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都，西漢知名酷吏，是如何協助西漢走向強盛的，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在西漢時期，曾發生了這麼一起事件：一個妃子上廁所遭遇野豬，皇帝命令貼身侍衛前去搭救，但對方竟然抗旨不遵守;而聞訊此事的太后不僅不生氣，反而獎賞了這個侍衛幾百斤黃金。
這個“侍衛”的身份可不一般，他名爲郅都，不救妃子算小意思，後來他成了西漢知名酷吏，屠殺豪族、收拾皇親國戚毫不手軟，衆人聞風喪膽，送給他“蒼鷹”的外號;在《史記·酷吏列傳》中，司馬遷也毫不吝嗇的對他進行濃墨重彩的描寫。
如果我們望文生義，認爲這類人是“封建時代糟粕”的話，那就顯得過於武斷了：酷吏任何朝代都有，但最有市場、最具影響力的時期，正是在以強大著稱的漢朝。他們的存在，高度吻合了特定時代下的人性、制度需求;甚至對照現代職場領域，也能讓人產生一些共鳴。
結合郅都這個人，我們來探究下“酷吏”的獨特之處。
在漢文帝時期，郅都是郎官，也就是皇帝的侍從;待到漢景帝即位後，他擔任了中郎將，可以理解爲侍衛長。但他給自己界定的工作範圍，已經遠遠超過了對皇帝進行人生保護這一概念，不但經常在朝廷上當面進諫，有時還跟大臣對面硬懟，噴得對方啞口無言。
有一天，漢景帝一行進入皇家園林上林苑遊玩，郅都陪同護衛。途中，隨行的皇妃賈姬(中山靖王劉勝的生母)如廁方便，衆人在不遠處等候。
突然間，一隻野豬躥進了廁所，漢景帝連忙給郅都使了個眼色，暗示他進去救人，但郅都壓根不搭理，杵在那裏紋絲不動。
漢景帝急了，操起武器就要自己殺進去，但卻被郅都跪在身前苦苦擋住：“妃子死了，可以再找一個;但陛下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怎麼向祖廟和太后交待?”
漢景帝也不禁猶豫起來，就在這時候，野豬自己走掉了，賈姬毫髮未傷。竇太后聽說後，對郅都賜金百斤以示褒獎。畢竟對於一個母親而言，兒子肯定比兒媳婦重要，何況兒子還是個身擔重任的皇帝。
郅都的那番話冠冕堂皇、合情合理，但並沒有解釋一個問題：他爲啥不進去救人?
有人說他擔心中了調虎離山之計，所以纔對漢景帝寸步不離。個人認爲並非如此，而是出於郅都的頭腦清醒：如果自己真的衝進去救人，但不幸看到了不該看的(甚至即使是嫌疑)對象，導致有損皇家尊嚴，屆時的後果，可比賈姬一個人被咬死嚴重得多了。
也許這纔是郅都獲得竇太后重獎的主要原因，更是他接下來被漢景帝重用的考慮所在。
當時，在濟南郡有個姓瞷(jian)的大家族，在當地呼風喚雨、彪悍強橫，關係網盤根錯節，攪得當地一塌糊塗;朝廷任命的太守也投鼠忌器、束手無策。漢景帝怒了，任命郅都前去收拾爛攤子。
郅都到任後，根本不和任何人講情面，把瞷氏的刺兒頭抓起來砍了腦袋，其他人嚇得戰戰兢兢，再也不敢作惡。在郅都的鐵血風格下，一年後，濟南郡從曾經的治安落後郡，華麗變身爲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模範。
由於卓越的治理能力，郅都後來官至中尉(首都治安官)。他爲人鐵面無私、公正廉潔，從不接受私人請託，也不吃吃喝喝;工作中，無論對方是何等權貴，他都依法處置，絕不網開一面。他經常說，自己既然當了官，就應該“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即，爲了工作，願意不顧妻兒老小搭上自己的命(最終確實這樣)。
秉承這種理念，郅都執法時特別嚴苛，就算是皇親國戚、功臣列侯，如果犯了事，在他這裏也免不了遭受酷刑折磨;甚至面對平定了七國之亂、位極人臣的周亞夫，他也是不卑不亢、毫不畏懼。由此衆人對他極爲懼怕，私下裏稱他爲“蒼鷹”
公元前148年，被貶爲臨江王的原太子劉榮因爲私佔公地被押進中尉府受審。面臨嚴苛的審訊，他請求寫信向父親漢景帝認罪，但郅都堅決不允許。後來，依靠竇嬰偷偷送進的筆墨，劉榮寫下了一封謝罪書，其後自殺。
孫子被逼而死，竇太后自然要找麻煩。漢景帝爲了保護郅都，起先把他免官在家，後來又把他派到雁門上任，授權他負責當地一攬子事務。
雁門郡地處大漢、匈奴交界，時常遭受對方的襲擾，向來不好治理。但聽說郅都這麼一位鐵面無私、恪盡職守的官員到任後，匈奴人很長時期內都不敢騷擾。
然而，竇太后仍舊不依不饒，盯着郅都窮追猛打。不久後，郅都被處死，兌現了那句“奉職死節官下”的誓言。
郅都之死，劉榮事件只是導火索，長期以來對權貴、勳舊利益的觸犯纔是根本原因。結合郅都的案例，以及《酷吏列傳》中提到的晁錯、張湯等人，我們可以總結出酷吏的四大共同特徵：
其一，他們不徇私情，是嚴刑峻法的忠實擁護者、執行者，手段無情到冷血;
其二，不畏權貴，不怕得罪既得利益階層;
其三，深受皇帝信任;
其四，最終沒什麼好下場。
如果我們把上述四項結合起來，就能發現漢景帝、漢武帝時期酷吏橫行的本質原因：
首先，他們的存在是“合法”的，有法理邏輯支撐。
漢隨秦制，完全繼承了秦朝的法律體系。在法家理論集大成者韓非子看來，儒家的仁義治國理論貌似很理想;但問題在於，品德高尚的聖人幾百年才能出一個，指望這些人治國是不現實的。
相反，即使是個資質平庸的基層官員，如果完全按照法律條文行事、毫無私心，也能把惡人治的服服帖帖。即：“壞人”比“好人”更適合管理社會。
其次，酷吏實際上皇權的代理人。
在我們印象中，皇權至高無上;但實際上，在西漢初年，無論是文帝、景帝，甚至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都曾長期面臨着後族、貴戚、功臣、世家等既得利益階層的掣肘。面對這些強勢羣體，一般官員逢迎、拍馬屁都來不及，哪裏敢爲了公家的事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酷吏敢，作爲法家理論的忠實擁躉，他們能夠毫無懼色的以法令爲武器，跟權貴較真、硬碰硬。而對於皇帝而言，也特別喜歡用這些認死理的“老實人”替自己幹“髒活、累活”，目的達到了，黑鍋由這些人背，何樂而不爲?
其三，理想的替罪羊。
辦事認死理、不講人情，註定了酷吏們的名聲不會怎麼好;爲了維護皇權，不畏權貴，又讓他們被既得利益階層視爲眼中釘。因此，在需要這些人的時候，皇帝能夠對其進行力撐;但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需要緩和衝突時，帝王們往往又能壯士斷腕，“順應人心”，果斷捨棄這些成爲衆矢之的的工具人，讓他們成爲自己的背鍋俠。
所以，皇帝需要酷吏，畢竟他們沒有私心，不會徇私枉法，更不會以公家利益爲代價替自己換取名聲，是落實皇權的理想代言人;
同時，這些人的特點，註定了他們在政壇中是孤立的，不會拉幫結派，容易掌控，還能替皇帝吸引仇恨。在形勢需要的時候犧牲他們，不但不會引起動盪，反而會讓人們“喜大普奔”，再次有助於提振皇權。
這就決定了，歷史上的那些酷吏，無論是漢代的晁錯、張湯、郅都，還是唐朝的周興、來俊臣，得勢時是皇帝意志的代言人，形勢改變時又會首先淪爲犧牲品，這既是人性的真實反映，也是封建政治殘酷性的體現。
但我們不能據此就認爲“酷吏”都是壞人。比如張湯，一生中得罪權貴無數，但在被逼自殺後，他的所有家產加起來只值500金;他的所有收入，都來自職場的俸祿，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非法收入。相對於那些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背後卻違法亂紀貪腐成性的權貴而言，酷吏倒也有可取之處。
其實在我們如今的職場中，也不乏酷吏類型的人：看似不好相處，但總能得到領導的重用。其實人家不一定是馬屁精，極有可能是因爲有原則、夠忠心，能夠完全執行領導的意志，願意搭上自己的名聲、人際關係，替上級幹髒活累活。存在即合理，對於這樣的人，咱們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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