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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曾抗擊蒙古近50年,就因爲丟了這座城,8年後國破人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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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亡於蒙古之手,是兩個軍事實力相差巨大的政權之間長期博弈的必然結果,並不令人覺得可惜。

敗於能征慣戰的蒙古鐵騎之手,也是當時已知世界裏所有稱霸一時的帝國的必然結局,南宋的戰敗也並不丟人。

宋朝曾抗擊蒙古近50年,就因爲丟了這座城,8年後國破人亡

蒙古人一直擴張到東歐,南宋卻繼續活了很久唯一讓人疑惑的問題在於時間。

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國祚綿延一個半世紀而不亡,在與北方的蒙古、金、西夏等政權的兇險博弈中還能時有斬獲,爲什麼在忽必烈1268年正式下手之後只堅持了8年就開臨安城投降了呢?如果從襄樊失守開始算起,南宋甚至只堅持了2年。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從看看蒙宋兩者在地理上發生了什麼致命的反轉,讓堅持了這麼久的南宋一下散了元氣。

斷襄樊而南宋危矣

公元1268年,繼承了蒙哥大位的忽必烈經過一年的準備,從北宋舊都開封整兵出發,南下漢江流域,矛頭直指襄陽和樊城兩座雙子城。襄樊之戰一觸即發。

通過金庸的文學作品渲染,襄樊之戰已經成爲了南宋抗元戰事中最爲著名的一場戰役。儘管俠客爲報國而奮戰至死的場景刻畫有誇張之處,襄樊之戰的重要性和艱苦程度卻是現實存在的。

一旦忽必烈大軍拿下襄陽、樊城江漢平原門戶洞開,必然不保長江下游便危如累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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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方面率兵進入襄樊的,是與當時權相賈似道過從甚密的呂文德呂文煥兄弟。不過這兩人本質上還不是賈似道的親信,而是在南宋當時的地方軍閥博弈中和中央關係比較緊密的一支,即“荊湖制置司”。

呂氏兄弟所率領的衛隊雖然是冠以中央邊防部隊的名號,實質上卻是一支私人部隊。這種部隊性質,爲後來南宋在荊襄之地的崩潰埋下了深遠的伏筆。

由於長江各支流具有較強的獨立性,依託於南方諸河谷盆地的南宋,也不得不面對地方軍閥做大的問題

當時的南宋軍閥普遍認爲,擅長騎射野戰的蒙軍攻城水平並不值得擔憂。只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敵軍終究會撤退的。

但他們沒有想到,襄樊之戰雖然只是忽必烈南下攻宋的首戰,卻在事實上成爲了一場決戰。雙方都主力盡出,蒙古軍隊的戰術能力也遠遠超出了宋軍的想象力,最終成就了一場令人咋舌的勝利。

蒙軍在陸續到達襄樊城下之後,卻一直處在集結的狀態而沒有擺出攻城的態勢。出乎呂氏兄弟意料的是,蒙古人非但沒有用弓騎兵進行騷擾,反而開始做起了不常見的土工作業,在城外挖土築起了高牆。

隨着時間流逝,城外的土牆日漸牢固,甚至出現了安置指揮部的平臺。城外各處蒙軍據點連接起來有百餘公里之長,形成了巨大的包圍圈。城內守軍和城外的聯繫被完全隔絕,襄陽和樊城成爲了兩座城中城。守軍反而變成了想要突圍的進攻方,可是突圍卻屢屢失敗。

遠在臨安的賈似道當然對這樣的局勢非常緊張。失去襄樊的代價就是蒙軍能夠順漢江南下,直接威脅南宋引以爲天險的長江。於是1271年6月,在幾次增兵不成之下,賈似道再次派出由范文虎率領的十萬大軍,從水陸兩線沿漢水北上,孤注一擲地試圖打破蒙軍的封鎖圈。

但經過3年的準備,蒙軍的土工作業已經非常成熟,試圖增援的范文虎部隊成爲了一支攻城部隊,攻擊難度大大上升。加上此時蒙軍已經從華北調來了水軍助戰,宋軍的水上優勢也並非壓倒性的,增兵襄樊終告失敗。

襄樊淪陷則長江危急,然而救援還是失敗了

在城中焦急等待中央援軍的呂氏兄弟沒有等來增兵,認爲賈似道已經拋棄了襄樊。再加上呂文德陣亡,以及蒙軍新造回回炮對兩城城牆的猛烈打擊,最終呂文煥決定開城投降。持續6年的襄樊圍城戰,最後竟然是以幾乎沒有流血的狀態而結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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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是一座無望的孤城

爲什麼是襄樊

拿下襄陽和樊城之後,忽必烈的攻宋之路就顯得順利多了。呂文煥甚至利用自己的荊湖一帶的私人影響力幫助蒙軍快速控制了包括鄂州在內的諸多城市。

此後除了賈似道親率水陸軍在蕪湖與蒙古統帥伯顏稍有決戰外,蒙軍沿江而下消滅南宋幾乎是一路摧枯拉朽一般,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僅僅用了兩年時光就打到了首都臨安城下。開始摧枯拉朽模式

由此看來,南宋苦苦支撐一個多世紀的防守,最終的轉折點就在襄樊。襄樊的失守,徹底敲響了南宋滅亡的喪鐘。下苦功夫,甚至用蒙古人不熟悉的土工作業的方式硬攻襄樊,看來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但這並不是忽必烈的創見。對長江中上游的控制,是蒙古大軍南下時一以貫之的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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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守江必守淮,但是守江不止要守淮,還要守四川、守武漢

從蒙哥時代開始,蒙古人就非常想在長江上中游施壓,從而對最下游的首都臨安造成俯衝打擊。1251年蒙哥即汗位後,開始謀劃大舉南下,派遣弟弟忽必烈率兵南下進行了大量探索,熟悉了四川盆地和更西南大理國的情況。

根據復旦大學溫海清的研究,當時忽必烈在對整個西南的情況有了掌握之後,認爲四川的防禦過強,取大理國而東進更爲容易,這才力主優先攻擊大理國。

但是這個戰略其實遭到了蒙哥的反對,他不僅把忽必烈調回北方,更是在之後對四川的正式攻擊中雪藏了忽必烈。究其原因,正是因爲蒙古高層對控制長江上游的極端重視。佔據大理甚至只是這個戰略的一個副產品。

1258 年秋,蒙哥率蒙軍主力四萬,號稱十萬,分三道入蜀。與此同時,蒙軍對鄂州和荊山(今安徽懷遠北)分別進行了攻擊,對長江上中游的全面施壓意圖已經非常明顯。如果蒙哥能夠順利控制整個四川盆地,那三路蒙軍會合一處,順江東下,南宋會早二十年滅亡。

然而蒙哥死在了重慶釣魚城,這個戰略沒有能夠實現。蒙古內部甚至陷入了奪汗內戰,給了南宋喘息準備的機會。

即使蒙哥沒有死在釣魚城,把重慶山區死磕下來的概率也很低

忽必烈上臺以後,蒙古高層轉變了對長江中上游這些城市的看法。四川盆地內的川西和川中平原地帶當然好征服,可川東的嶺谷地帶對蒙古騎兵來說就太令人痛苦了。

與其死磕川東的山城,還不如在江漢平原和南陽平原交接處的襄樊下手。攻下襄樊之後,同樣能夠起到東進威脅江淮乃至浙北的作用,同時還能堵住四川援軍東出的渠道,比一味追求打下四川帶來的高勢能更爲務實。

這纔有了忽必烈對襄樊的不顧一切代價的圍攻,最終讓蒙古大軍完成了統一大業。蒙古大軍控制襄樊以後,從水陸兩路南下,進逼長江流域,威脅東方的臨安。

另一方面,從漢江南下,蒙軍也能利用降將呂文煥的個人威信取得長江以南的鄂州。從此,南宋引以爲傲的長江天險也就不復存在了。

當賈似道的軍隊和蒙古大軍在蕪湖對峙時,蒙古騎兵得以在江兩岸佈陣,同時在江上也有着實力不弱的水師,勝負其實從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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