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隋煬帝伐高句麗真的是好大喜功嗎，其實是朝廷上下都想打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本站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隋場帝三伐高句麗，竟至國破家亡，身死人手，其禍慘烈。究其原因，則莫衷一是。隋煬帝討伐高句麗公開的原因是說高句麗無事君之心，不守藩臣之禮。但唐初，魏徵等人在總結隋亡的教訓時則認爲隋麗戰爭的土要原因在於隋場帝好大喜功，這個觀點曾長期左右後世對隋麗戰爭起因的解釋。此種解釋的片面性不言自明，隨着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從當時的國際局勢及隋麗兩國的具體情況來分析之，但綜觀各家解釋，似乎多論及一面，不及全貌，因此還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一、高句麗的華夷身份
隋朝北破突厥，南平陳朝，勢力雄視東亞世界，國力強盛使民族精神爲之振奮，一掃南北朝時期的頹廢之氣，傳統的天下觀念和大一統思想義深入人心。當此之時，高句麗外雖稱臣於隋，朝貢受爵，內則不自安，“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隋麗之間彼此疑懼，互相防備，以至“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雙方的盾更加激化。
其實早在“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甚至大臣陸知命竟向文帝毛遂白薦說“臣請以一節，宣示王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由此可見，開皇末，由國力的強盛，隋朝士大大對遼東的在意了。但開皇末，沒有平定的不僅有高句麗，還有西北的吐谷渾、高呂、西突厥等，而隋朝士大大卻對高句麗特別在意，原因何在呢?
從歷史米看，高句麗所統治的領域曾在中原王朝直接統治下長達四百餘年，漢化程度極高，經濟文化早己納入中國文化圈"，不僅在其治下有漢人社會"，其至高句麗族本身也是“以漢族爲主源形成的一個民族”，其中的“漢人成分己逐漸成爲主體了”。
因而對於華夷之辨思想濃重的中原士大夫米說，高句麗人更多的是“華”，而非“夷”，但其政權不服王化，又是“夷”而非“華”，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一方面其人是“華”，另一方面其政權是“夷”，這是吐谷渾等國所不能比擬的。而用華變夷歷來是中原士大大自賦的責任，當此國力強盛之時，這一文化傳統自然就成爲朝野互相勉勵，以圖進取的動力。
故裴矩在勸煬帝圖高句麗時就說“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於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徵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呼?”顯然依裴矩之見，不應使高句麗這一“冠帶之境”繼續作“蠻貊之鄉”。由此可見，中原士大大耿耿於懷者實有兩點。
一是遼東乃中原王朝固有領土，應回到中原王朝治下，這種領土.觀念直到唐初還很強烈;二是高句麗人乃“華”，而非“夷”，不能使之繼續淪爲“蠻貊之鄉",即高句麗應該納入中華大一統之內。但是，高句麗本是東夷，它佔領遼東、樂浪等漢人郡縣後，漢化水平逐漸提高，經濟文化有類中原，但對於其國王及其統治階級米說，於公於私都不願將高句麗納入中原大一統之內。
何況，當地已脫離中原直接統治二百餘年，早已形成一定的獨立自主傾向，對中原稱臣朝貢，不過是當時弱國與強國交往的一種外交手段，是弱者臣服於強者在國家層次上的反映。因此高句麗對隋朝稱臣納貢，只表明高句麗承認隋朝的大國地位，並不表明高句麗就完全臣服隋朝，它只是一種外交手段;但對於隋朝米說，則表明高句麗已成爲其藩國，就應遵守其天下秩序，履行藩國義務。
因此對高句麗來說，稱臣於隋朝，同時又爲了維護其獨立白主的地位而不斷地強軍備戰，就絲毫不矛盾了，甚至爲了尋求發展，還要向契丹及朝鮮半島南部擴張。但對於隋朝米說，這就破壞了天下秩序，違背了藩臣之禮。因此高句麗與隋朝之間存在着根本的利害衝突。
隋文帝討伐高句麗，雖說緣於高句麗配合突厥，入侵遼西，但亦是這種利害衝突的反映，當時文帝非不想繼續討伐高句麗，實不能也，時勢不許也，故只得接受高句麗的“謝罪”，而高句麗亦“歲遣朝貢”，恪守藩臣之禮。文帝雖待之如初，但並不信任之，這從文帝時代總管府的配置上就可看出。
可以說楊諒雖無功而還，損失慘重，但中原士大夫對遼東的關注卻並沒有因此而減弱，反而隨着國力的發展還在進一步加強。及至煬帝即位，因其好高騖遠，勤事遠略，又驕傲白大，容不得不臣之人，而且煬帝自比漢武帝,而漢武帝在遼東設置四郡，這是煬帝時隋朝所無的，而煬帝“不欲人出其右”,而要超過漢武帝就必須征服高句麗。
因此對隋煬帝米說，只有征服高句麗才能恢復舊疆，完成大一統，也只有這樣才能既滿足朝野之議，滿足白己超過大漢大子的虛榮心。各種因素彙集到一起，終於使征伐高句麗成爲朝野上下的主流思潮。當然這一思潮也是對客觀需求的反映，而不是憑空產生的。
遼東之地在地緣戰略上是中原對付草原遊牧民族的犄角,對中原是非常重要的,石季龍就曾“以船三百艘運谷二十萬斛詣高句麗”，約爲犄角，夾擊前燕。煬帝即位時，隋朝國力達到鼎盛，東突厥啓民可汗雖己降附，但在隋朝的扶持下，實力大增，漸有獨霸塞外之心，顯然這不符合隋朝的利益，雙方矛盾逐漸萌生。
啓民事隋雖誠，但煬常卻不信任他，大業二、四年均大規模修築長城”，其地正當東突厥南下之衝要，煬帝對啓民防備之意甚明。但當時二者尚有互相利用之處，隋朝希望以啓民穩定北部邊疆，防止草原民族東西聯成一氣,共同對付隋朝，而啓民則希望聯合隋朝以對抗西突厥。
二、隋朝、突厥和高句麗的三方關係
崔君肅奉命出使西突厥，向西突厥處羅可汗指出啓民的用心雲:“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白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可滅可汗耳。”
經崔君肅軟硬兼施，處羅可汗遣使朝貢隋朝，並答應爲隋擊吐谷渾，而“吐谷渾者，啓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貢不修。”由此可見,大業時，啓民勢力強大，欲稱霸塞外，但這是隋朝所決不願看到的，煬帝對之不能不防，一方面修築長城，防備其入寇，另一方面於大業二年大張旗鼓地巡幸啓民帳，炫耀實力，日的無非是進一步威服懂突厥，擴大隋朝在塞外的影響。
同時還伐其交、伐其謀，極力拉攏西突厥，使之與啓民平衡，並迫使啓民與其姻親吐谷渾斷絕關係，還藉口吐谷渾不修職貢而聯合鐵勒擊滅之，郡縣其地。這雖是煬帝經營西域的需要,同時也截斷了東突厥右臂,對東突厥無疑是一種孤立和打擊，啓民不是白癡，當然不會不理解這一點。啓民雖無力與煬帝抗衡，但亦開始有隙，如大業中葉，煬帝命薛世雄出征伊吾，本是約同啓民共同出兵的，但啓民爽約，沒有派兵襄助，致使隋軍孤軍度磧,煬帝對此亦無可奈何。
此時能與東突厥互爲脣齒的只有高句麗。高句麗國雖不大，但實力卻不弱”,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也比較高，對隋朝東北邊境構成了一定的威脅，而且對契丹等遊牧部族還與隋朝形成一種競爭關係。征服高句麗不僅可以解除東北邊防的壓力，減少競爭對手，還可斷東突厥左臂，爲進一步馴服東突厥創造條件。因此征伐高句麗也是當時國防和外交的雙重需要。
三、總結
煬帝嗣位，大下全盛，“戶口益多，府庫盈溢”，國家處於上升階段，確有適度發展的需要。煬帝“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但決非一人之奇想，而是當時隋朝國家發展需要的反映。到大業中葉，隋朝又南臣林邑，西滅吐谷渾，西北築城伊吾，就連桀驁不順的西突厥也已朝貢稱臣，勢力達於極盛，此時適宜隋朝發展進取的惟有遼東一隅，餘則多爲中原士大夫眼中的化外蠻荒之地。
對於高句麗來說，同樣存在一個發展進取的問題，驅逼鞅羯、固禁契丹，南侵新羅、百濟，西通東突厥，都是其尋求發展和安全的需要，如此則必然違背文帝提出的“守藩臣之節，奉朝止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的要求。因此從國家發展進取的角度米講，隋麗戰爭亦是難以避免的。總之，隋麗戰爭對於隋朝來說是既有主觀願望，又有客觀需求，也具備物質條件，但戰爭的爆發則是雙方內政、外交等各方面矛盾共同作用的結果，決非煬帝一人的主觀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