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準備了：秦國變法，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快來看看吧!秦國是如何在戰國變法潮流中成爲一匹逆襲黑馬的?
戰國時代的時代主旋律其實就是變法：魏有李悝變法、楚有吳起變法、韓有申不害變法、齊有鄒忌變法、趙有胡服騎射......秦國的變法在戰國七雄中不是最早，也不是最晚，但卻是成效最大的。注意我說的是成效最大，而不是說只有秦國的變法成功了。最終秦國用一統天下證明了秦國變法的成效，但請注意秦國商鞅變法的很多政策並非原創——就是如今被人津津樂道的軍功爵制度其實也不是由秦國率先創立的。事實上整個戰國時代就是由分封割據的世家貴族政治向中央集權的職業官僚政治過渡的時代，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其實戰國七雄的變法都成功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最終是由秦國所締造的，這點是毫無爭議的客觀事實，然而在中華民族由分封割據狀態邁向中央集權的道路上並非只是秦國的功勞：郡縣制實際上是由楚國開創的，早在戰國初期魏國的李悝變法就確立了軍功爵制度......
我們不能因爲秦國成爲了最終笑傲江湖的勝利者就想當然地認爲六國的變法改革都是失敗的。19世紀後半期世界各國都流行變法改革：美國在南北戰爭後進行了強化中央集權的改革;英國對議會政治進行了改革;俄國進行了農奴制改革;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我們能以最終美國脫穎而出證明其他國家的改革都是失敗的嗎?事實上戰國七雄的變法都各自取得了成效，否則就不可能使自己躋身七雄之列，只不過山東六國的變法儘管站在自身立場上看也是成功的，但和秦國變法的成效比起來就相形見絀了。然而率先開啓戰國變法潮流的卻是魏國。魏文侯魏斯掌權後起用李悝進行了一系列變法改革：廢止世襲貴族的特權，提出“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主張選賢任能、賞罰嚴明。春秋時代各國基本都保持着貴族世襲制度：貴族子弟生來就可以享受榮華富貴並能繼承祖先的爵位，平民子弟即使再怎麼努力也沒出頭之日。李悝制定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公務員選拔機制：一大批有作爲的平民子弟得以躋身魏國朝堂，從此中國的朝廷官吏開始由世家貴族世襲逐漸演變成考覈選拔職業文官。這些原本永無出頭之日的平民子弟皆能奉公守法恪盡職守，一時間魏國政治清明，當然這些從底層爬上來的職業官吏在官場上待久了之後也出現腐敗現象，不過這是後話，至少在李悝變法的時代打破貴族世襲制度是一項重大的政治進步。李悝是儒生，但也是中國法治思想的始祖之一，所以他試圖通過推行以法治國的模式來推動魏國的制度革新。
春秋戰國的法治思想最初起源於管仲，李悝繼承了管仲法治思想，這種思想後經吳起從魏傳到楚，經商鞅從魏傳到秦，秦滅後又傳承到漢，成爲中國歷史上法治思想的主要推動者。李悝吸取儒、法兩家的思想，收集當時已存世的各國法律典章，結合魏國的實際情況制訂了《法經》通過魏文侯公佈成爲魏國的法律。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涉及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統的成文法典，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律》和《具律》，對於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的升遷獎懲、軍功的獎勵都做了最完備的規定。當時的魏國大力提拔在朝中素無根基的寒門弟子作爲朝廷僱傭的職業官吏以取代世襲的貴族卿大夫——職業官吏吃朝廷俸祿，執行朝廷法度，沒有自己的封地和大軍。這些職業官吏沒有上下尊卑的觀念，他們只服從朝廷的法度，於是魏國初步構建起以法治國的格局。
《漢書·食貨志》記載：李悝曾指出“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矣”。如果農民依靠耕種無法改變貧困現象就會出現拋荒的現象，造成糧食減產，市場上糧食供不應求就會導致糧價上漲。“谷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無論糧價甚貴或是甚賤都會傷害國家和民衆，所以“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把土地分給農民耕種有益於提高生產積極性。李悝變法廢除了傳統的井田制，採取“盡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勵老百姓墾荒，廢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許土地私有買賣。同時對國家境內的所有土地進行測評，估算國家的土地產量，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貧瘠標準，分配給農民土地，鼓勵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春秋時代的戰爭規模相對較小，很多國家的大軍說白了就是臨時招募來的貴族子弟和百姓子弟，這些人前一天要麼在飲酒賦詩，要麼在耕地施肥，第二天就拿起武器走上了戰場。李悝意識到：如果誰能率先選拔訓練一支專門作戰的職業化正規軍，甚至優中選優打造一支特種部隊，將佔據絕對的軍力優勢。提到魏國的軍制改革就不能不提一個叫吳起的人：他在擔任河西守將期間訓練了令天下談之色變的魏武卒。魏國所處的中原地區開發較早，生產力先進，人口衆多、土地肥沃、物產豐富，由於路網縱橫、交通便利所以天下物產雲集從而使商業繁榮、製作業發達。戰國時鐵器已逐漸推廣使用。當時天下的冶金中心均在韓魏。魏國由以兵器製作業發達而稱雄於當世。魏軍以逐步採用鐵製兵器代替青銅兵器，史稱魏軍甲兵犀利。
魏國選練武卒，均爲重裝步兵，披重鎧、持戈配劍、背弓弩、跨矢囊。可以說是裝備精良。鐵製兵器的使用對魏武卒的誕生產生巨大影響，如果沒有強大冶金工業及兵器製作業的支持，以如此裝備武裝到單兵是難以想象的。魏武卒裝備精良，皆以重裝步兵爲主，《荀子·議兵篇》說：“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意思是說士兵披上三層重甲(內外三層防護服或者就是重甲的別稱)和鐵盔，能開十二石之弩(一百二十市斤爲一石)，每人背五十隻弩矢，拿着長戈或鐵戟，腰帶利劍，攜帶3天的作戰糧草，半天能走一百多裏。故而魏武卒都是強悍的精兵，戰鬥力可以說是首屈一指，成爲當時世界上步兵最爲精銳和彪悍的大軍。
然而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看起來都很強大的魏國卻也潛伏着隱患：相傳魏惠王與齊威王在逢澤之畔狩獵。射獵完畢魏惠王拿出十二顆大珍珠向齊威王炫耀道：“我國雖小，尚有能照亮十二輛車子、徑長一寸的夜明珠一顆。像齊國這樣地大、人多，光兵車就有一萬輛的大國難道連這樣的寶貝也沒有嗎?”齊威王聽了這話從容不迫地回答道：“我的珍寶與你的不大一樣——你的寶貝是死的，而我的是活的：我有大臣檀子，讓他守南城，楚人就不敢爲寇作亂，泗河旁的十二個諸侯國都來朝見;我有能臣盼子守衛高唐，趙國人就不敢往東在黃河上打漁;我有賢臣黔夫鎮守徐州，燕國人就會面對徐州的北門祭祀求福，趙國人就會面對徐州的西門祭祀求福，遷移過來要求居住於齊國的有七千多家;我有良臣鍾首負責國內治安，人民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我這四位能臣賢相就是我的寶物，豈止照亮十二輛車?”
事實上魏惠王和齊威王這番對話的背後折射的是魏齊兩國霸權交替的一大重要原因——人才政策。春秋戰國乃大爭之世，要在亂世之中生存下去乃至稱霸乃至一統其實說白了就是要做的：地盡其利，貨盡其流，物盡其用，人盡其才。所謂地盡其利就是土地得到最大的利用——用單位面積的土地獲得更高的糧食產量;所謂貨盡其流就是貨物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交換;物盡其用就是物品的使用價值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而沒有一絲一毫的閒置浪費;所謂人盡其才就是各種各樣的人都能在符合自己的位置上發揮自己的才能，沒有人才被埋沒的現象。放眼整個戰國時代魏國可以說是一個人才大國，然而卻也是最大的人才輸出國。爲什麼魏國就留不住人才呢?其實人才被閒置並非魏國獨有的現象，只不過魏國表現得最爲突出而已。齊國在齊威王時代的確是重視人才的，然而到了戰國後期秦國已像磁石一樣吸納着東方六國的人才前去效力。
秦國的商鞅變法成爲列國之中最爲深徹的，那麼一開始並不佔據優勢的秦國如何完成逆襲的呢?這其中有很多原因：秦國在商鞅變法之前已經歷過秦獻公嬴師隰廢除人殉、鼓勵墾田、引入縣制等新政措施，從而爲商鞅變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秦孝公對商鞅變法可謂是全力支持，即使當變法觸及到太子和自己的兄長時也毫不猶豫地鐵腕護法，相比之下山東六國內部勾心鬥角往往使變法面臨不可預測的風險;秦惠文王儘管誅殺商鞅卻不廢商君之法，事實上在商鞅死後秦國仍在繼續進行着沒商鞅主導的“商鞅變法”，相比之下山東六國的變法往往隨着變法者和支持他的君主的離世而陷於人亡政息的境地。不過這麼多原因中最根本的是什麼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秦國變法的成就其實恰恰源於秦國變法之前的極端落後。
墨、法兩家成於魏，流於楚，但廣大於秦——正因爲秦在七雄之中相對落後，作爲既得利益者的老世族勢力沒六國那麼盤根錯節，所以墨、法兩家“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爲則上，無能則下”等平等政治主張才能在秦地得以實行;正因爲秦國文化不發達，所以也少了一份浮誇，多了一份質樸。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秦國能一統天下恰恰源自於商鞅變法前秦國的極端落後。《商君書》中說的明白：國去言則民樸;民樸則不淫。民見上利之從壹孔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則多利;多利則國強。今境內之民皆曰：“農戰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威也。民以此爲教者，國必削。
這就是說由於六國發明發達，其國內早已養成了盤根錯節的貴族世家，形成了等級森嚴階級固化的社會形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像商鞅這種出身寒門的人才是沒什麼出路的。事實上助秦一統天下的人才大多不是秦國本國人，六國自棄人才倒是便宜了秦國。物理學上有慣性定律認爲：若無外力作用，物體將始終維持既定的運動狀態。事實上人類的歷史發展也有慣性：人總是對以往的成功經驗有一種依賴心理而不願另起爐竈。我可以爲大家舉一個關於這種心態的例子：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先富起來的人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前的無職無業者，而以前所謂捧着鐵飯碗的人後來的人生境遇卻並不如意，因爲無職無業者纔敢去闖去衝，而有着所謂鐵飯碗的人哪怕可能已意識到自己的鐵飯碗捧不了多久了，可出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對已到手的既得利益的留戀絕大多數都會選擇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直到有朝一日企業破產後被動融入到市場中。
相比秦國而言：恰恰由於東方六國的文明相對更爲發達纔在國內形成了盤根錯節的貴族世家勢力，才造就了導致階級分化的富豪大賈集團。這種複雜的政治經濟格局固然是六國文明發達的成果，然而這也恰恰正是人亡政息的徵兆。因爲當文明高度發達到一定程度時就會形成一種沿着老路走下去的強大慣性。相比之下秦國恰恰由於落後而得以無所顧忌地進行變法：一來國內既得利益階層相比六國弱小得多，變法阻力相對較小;二來秦國反正落後，不變反正是亡國，變或許還有一線生機。相比之下山東六國的任何改革都是步履維艱的，因爲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風順的，事實上有時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得不放棄一部分已到手的既得利益。自古以來改革最大的難點重點正在於如何突破固有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在本來就貧弱的秦國這種束縛阻力無疑是相對較小的，因爲本就一無所有還能有什麼可失去的呢?這就叫光腳的不怕穿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