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信史的起點，其實源於中原王朝南部的一個割據勢力。秦朝統一中原後，在廣西、越南一帶設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進行直接統治，秦朝末年，南海郡郡尉趙佗趁中原大亂之際“擊並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這便是南越國。
對於南越國在越南歷史上的地位，後世史學者向有爭議，有以其爲越南正統王朝者，稱呼其爲“趙朝”;亦有以其爲外族侵略政權者。從趙佗立國的基礎與統治區域來看，南越國的確是一支漢族割據政權，其性質與楚漢爭霸時的各諸侯國相似，無非因其地域偏遠而保持了更強的獨立性。
不過自南越國之後，越南歷史從此便打下了不可磨滅的中華文明印記，這一印記從“越南”二字便不難品味出來。漢滅南越後以其地爲交州，三國時期，士氏一族佔據交州並苦心經營，交州文化由此逐漸昌盛。千年後，撰寫《大越史記全書》的後黎朝史官吳士連有如此評價：“我國通詩書，習禮樂，爲文獻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豈特施與當時，而有以遠及與後代，豈不盛矣哉。”越南《四字經》更有“三國吳時，士王爲牧，教以詩書，薰陶美俗”之語，這裏的“士王”指的正是士氏一族中的士燮。在三國時期，士燮並不算是一個起眼的諸侯，但在越南歷史中他卻超凡入聖被民間視爲“士王仙”，更在陳朝被封爲善感嘉應靈武大王，士燮對於越南文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南越國及士氏政權是否屬於越南歷史或許有爭議，但沒有爭議的是這兩個中原王朝的割據勢力既爲越南奠基了文化基礎，又決定了越南與中原王朝的緊密聯繫。說來也巧：當越南歷史更迭至吳朝時，越南終於向中原王朝稱臣納貢——這一年是954年，正處於四分五裂的中原大地橫亙着十餘個年號，於是吳朝奉爲宗主的又是一個割據政權：南漢。
據司馬光《資治通鑑》所載，南漢冊封吳昌文的封號爲“靜海軍節度使兼都護”。節度使僅僅爲藩鎮長官而非藩國君主，加之南漢本身也不能稱之爲中原王朝，所以很難將吳朝與南漢的關係歸於宗藩體系。北宋統一中原後，仍一度以“靜海軍節度”作爲越南君主的封號，直到開寶三年(970年)及興統五年(993年)宋朝分別冊封丁朝、前黎朝君主爲“交趾郡王”後，中原王朝與越南的雙邊關係纔在形式上出現了宗藩體系的雛形。
北宋對黎桓的冊封，基本成爲之後越南歷朝歷代向中原稱藩的基本模式：對內稱帝，對華稱王。在越南內部黎桓以皇帝自居，唯在對宋朝入貢之時稱藩王，而這一模式，也正是越南“小中華”思想的濫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越南李朝建立，直到第六代君主李英宗向南宋稱藩並被冊封爲安南國王，越南始有“安南”之別稱。自此以後，安南王這一封號基本貫穿了越南之後的歷代王朝，一直到其與中原王朝的宗藩關係終結爲止。
越南李朝由陳朝所取代，而此前的只佔據了中原半壁江山的南宋也爲蒙古所破。元朝建國後，依宋制繼續冊封陳朝君主爲安南國王。值得一提的是，這一冊封並非出於自願：陳朝國力雖無法與元朝相比，但卻在三次元越戰爭中連續擊敗了強大的蒙古軍隊——若不是這三次輝煌的軍事勝利，陳朝君主恐怕也不可能在元朝的鐵騎之下獲得藩屬國的獨立地位，而是會步南宋後塵，成爲元朝南部邊疆的一個最狹長的行省。
陳朝向元稱藩並約定三年一貢，這一建制又爲明朝爲承襲。朱元境在將安南國列爲“不徵之國”時，正標註其爲“三年一貢”，這一規矩自然源於元陳兩國的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