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秦國和魏國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戰國時代，秦魏兩國成霸主，各諸侯國東施效顰，揭示背後哪些因素?
在戰國時代，各大諸侯國之間的利益紛爭非常複雜，這種利益上的爭端不得不通過各種各樣的戰爭來解決問題，在戰爭中往往比拼的不僅僅軍事實力，還包括以經濟方面發展基礎、行政上發展保障以及軍事方面的作戰能力等爲基礎的國家綜合實力。
這一系列都是戰爭勝利的基礎保障，爲了能夠支撐戰爭的發動或者說抵抗，各個國家都在積極努力的尋求多方面的發展，於是，在整個戰國時代，掀起了一場變法的熱潮，各個國家都在進行變法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以及戰場的需要。
戰國七雄不同性質的變法，取得的效果卻大有不同
變法的性質不同和實施的方法目的不同，導致各類變法在最終的結果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就像秦國和魏國曾經實施的法治變法，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魏國實施法治變法後經濟方面突飛猛進，軍事實力也大有提升，成爲戰國初期最爲強盛的國家，也是戰國初期中原地區唯一的超級大國，成爲戰國首霸，引導着一個時代的格局走向。
而秦國在戰國前中期，開始實施法治變法，讓它到了戰國中後期能夠稱霸中原，並且最終成爲了統一六國的霸主;這兩個國家都在法治變法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收益;除了這兩個國家的法治變法之外，韓國實施術治變法，齊國實施吏治變法，趙國也實施過單純的軍事方面的變法，燕國也實施過類似於齊國吏治變法的燕昭王變法，但這幾種變法最終所取得的成果，就與法治變法大相徑庭了。
趙國只是取得了軍事方面的成就，因爲過於的崇尚軍事實力的發展，導致其它方面的發展受到滯緩，最終讓趙國成爲了一個頭重腳輕的畸形國家，因爲行政和經濟上的支撐能力不足，導致強大的軍事實力在很多時候只能當成一個擺設。
齊國和燕國的吏治變法只在一個階段內展現出了比較輝煌的效果，因爲它對君主的要求是比較高的，如果一旦國家落入到比較昏庸的君主手中，那麼發展就會偏離正確的軌道，韓國的術治變法更是扭曲了法本身的含義，讓原來的忠勇政治變成了崇尚陰謀權術。
秦國、魏國變法最爲成功，其他國家爲何效仿不成?
魏國、秦國兩國經過變法成爲霸主，其他諸侯國是爭相效仿的，無可奈何，由於各種原因，變法取得效果卻大相徑庭，無異於畫虎類犬，東施效顰;那麼，爲什麼秦國和魏國進行了法治變法後收益如此之高，效果如此之好，其他諸侯國卻效仿不成呢?這是什麼樣的因素來導致的?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其它國家爲什麼不實施法治變法?
變法本身與自身國情緊密相關首先第一點，是因爲實施變法與自身的發展國情有着很大的關係;事實上，任何一場變法都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它雖然沒有血雨腥風，但在這其中所夾雜的利益糾紛和內部爭鬥也是非常的激烈的。
如果要實施變法，就意味着這個國家要改變它原有的發展形式，甚至是它原有的政治制度，可當一個政治制度延續了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之久，它自然會有一部分堅實的擁護者，同時，這樣的制度必定能給一部分人帶去相當大的利益。
秦國商鞅法治變法觸動貴族利益，代價慘重當這種政治制度或發展形式一旦要進行改變的時候，必然會觸動一些人的利益，當這部分人的利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時候，他們必定會對變法產生妨礙作用;就像是秦國，它雖然實施過法治變法，但在變法前期所遇到的阻力還是非常大的，相信大家對商鞅舌戰羣儒，這一歷史事件是耳熟能詳的，而秦國兩派人之間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意見差距，就是因爲商鞅在法治變法當中主張，革除貴族的部分權利，主張加強君主手中的權利。
如此一來，曾經權勢地位十分之高的大貴族就會就此跌落下去，社會地位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對於整個國家發展的影響力也會大幅度的降低。所以，這些人自然是不願意進行變法改革的，而且每場變法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就像是秦國如此成功的法治變法，在秦孝公去世之後，商鞅還是免不了被貴族誣陷謀反，最終不僅戰死沙場，連屍首都沒能夠逃過車裂的刑法，這樣的結局可謂是異常殘酷的。由於利益上的紛爭，所導致的基本國情對於一個國家實施什麼性質的變法是有着很重要的影響;這一點我們從燕國和楚國兩個諸侯國身上就可以看出一二。
燕國墨守成規，奉行王道統治，變法阻力極大燕國是一個自古以來，就崇尚王道政治統治的國家，作爲西周的開國諸侯，到戰國時期就已經擁有了六百多年的歷史，在這六百年當中一直奉行祖先所遺留下來的政策，深受西周統治時期的影響，整個國家都秉承“王道”制度政策。
所以說，對於王道發展在燕國統治者和燕國平民百姓的心目當中，都是根深蒂固的，這種制度極難得到改變，因爲在他們的認知當中，這樣的發展政策就是最爲正確的，而且是在維護祖先的傳統和統治基礎，像是秦國魏國那種實施變法的國家反而是不倫不類的。
燕國變法，未觸及制度的根本，換湯不換藥所以，燕國即使是實施變法，也必然會是類似於王道主義的吏治變法，不觸及它的根本統治制度，不觸及它一直以來所信奉的基礎政策，只是在國家的某些行爲上稍作改善，可以說是換湯不換藥的，就好比是對一個被淤泥妨礙的溝渠進行疏通一樣，它變法之後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強盛，只不過是因爲得到了疏解而加快了速度，並非是在溝渠本身就做了改變。所以，這種不觸及社會根本的變法效果是絕對不會長久的。
楚國實行分治制度，權力集中在貴族手中，沒有變法生存的土壤楚國也是如此，楚國在整個戰國時代，並沒有進行過任何一場變法，究其本源就是因爲它分治的制度的國情不允許這個國家去進行變法，我們綜合楚國的發展歷史來看，就會發現在整個楚國國內實際上，是由多個貴族組合起來進行統治的一種形式，楚王手中的實際權力是很少的。
而無論是李悝的法治變法也好，還是商鞅的法治變好也好，他們其中一個落腳點都是削弱貴族的權力，可是楚國本身就是一個由貴族組合起來的統治國家，觸動貴族的權力等於給楚國換一個領導核心，自然會出擊楚國各大勢力的根基，這樣的行爲也必定會遭受到反對。
因此，當吳起提出變法的時候，不出一年就被害身亡，當屈原提出變法的時候，也很快被自己的家族所放棄，並且被各大家族聯合趕回了老家;因此，楚國之所以不去借鑑法治變法的方式是與自己本身國內的國情有很大的關係。
變法性質受發起者、實施者和君主等個人因素影響
其次，變法的形式還受變法發起者、主要實施者、以及君主等個人因素的影響;這一點我們通過韓國的歷史經歷來進行分析;韓國的變法與秦國的變法幾乎是同一時期實施的，更趣的是，這兩個國家變法主要規劃者都屬於法家，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進行猜測，這兩個國家本身所要進行的變法形式幾乎是一樣的。
而事實也是如此，申不害在韓國所推行的變法，從表面來看也是一種法治變法，他壓制國內貴族的發展，在韓國確認立法令來約束平民百姓的行爲，也訂立了一套規章制度用於行政方面的發展，而我們反觀商鞅變法在行政上面的改善，基本上也是這幾項內容，但也恰恰如此，我們才能夠看得出變法的主要規劃者在變法方面的影響。
秦國商鞅變法，完全按照法律規定進行推進商鞅在推行變法時，完全按照自己的發展藍圖來的，所訂立的法治在秦國有着強硬的領導性，無論是哪一個階層的人，只要觸及了法律就必定會依照規則得到懲罰，整個國家的發展是有條不紊的，各項制度也都落到了實處，而且他在制定法律時，是真的根據全國的發展形式來進行設定的。
當然，我們也不排除在這其中有商鞅的個人因素的影響，從秦國變法之後的歷程來看，個人方面的主觀因素還是非常少的;但在申不害變法中卻不是如此了，申不害的主觀行爲在這場變法當中有着很大的主導作用。
申不害變法表面是法治變法，其實是按照君主思維來實施申不害本身是一個非常善於揣摩君主心思的人，並且十分擔心自己在韓國的地位，由此就導致了申不害總是能夠按照韓昭侯本人的心思來制定律法，這樣的律法表面上來看公平公正，但實際上卻沒有太大的意義。
因爲有的時候，君主的心思並不符合這個國家的基本國情，與這個國家將來要走的發展道路也是有所差距的，這個時候，其實需要一個頭腦比較清醒的臣子，從客觀方面進行分析和擬定，這一點商鞅做到了，但申不害卻沒有做到。
申不害他規劃的一些變法措施都是比較符合韓昭侯心意的，無論其想法是對是錯，但是隻要符合他的心意，那麼申不害就會去實施;這就導致國家的變法，還是按照君主的思維來的，君主的思想是什麼，那麼規劃出來的法令就是什麼?君主的喜好是什麼，那麼制定規矩的時候就依據什麼?這樣的變法和不變法又有什麼差別呢?
所以，變法的規劃者自身的主觀思想，以及他的個人性格原因都是能夠影響變法形式的關鍵。事實上，申不害的變法本身也是一場法治變法，但是因爲自身的客觀因素影響，導致這場法治變法並不徹底，而變成了術治變法，申不害的法治變法，畫虎不成反類犬。
國家風俗影響着變法的性質
再者，變法的性質與這個國家的風俗也有很大的關係;國家的傳統和風俗往往能決定一個國家各項發展之間的差距，比如說一個國家崇尚文治，那麼這個國家的行政和經濟方面可能比較強，而如果一個國家崇尚於武力的話，那麼可能軍事的發展方面就會比較強大。
趙國胡服騎射變法，側重於軍事變法趙國就是如此，這個國家對於文治方面不太感興趣，卻是一個十分崇尚武力的國家，這就導致了它在戰國時期所實施的變法，是一場單純的軍事方面的法治變法;在進行胡服騎射變法之後，它的軍事實力確實是突飛猛進的。
然而因爲太過於注重軍事方面的變法，而忽略了其它方面的改善，導致這個國家的發展循環變得特別畸形，真正的作戰能力確實提高了，戰場上的爆發力也變得強了，可是後面的後勤補給卻跟不上了，國家的政治也因此變得比較混亂了，所以這個國家它的變法性質與本身的風俗特點有着很大關係。
討論
國家地理、地緣政治等客觀因素影響着變法性質最後，變法還有一些地理方面的客觀因素有關係;像齊國實施的是一種吏治變法，在這場變法當中，主要是改善行政方面以及經濟方面的發展方式;我們都瞭解，在整個戰國時代齊國的經濟發展在整個諸侯國中都是排之前列的，因爲這個國家不僅可以進行陸上的經貿往來，還可以單純地依靠農業經濟來進行發展。
齊國經濟富裕，貿易發達，更符合吏治變法齊國位於東海之濱，在經濟上具有天然的發展優勢;我們所熟知的海上絲綢之路雖然是在宋代的時候才正式揚名的，其實海上絲綢之路在商周時期就已經有雛形了，在戰國時期主要發展依靠就是齊國，所以，齊國因爲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在經濟方面的發展比其它的國家更加強盛。
這也就導致了這個國家的平民百姓生活比較富足，比較有利於社會的安定，這樣的國家是比較符合實施吏治變法的，因爲吏治變法的基礎就是要有一個國泰民安的現狀;畢竟百姓們安穩得到滿足了，才能夠爲國家創造發展的動力，才能夠想到爲國家去做貢獻。所以說，一個國家在地理方面的客觀因素，對於國家的發展形勢也是有着很深遠的影響的。
小結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之所以其它的國家不去借鑑魏國和秦國的發展方式，是有着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響着的;事實上，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發展國情，也有每個國家的風俗特點，並沒有任何一種發展形式是最好的，並沒有任何一種變法方式是所有國家都符合的，更不能說在變法的過程當中有着誰對誰錯。
進行變法創新，確實是增強社會動力的一種方式，也是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經之路，但變法創新也必須與自己本身的發展國情相輔相成，變法本身就是作用於基礎社會的，如果它脫離了基本的發展國情，那麼只能夠對國家的發展造成妨礙。
因此，符合別國的發展方式並不一定符合自己，在變法改革的道路上，還是需要尋找到最符合自身發展的方式，也只有這樣才能夠最大限度的獲得成果，才能夠源源不斷地爲國家的發展增添新的血液以保證自己能夠長久的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參考文獻：《史記》、《資治通鑑》、《戰國策》、《左傳》、《漢書》、《呂氏春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