一頓失誤操作，爲西漢的衰亡，以及東漢的滅亡，都是其施政的原因，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甚至到後來三國的局面與五胡亂華的混亂時期，也是不無關係的。那他到底做的什麼事情讓後果這麼嚴重?
其實對於任何施政者來說，主政期間都想做一些功績，漢元帝也是一樣，無論是征伐西域的陳湯，所說的“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壯舉，也有消滅郅支單于逼得匈奴內亂分裂，迫使南匈奴投降漢朝，並有和親的昭君出塞，穩固漢朝北部邊疆，怎麼看都是聲威赫赫的壯舉。
但這些只是發生在他在位期間，並不是他的功績。而是自漢武以來，打出來的邊軍武力巔峯值的延續。而這些根源問題正是與漢朝的國策有關。正是因爲這方面最關鍵的問題。關乎於國家政權穩定，對於其最基本國策延續與否，是最慎重的。而西漢沿用已久的國策正是“儒法合一”，這是鑑於秦二世而亡的教訓，纔有外儒內法的治國之道。
根據國情的不同時期，採用相對應的是儒爲主還是法爲主的國策。但根本就是二者之間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如漢朝初期幾位君王“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纔有“文景之治”的國力恢復期。而到漢武帝時期達到巔峯狀態時，則轉化爲對匈奴反擊的戰爭打擊力。這就是不同時期的儒與法之間的轉換。
即使漢武帝重用儒家學說，也只是強化中央集權的需要，並沒有摒棄法家的思想。二是儒法並用的治國策略。對內部百姓而用儒道爲主，對不法地方豪強勢力與封王，則採用法家之術嚴厲打擊。從而維護中央權威，抑制地方勢力做大，與不順從中央控制的勢力。
而這一國策從漢高祖一直延續到漢宣帝，歷經呂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共七位執政者的繼承與弘揚。纔有“文景之治”的國力恢復期，漢武帝大一統與對匈奴決戰的強漢威名，也有後來的“昭宣中興”的盛景，最後纔有漢元帝時期的西漢國力最鼎盛時期。
只是新繼位的漢元帝並沒有意識到這一國策的重要性，而是全盤否定已有的國策。把關乎國家穩定的基石給一一廢除，首先就是“儒法合一”的治國之道改爲純儒思想治國，而這種思想就是匡衡提出的“復古儒學”，也就是腐儒學說。把先帝留下的儒學實幹家蕭望之等老臣迫害死。
這就導致朝堂混亂，也一度引起國內的社會衝突。甚至對於地方豪強的抑制手段也被取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陵邑制度”，這是把已成氣候的地方豪強，強制遷移至皇陵附近，重新建城，防止在地方做大。進一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
而漢元帝這麼一整，就導致以後漢朝，面臨着嚴重的統治危機。地方豪強做大，造成後來的王莽篡政。甚至東漢的建國都得依靠這些地方豪強的支持，中央權威受到威脅。就連以後的三國與南北朝時期，都形成有名的“世家政治”，影響相當深遠。
如果這僅是對於地方割據勢力鬆綁，那麼對於中央朝政的治理，他又開了“宦官專政”的先河。重用宦官打擊政敵，爲己服務。只是後來的惡果，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漢朝的滅亡有他們的原因。
而造成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的開閘放水。更改國策的後果導致漢朝的政權結構出現明顯的變化，那就是皇權、外戚、地方豪強、宦官四者之間的權力爭奪，而不是原來的皇權與外戚二元結構模式。
結語：漢元帝的改革不但沒有延續漢朝的輝煌，反倒是災難的製造者，爲後續的繼任者與東漢王朝開國根基都帶來，難以改變的傷害。甚至影響到國家整體的實力，造成後來的大亂世變故。
中央權威自他以後，就失去了原有的威懾力，而地方豪強割據勢力趁機做大，宦官專政勢力變強，甚至幾度廢立皇帝。國力不但沒提升，反倒在他以後呈不斷削弱狀態。
而歷經幾代帝王苦心經營的局面，纔有他在位期間，國力最鼎盛的輝煌盛世，卻因爲其失敗的操作，而導致成爲最後的輝煌!“昭宣中興”因他而終止，後續連鎖性的惡果，也因他而引發。後世能對他有高的評價纔怪。國力鼎盛只不過前人的積累總爆發，而他只不過是享受最終成果。不但沒有守成，還製造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