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的大部分皇帝既沒有秦始皇的精明手段，又沒有他的統治精力，這樣的話，隨着封建制度的不斷髮展，在皇帝不可能做到事無鉅細而且臣子們又不斷中飽私囊的情況下，那麼原先的“中央政府能夠直接向每個農民徵稅”這樣一個本來應該存在的現實，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了。這就是土地兼併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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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給土地兼併下一個定義呢?國家的土地是一定的，一定時期內國家的人口(生產力)也是一定的。國家通過丈量土地核實用於耕田的土地數量，通過人口普查戶籍定製覈實納稅人數。這樣一來，國家每年從土地上收取的賦稅也應該是一定的。當土地兼併開始的時候，這一套本來該是鐵一般剛硬的制度很快就會發生質的變化。首先表現出來的就是土地產權逐漸向少數人手中轉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地主階級。地主們通過暴力侵佔自耕農的農田，使這些原本自給自足的並且依法納稅的自耕農失去土地，爲了生存不得不依附這些地主，變成佃農。成爲佃農意味着什麼呢?意味着佃農所耕種生產的每一粒糧食全歸地主所有，而地主只會給他們僅夠維持生存的口糧，維持他們生存的目的也是使他們能夠繼續替地主打工種田。這樣一來，我們的封建政府再也無法從這些原本勤勞耕作按時納稅的自耕農身上獲取一毛錢的稅了。他們由爲封建帝國服務的公民變成地方豪強地主階級的私人僕役。每當一個自耕農成了佃農，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對這個地方的實際稅收減少一分。稅收每減少一分，就意味着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降低了一分。所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名存實亡，“小農經濟”變相成了類似於西方種植園主那樣的“莊園經濟”。這就是土地兼併。
如果我們再理想化的假設一下，這些地主如果能按照國家的標準進行納稅，也就是說國家有足夠的條件控制他們，牢牢掌握國家的資源，讓那些佃農生產的資源合理地流向中央政府，那麼也是可以的。但是，現實和理想有着不可逆轉的巨大差別。地方中那些侵佔民田的豪強地主，他們有充足的利益和理由，與官紳勾結，矇騙中央政府，虛瞞他們擁有的民田數量，謊報民間戶籍，等於說把一部分國家的資源據爲己有。他們自身的勢力得到了擴張，那麼就意味着中央的權力在不斷得到削弱。土地兼併的越嚴重，中央的控制權就越弱小。當這種兼併達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中央的權力徹底離心，中央政府的生存已經達到了要完全來依賴這些地主豪強的支持。那麼這個時候，已經離亡國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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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兼併導致國家用來徵稅的農田越來越少，徵稅的農田少了意味着國家的稅收減少。國家的稅收減少意味着財政費用入不敷出，供養不起軍隊，導致軍隊戰鬥力削弱。這樣一來，一旦爆發戰事，國家就會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國家不能鎮壓叛亂，那麼這種動亂就會越來越大，大到政府的力量已經不足以去提供解決的方案了。而那些擁有國家大部分土地，拿着大部分稅收的地主豪強呢?他們只能算是投機者。他們擁有社會上的大部分資源，有能力也有義務去替國家分憂。但是他們往往會採取觀望的態度。
有利可圖時，他們也許會幫助這個國家一把。如果他們覺得投資給國家可能不會有太好的受益時，那他們就完完全全成了守財奴，坐視這個國家的存亡了。而對於那些失去土地的反叛者來說，他們期待着一場毀滅性的大動亂，期待着亂世過後的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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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爲止，我們已經不難看出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每一朝每一代從建立伊始到滅亡之秋，都在重複着一個相同的過程，那就是—：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兼併——土地兼併發展到極限——天下大亂重新洗牌——建立新朝再一次土地重新分配——的這樣一個過程。整個王朝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強地主的爭奪土地人口的鬥爭史。這樣的歷史一代又一代不斷重演，剛好形成了300年的這樣一個週期。受中國的土地數量和人口數量的影響(當然也有生產技術的影響)，300年，即是土地兼併從開始到發展致極限的最大承受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