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天下初定，李淵推翻隋煬帝建立了大唐王朝，公元626年，手握兵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玄武門發動兵變，殺死太子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隨後逼迫李淵退位，李世民登上皇位。
儘管李世民登上皇位的手段一直備受詬病，但其執政之後，勵精圖治開啓了盛極一時的大唐盛世卻廣爲人贊。他以隋亡爲鑑，孜孜求治，注意納諫，繼續實行均田制、三省六部制。修訂律令，改善吏治，減輕賦役，經濟復甦，人口增加，社會安定，民族關係緩和，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時期，政治上實行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分權體制。採用宰相合議制度，使皇權與相權的基本平衡。這既避免了皇權過大，獨斷專行帶來的政治失誤，又規避了相權過重、皇權旁落的風險。
在納諫方面，唐太宗從諫如流。太宗以煬帝拒諫亡國爲戒，即位就廣開言路，著名的“房謀杜斷魏徵賢”便是出於此。
但是，唐太宗最大成就還是取得的官吏清廉成績。他曾命房玄齡省並冗員，考察吏治;又親選都督、刺史等地方官。規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輪流值宿中書省，以便隨時垂詢民間疾苦和施政得失，一時政治清明。
貞觀期間，民間安居樂業，很少有人去犯罪，這也使得這一時期的死囚很少。
關於治理清明曾有這麼一個事例。貞觀六年年末(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親自審查複覈案件。當太宗看到30多個死囚時，覺得很是可憐，就下了一道聖旨：把他們一律放回家，與家人團聚，一年之後的秋天來京城執行死刑。同時，爲了顯示皇威浩蕩，太宗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全國的死囚都放回去，來年都到京城，一起問斬。於是乎，全國390個死囚都回了家。
後來唐朝白居易《新樂府》詩曾記錄此事：“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讓皇宮中的宮女們出宮和家人團聚，讓被判了死刑的囚犯回家過年。
這390名死刑犯離開了監獄，各自回到家中，與家人團聚過年，並且這個過程沒有設置監督。這消息不脛而走，迅速的傳遍了大街小巷，人們都非常好奇，雄才大略、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怎麼會與死刑犯定這樣一個“死亡之約”，傻子纔會回來自投死路呢。
第二年秋天，長安城寬達150米的朱雀大街，老早就被四面八方趕來的民衆擁堵得水泄不通。大家的目光不約而同的都集中到了大理寺司衙大門前，因爲今天是一個謎底將要被揭開的日子。
人們想知道，那些逃脫了牢籠的死囚們是否真的能夠履行最初的約定，自投羅網，主動送死。
可是，讓大家想不到的是，這一天死囚們真的一個一個地回來了。一個，兩個，三個……約定的時辰到了，數一下人數，389名，就差了一個。獄吏們急忙找來花名冊查看，只有家住京畿扶風的死囚徐福林遲遲未到!
這下不僅官員們急了，連死囚們都憤怒起來，“徐福林的良心被狗吃了!若俺還有機會出去，非宰了這個畜生!”“對!殺了這個不講信用的小人!扒了他的皮!”
這些死囚們彷彿受了奇恥大辱，他們憂心如焚，不是因爲擔心即將到來的處決，而是爲一個同伴的爽約而痛心疾首。
大家目光又都轉向了太宗，這位年僅35歲的君主鎮定自若，他揮一下手，說“再等等!”
隨着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人們臉上的表情越來越凝重。
這時，遠遠地傳來了車輪轉動的吱嘎聲，一輛牛車漸漸走進人們的視野。近了，更近了，從牛車的車蓬裏探出一個人的頭，清瘦，蠟黃，一臉病態，正是那個叫徐福林的死囚。
原來，他在返回京城的路上病倒了，只好僱了一輛牛車趕路，結果比約定的時間晚了一個時辰。
所有的死刑犯都回到了都城報到。李世民感慨萬分，他下令將所有的死囚赦免，一時間傳爲市井美談，歷史上將這個事件叫做“死亡之約”。
如果不是正史有記載，大多數人都認爲這是民間杜撰，後來有人查了《資治通鑑》，才發現裏面卻有此事：
“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貞觀七年，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爲什麼唐太宗要赦免他們呢?
因爲玄武門事件影響猶在，他需要儘快樹立仁治愛民的形象。
那爲什麼這些死囚要自願回來呢?
在貞觀時期，真正做到了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執法時鐵面無私，但量刑時又反覆思考，慎之又慎。
在這種政治修明時期，官吏各司其職，藏富於民，人民安居樂業，少有不公平，心態平和少怨氣。豐衣足食不會爲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也不易走極揣。
因此，這些死囚都是情無可原、罪無可恕、死無可冤的人。其死刑都是社會和世人公認並普遍接受的，犯案之人自己也知道犯的罪責及其結果。所以死囚和家人都能接受：誰犯了罪，就該接受相應的結果。
而且，清律廉明的唐太宗也深受臣民愛戴，今又允許死囚回家團聚，這份前無古人的信任和恩德，囚犯及家人早已感恩不盡。
今遇聖主，回去了，或許還有一線生機，而逃跑，既有違情理，又有負皇恩，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更何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能跑哪裏呢?逃亡必定是死路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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