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清代皇子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清代皇子“賜府另居”，就是“分家單過”那麼簡單?
通俗點講，清代給予宗室王公爵位的加封，但只令其建府於京中，非旨不得擅離京城。順治年間，順治皇帝逐漸確定了根據皇子爵位等級的不同，給予一定規模王府另居的制度。王府設有專門的屬官、侍衛、太監，還配有一定數量的包衣佐領、下五旗旗分佐領。在皇帝“賜府另居”的同時，一般還會賜予一定數量的田產、物產或者買賣店鋪，於是一個以皇子爲中心的龐大社會羣體便逐漸形成。
只是這大張旗鼓的“賜府另居”，加入“禁抑宗藩”的原則後，便成了一項關乎分化王權、穩固皇權的政治制度。
清代王府舊址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代充分吸取了前朝歷代的滅國之因，制定了諸多防止外戚干政、母后擅權的有效制度，《清稗類鈔·宮闈類》對清代皇子出生以來的各個年齡段予以了較爲明確的記載，能讓我們大致得出這種制度的無情和有效：
皇子生，無論嫡庶，甫墮地，即有保姆持付乳媼手。既斷乳，即去乳母，增諳達，凡飲食言語行步禮節皆教之。六歲，備小冠小袍袿小靴，令隨衆站班當差，教之上學，即上書房也。十二歲，有滿文諳達教滿語。十四歲，教弓矢騎射。至十六或十八而婚。
這種制度有種較爲明顯的特點，那就是“惟與生母相見有定時，見亦不能多言”。自幼與生母別離，雖然太過不近人情，但卻能充分保證皇帝和生母之間的關係生疏，有效防止母后擅權的負面情況出現。
只是大婚以後，就代表着皇子業已成年，再居於皇宮自然不再合適，於是便有了皇帝的“賜府另居”。
“賜府另居”制度，開始於順治元年，經過順治五年和順治九年的兩次完善，這一制度才基本形成。只是，當時的順治皇帝尚未生育皇嗣，這項“賜府另居”制度只針對那些“國初開創，櫛風沐雨，以百戰定天下”的功績宗親。可皇室宗親的功勞不同，賜府的規模自然不能等同，於是一個依據爵位等級而賜予相應規模府邸的衡量辦法，自然而然的產生。
根據乾隆朝所成《皇朝通典·卷四十》的記載，清代宗室爵位分爲六級十二等，分別爲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將軍。依據於此，順治皇帝制定了極爲詳細的王公府邸規模。
根據《清實錄·世祖實錄》的記載，順治皇帝於順治九年頒佈條令，先行明確了從親王到宗室公爵的府邸建制：
親王：基高十尺，外周圍牆。正門，廣五間，啓門三。正殿，廣七間，前揮周圍石欄。左右翼樓，各廣九間。後殿，廣五間。夜室二重，各廣五間。後樓一重，上下各廣七間。自後殿至樓，左右均列廣虎。正門、殿、寢，均綠色琉璃瓦。
除此之外，“親王”府邸的後樓、翼樓、旁房的用瓦、鎮獸、門柱、金釘、貼金、繪畫、窗楹等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清代王府內景
郡王(包括“世子”爵位)：高八尺。正門一重，正屋四重。正樓一重。其間數、修廣及正門金釘、正屋壓脊，均減親王七分之二。樑棟貼金，繪畫四爪雲蟒，各色花卉。正屋不設座，餘與親王府同。
貝勒：高六尺。正門三間，啓門一。堂屋五重，各廣五間，均用筒瓦。壓脊二，獅子、海馬。門柱紅青油飾。樑棟貼金，彩畫花草。餘與郡王府同。
貝子：基高二尺。正房三間，啓門一。堂屋四重，各廣五間。脊安望獸，餘與貝勒府同。
“貝子”以下的宗室“公爵”，“均與貝子府同”。
也就是說，根據宗室爵位的不同，所賜府邸的地基高度、房間數量、門窗數量等等均有不同，用以差別爵位等級的補服圖案也在府邸繪畫中有着相對應的表現。等級森嚴、尊卑分明，仍然是宗室王公“賜府另居”的主要特點。這也是後世宗親中“王府逾制”罪行的根本依據。
“賜府另居”的特點和過程
根據《皇朝通典》的記載，皇子一般到了15歲，便由宗人府向皇帝提請分封諭旨，讓皇帝欽定皇子爵位，賞賜府邸另居，脫離皇宮開始獨自生活。
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下達了第一道“賜府另居”的諭旨，只不過分封對象依然是皇室宗親，而非當朝皇子——恭親王常寧(順治皇帝第五子)、純親王隆禧(順治皇帝第七子)。
在康熙皇帝的這道諭旨中，我們能明確得出“賜府另居”的另兩個特點：
1、康熙皇帝下令，“着常寧在正藍旗、隆禧在鑲白旗”，此即爲宗室分封的地點所在。
2、“親王冊封外藩，工部題明，遣官營造府邸”，也就是說宗親府邸的營造工作由工部一力承擔。
雍正十三年九月，剛剛繼位的乾隆皇帝對諴親王、和親王下令賜府，我們能夠大致得出“賜府分居”的整個過程。
《清實錄·高宗實錄》記載了乾隆皇帝的這道諭旨：
皇叔胤祕、皇弟弘晝向荷皇考深恩，封以親王之爵。但冊封之典。尚未舉行。又二王尚居住紫禁城內。應如何冊封，並踢居王府，分予護衛、給賭家資，務期妥協寬裕之處。著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禮部、內務府斟酌緩急，詳議具奏。
乾隆二年，由工部承建的兩座府邸落成，乾隆皇帝“親臨閱視”，並下令由內務府總管帶領內務府屬員，“送二王遷往府邸”。
“賜府”的配套賞賜
“賜府”，只是一個給了皇子或者宗親王公一個居住的地方，並不能讓王府實現正常運轉，無法顯示皇恩浩蕩，更不能實現皇帝予以分封的根本目的——分化王權、穩固皇權。
所以，皇帝在給予宗親、皇子“賜府”外，還要給予經濟體系、屬官體系和統轄役人的配給。
經濟體系的建立
順治十年，清廷制定了明確的爵位俸祿制度，此爲“賜府”王公經濟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皇朝通典》對於宗親王公的俸祿有着明確記載：
親王，歲給傣銀一萬兩;世子，六千兩;郡王，五千兩;長子，三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鎮國公，七百兩;輔國公，五百兩。每銀一兩，給米一斛。
如此俸祿，雖然在清代時期屬於絕對的“高薪”，但卻也無法滿足王府龐大的日常開支、剛需所用。更何況，宗親王公們還有着千奇百怪的特殊嗜好，還需要豢養各種人等，如果再有個結黨需要，更需要鉅額金銀支撐。
清代官銀
所以，在正常的爵位俸祿外，皇帝一般還會賞賜莊園、田產、商鋪並服役人丁。康熙六年，清廷制定了較爲詳細的“賜府”附加賞賜：
親王：得賞賜大糧莊、銀莊、瓜園、菜園、果園等四十二所。投充人、新丁、炭軍、灰軍、煤軍共計一千七百七十五丁。郡王：得賞賜各類莊園二十所，投充人一百戶、探捕戶二十名、牲丁十五名。炭軍、灰軍、煤軍各五十名。
也就是說，除了正常的工資外，皇帝還會賞賜給宗親王公諸多“生財之道”，以滿足王府的龐大開支。田產、店鋪來的更爲直接，幾乎成爲了王府主要的財源。
屬官體系的建立
王府建成，王府的屬官體系也會迅速建立，執掌王府諸等庶務甚至協助王公參與朝政、處理所領差事。王府的屬官體系主要包括三類人：
第一類：王府總管，代表官職——長使。清代王府的長使權力非常大，除了“掌府中之政令、率僚屬以各領其府事”外，甚至還可以跟隨王公參與政事，直到康熙皇帝於康熙八年以“會議之事，俱系國家重大機密事務，理應極其慎密”爲由，予以禁止。
第二類：護衛，代表官職——一二三護衛。畢竟是皇室宗親，身邊的護衛也絕對不能含糊，根據爵位等級的不同，予以不同數量、不同等級的護衛，也屬皇帝的特殊賞賜。
一二三等侍衛形象
第三類：禮制引導，代表官職——典儀。典儀執掌王府的生活事務，比如膳食、開支、修葺等具體事務。
第四類：護軍，亦稱爲“甲兵”。除了王公的護衛外，王府還配備一定數量的護軍，負責護衛王府安全。王府甲兵數量並不確定，隨皇帝的個人意願而定。
除護軍外，《皇朝通典》對王府中的長使、護衛、典儀等有着明確的配備數量規定：
親王：設長史一人;一等護衛六人，二等護衛六人，三等護衛八人;四品典儀二人，五品典儀二人，六品典儀二人。郡王：設長史一人;一、二、三等護衛共十五人;五、六品典儀共四人。貝勒：設司儀長一人;二、三等護衛共十人;五、六品典儀共三人。貝子以下，不設長使，僅護衛、典儀人數遞減。
王府護軍的數量，我們需要給予着重說明。王府的屬官們，由朝廷支應俸祿，也就是說，這些屬官從根本上講只屬於朝廷，並不屬於所在王府。皇位傳承不斷，宗親王公就會源源不斷的出現，僅是支應這些王府屬官就是一項浩大的開支。按照雍正皇帝的說法，如果任其發展，“不但錢糧不敷，即米石亦不能足”。但長使、護衛、典儀已被明確規定，皇帝也只能從護軍數量上尋找壓縮開支的辦法。
於是，雍正皇帝對王府護軍的數量予以了明確規定：
嗣後，親王護軍、領催定爲四十名、馬甲一百六十名，共錢糧二百份;郡王護軍、領催定爲三十名、馬甲一百二十名，共錢糧一百五十份;貝勒護軍、領催定爲二十名，馬甲八十名，共錢糧一百份;貝子護軍、領催定爲十六名，馬甲六十四名，共錢糧八十份等等。
統轄役人的劃歸
建立了經濟和屬官體系，“賜府分居”以後的宗親、皇子們還會被賜予一定數量的包衣佐領和八旗旗分佐領，也就是分給具體的管轄人羣。這項制度開始於努爾哈赤時期的“八旗制度”，包衣佐領即爲奴僕;旗分佐領，即爲下五旗的旗人。
也就是說，“賜府分居”以後的宗親、皇子們，能夠得到一定數量的私屬奴僕，和一定數量的管轄旗人，以保證他們的主子身份和尊崇地位。
自此，一個擁有系統經濟體系、完整屬官體系和下轄民衆、奴僕的社會集合體——王府，才正式形成。
清代八旗
“賜府分居”中的王權分化、皇權穩固
從上述王府的規制來看，一位王公幾乎等同於王府中的“皇帝”，權力巨大。再加上努爾哈赤時期，對宗親王公諸多特殊權利的給予，“賜府分居”以後的宗親、皇子們很容易形成私人勢力，進而嚴重威脅皇權。
行至康熙朝，康熙皇帝甚至認爲“凡事端之生，皆由五旗而起”，皇權和王權之間的矛盾逐漸變的公開化、明朗化、尖銳化。而經過“九子奪嫡”事件殘酷洗禮的雍正皇帝，更是深深明白王權對皇權的極大威脅。乾隆朝初期的“弘晳逆案”，更讓乾隆皇帝對王權威脅有了清醒認識。
於是，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努力，“禁抑宗藩”的原則便逐漸滲透到了“賜府分居”的制度中，有效分化了王權、穩固了皇權。其中，雍正皇帝對於“禁抑宗藩”的貫徹更爲徹底、明確，主要有以下兩項辦法：
1、禁止諸王隨意役使旗分佐領人等
雍正皇帝認爲，下五旗雖然各有諸王率領，但真正主子還是至高無上的皇帝，“五旗之人，竟有二主”的情況絕對不能出現。於是，雍正皇帝明確規定，諸王不得隨意役使下轄旗分佐領，甚至連包衣佐領的指配也必須先行請旨，得到皇帝許可後，方能施行。
如果諸王下轄的旗分佐領中，存在爵位較低的皇室宗親，則“置於該旗公中，令在上三旗行走”，令其脫離諸王約束，直接歸爲皇帝管轄。雍正皇帝的目的非常明確，就一句話——其宗室、覺羅之佐領，惟朕可以役使耳。
在“賜府分居”以後的佐領賞給中，雍正皇帝將諸王的管轄權進一步壓縮，甚至直接剝奪了役使權，有效制約了諸王私人勢力的形成，對王權分化有着極爲關鍵的影響。
雍正朝諸王代表人物——廉親王允禩
2、嚴禁朝臣同諸王交往
康熙朝晚期的“九子奪嫡”事件之所以出現，和皇子同朝臣之間的串聯、結黨行爲有着直接關係。雍正皇帝繼位初期，根基不穩、皇權不固，諸王府中仍有朝臣不斷往來，暗中結黨，對雍正皇權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對雍正新政也有着不同程度的掣肘。
爲了杜絕這種情況，雍正皇帝早在雍正元年正月就發佈了一道嚴旨禁令：
凡上三旗大臣侍衛官員人等，俱不許在諸王門下行走。即諸王屬下人，非該屬處，亦不許私相往來。嗣後如有私相行走之人，一經查出，即行參革。
至於諸王“招納之事”、“大臣往來王府”等情況，雍正皇帝更是發現一例，嚴懲一例，絕不姑息。
兩項措施下，諸王基本成爲了只能閒散度日、了無事事的“閒王”，只有地位，沒有權力，更談不上對皇權的有效威脅。行至乾隆朝，乾隆皇帝以雷霆手段處理完“弘晳逆案”以後，這種“禁抑宗藩”的原則變得更爲光明正大，理所應當。自此，延續上百年的皇權、王權之爭，以“賜府另居”的方式宣告了王權的完敗。
晚清皇室宗親形象
後記
“賜府另居”的宗親王公們，在“禁抑宗藩”的原則影響下，變得只懂放縱享樂、消極度日，甚至產生較爲嚴重的生理變態。熱衷“出活喪”的和親王弘晝，就是一個極爲典型的案例。行至晚清，這些宗親王公們更是發展到沉迷享樂、不問世事的荒唐地步，“有效”促進了清王朝的滅亡。
就此來看，王權雖有威脅，但其畢竟是皇權的附屬。王權不再，皇權的消失亦不久矣。
參考文獻：《清史稿·諸王列傳》、《欽定大清會典則例》、《皇朝通典》、《清實錄》、《清稗類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