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瞭解唐宋八大家嗎?小編給大家提供詳細的相關內容。
說到唐宋八大家?很多人可能會嘴一撇，嗤笑一聲：“誰不知道啊，小學三年級就學過，難道你以爲我還不如小學生?不就是韓愈、柳宗元，三蘇、王安石、歐陽修和曾鞏嗎?”
爲什麼大家會對唐宋八大家這麼熟悉，隨便找個人就可以如數家珍般地說出八大家的名字?要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唐宋八大家這個稱謂是怎麼來的。
最早提出唐宋八大家的是明代的茅坤。
茅坤(1512年-1601年)，湖州府歸安(今浙江吳興)人，明代散文家、藏書家。
從十五世紀末開始，文壇影響最大的是前後七子。前七子的領袖李夢陽針對明初以來受程朱理學風氣和臺閣體創作傾向影響所形成的委靡不振的文學局面，提出了“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認爲文章應該重視書法真實情感，而不是一味地說理。
後七子的領袖王世貞在繼承了李夢陽的復古主張的基礎上，更強調文章的法度和格調，提出："思即才之用，調即思之境，格即調之界。"(《藝苑卮言》)認爲應該結合才思來談格調。他還主張詩與文的創作都要重視"法"的準則，而"法"落實到具體作品的辭采、句法、結構上都必須有一定的藝術法則。
前後七子的重辭輕理，強調格調法度的主張一掃明初文壇那種歌功頌德和道德說教的風氣，使文壇氣息一新，變得注重真情實感，重視民間藝術。
但是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也存在明顯的弊端，一味追求形式上的擬古實際上禁錮了他們的才華，如王世貞擬古樂府《上邪》中“上邪，與君相知，譬彼結髮而盟，山摧海枯志不移”幾句，顯然套用漢樂府“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竭，……乃敢與君絕”的意蘊與句式。李攀龍的擬《陌上桑》，除個別字句更改外，幾乎是照抄漢樂府《陌上桑》。其中原作“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他改成“來歸但怨怒，且復坐斯須”，將原作中含“因爲”意思的“坐”字理解爲“坐下”的“坐”字。
針對前後七子的這種弊端，茅坤與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等"唐宋派"諸人，提倡學習唐宋古文，反對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觀點，強調文章必須闡發"六經"之旨，對韓愈、歐陽修和蘇軾尤爲推崇。
鑑於當時王世貞等人官居高位，人多勢衆，影響力太過巨大，而茅坤等唐宋派諸人沉淪下僚，根本無法和後七子抗衡。爲了使自己的文學主張能夠爲更多的人接受，只能向古人借力。於是茅坤耗費無數時間和精力，選輯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曾鞏、王安石八家文章共 164卷，編爲《唐宋八大家文鈔》。
茅坤選文目的在於宣揚八人文章中的"六經"之精髓者，對韓愈尤爲推崇。他評述文章藝術形式也不出八股文筆法範圍，評點註釋也有一些疏漏和錯誤，但此選本繁簡適中，可作爲初學者之門徑，因此幾百年來盛行不衰。"唐宋八大家"的說法從此流行。
由此可見，茅坤選人和選文的不是誰名氣大，文章好，而是文章是否得“六經”之精髓。換句話說，就是文章是否合乎“道”。
唐宋派指出了前後七子的毛病，雖然因爲根基太過纖弱，基本沒有撼動前後七子的地位，但是茅坤選編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卻從此廣爲流傳，受到歷代文人士子的推崇。
唐宋八大家受到歷代普遍認可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首先，唐宋八大家諸人都是當時的文壇大佬，無論是名氣聲望令後人敬仰。
韓愈和柳宗元作爲古文運動的發起人，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繼承了韓、柳二人的主張，八人的長期努力，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展方向，開創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
八人留下了大量的優秀散文作品，如韓愈的《師說》、《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誌銘》等;柳宗元的《永州八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等;歐陽修的《朋黨論》、《醉翁亭記》、《六一詩話》等;王安石的《答司馬諫議書》、《讀孟嘗君傳》、《傷仲永》等;蘇洵的《顏書四十韻》、《六國論》等;蘇軾的《石鐘山記》、《放鶴亭記》等;蘇轍的《新論》、《上皇帝書》、《黃州快哉亭記》等。
茅坤選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時，最初的版本選韓愈352篇、柳宗元120篇、歐陽修286篇、蘇洵60篇、蘇軾251篇、蘇轍172篇、曾鞏87篇、王安石219篇，曾鞏的文章數量倒數第二，僅僅比老蘇多27篇。
其次，八家散文代表着唐宋兩代散文的最高成就，而且易於學習。
陸游《老學庵筆記》雲：“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可見蘇軾的散文在南宋就有了巨大的影響。
對於唐宋八大家之後的讀書人來說，只要學習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遵循他們寫文章的方法，就可以讓自己的文章達到較高的水平，更有甚者可以讓自己順利通過科舉考試。如此，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受到中國古代讀書人的推崇、追捧和普遍認可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封建統治階級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廣。
茅坤說："世之文章家當於六籍中求其重心者之至而深於其道，然後從而發之爲文。"道纔是文的唯一源泉，道盛則文盛。
道是什麼?道是“六籍(六經)”的精髓，從韓愈、柳宗元起就有“文以明道”的說法，提倡文道合一，以道爲主，道指儒家的治國之道，就是確立政治秩序合法性而防止動亂之道。
盧梭說過：只有將統治變爲權利，將服從變爲義務，人們纔會自覺服從政治權威，政治權力才能得到國民的認同，從而政治秩序才能合法。
這就是孟子所說的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如此才能使人真正心悅誠服地服從政治權威，達到社會的長期治理而穩定和諧。
也正是因爲如此，中國古代統治階級對八大家的文章非常推崇，唐宋八大家在民間的普遍認可與封建統治階級的支持有着密切的關係。
從韓愈、柳宗元強調“文以明道”，到王安石、歐陽修、三蘇和曾鞏，強調“文以貫道”，“文以載道”，這種儒家的治國之道，對各階層有着潛移默化的作用，讓國民自覺服從統治階級的統治，並且將這種服從視作是一種義務，從而使社會和諧穩定。統治階級當然會大力支持唐宋八大家散文的推廣，或許這纔是唐宋八大家幾百年來蜚聲中外的最主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