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宋朝部隊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今日之兵，分隸張俊者則曰‘張家軍’，分隸岳飛者則曰‘岳家軍’，分隸楊沂中者則曰‘楊家軍’，分隸韓世忠者則曰‘韓家軍’。——《三朝北盟會編》南宋史家徐夢莘撰。
南宋其他史籍也偶見記載，《雲麓漫鈔》稱：“人自爲法，時有‘岳家軍’、‘張家軍’之語。”，“會諸將稍姿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韓家軍’、‘岳家軍’。
此外，南宋“部曲”在某種程度上也被用於指稱“家軍”，如《要錄》謂“惜乎朝廷以光世部曲，付之呂祉。”“光世部曲”必然是劉光世所統領的“劉家軍”。而“鎮江大軍，韓氏部曲也;健康大軍，張氏部曲也;鄂州大軍，岳氏部曲也。”顯然所謂的“部曲”乃是其統轄的各“家軍”。
“家軍”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借北宋末年的戰亂而萌發，建炎、紹興時期發展至鼎盛時期，紹興十一年收兵權之後，“家軍”及其運作體系才趨於崩潰，在“家軍”的形成演變過程中，諸“家軍”雖然有軍事力量的消減，鎮戍轄區的調整，但也呈現出一些相似的特徵，通過分析這些特徵，或可對“家軍”崛起的路徑有一整體關照。
軍事性是“家軍”發展與形成中最主要的特徵。
由於南宋初期社會的戰爭狀態，統治者不得不大力扶植“家軍”的發展，與此同時，各“家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相互侵奪，彼此招納，所謂“相視如仇讎，相防如盜賊。”這種的情況，既削弱了諸軍的戰力，也制約着南宋國家戰略的制定與實施。
諸“家軍”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與北宋時期的“家將”相類似，具有比較明顯的地域性特徵。諸“家軍”長期活躍於某一區域，不僅擁有可靠的經濟物質基礎，而且熟悉當地的社會文化與戰略格局。
“要之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多樣，但政治經濟上的因素無疑是最爲主要的。從諸軍對營田的開展與控御地方財賦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來看，這種政治經濟因素髮揮的作用最爲顯著。
“家軍”對於時局來講是好事，但對於趙宋來講隱患太大。
諸“家軍”開展營田始於紹興初，營田的動因是爲解決龐大的軍費開支給朝廷帶來的負擔，准許諸“家軍”開展，實是中央不得已之舉。
紹興元年，解潛爲荊南鎮撫使，在緝捕盜寇，穩定境內治安的同時，積極發展營田以充軍需，“以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年來荒廢者甚多，乃以便宜闢直祕閤宗綱爲屯田使，召人使耕，分收子利。”上報朝廷之後，高宗下詔以宗綱爲“鎮撫司營田官”，有效的的解決了荊州轄區的軍資需求，減輕財政負擔，謂“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在此基礎上，朝廷看到營田帶來的好處，便擴大營田範圍。紹興六年，“命五大將及江、淮、荊、襄、利路帥臣悉領營田使。”准許五大將開展營田以實軍資，這便在政策上爲諸軍自擅財用，擁兵自重提供了便利。
實際上，諸“家軍”爲了解決龐大的軍費開支，早已產生了營田、屯田以及其他的營利性活動。其實，毋寧“岳家軍”，南宋時期的其他諸“家軍”也多有渠道獲得收入，且收入來源呈現出多樣化的形態。紹興十一年，秦檜已經開始羅織岳飛罪名，對岳飛與“岳家軍”的違法行爲與違規活動進行檢舉揭發，其中不乏誇大不實之辭，但頗能表明“岳家軍”的物資來源並不單一。
《要錄》載：“岳飛頃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
這極有可能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的構陷之詞，但置辦酒庫的情形其他各“家軍”也存在，不獨“岳家軍”。鮑琚曾奏“岳家軍”中物資來源及積儲時說，“岳飛軍中利源，鄂州並公使、激賞、備邊、回易十四庫，歲收利息錢一百十六萬五千餘緡;鄂州關引、典庫房錢、營田雜收錢、襄陽府酒庫房錢、博易場，共收錢四十一萬五千餘緡;營田稻穀十八萬餘石。”數量頗爲龐大。
最後，尤爲重要的是“家軍”打破了北宋長期遵守的武將不置親軍的制度規範。南宋諸“家軍”的統領多置親軍以爲個人親隨護衛部隊。
楊業“楊無敵”本是北漢降將，他在新朝雖然可以憑藉軍功而獲得殊榮，但“降將”的政治背景嚴重製約着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在軍事上，親隨護衛部隊更是與他無緣。楊業之死的深層原因固然是北宋的政治社會局勢使然，即文武關係失衡的惡果。但從外因來看，沒有牙將親隨護衛的“楊無敵”，即便武藝如何高強，也能被遼軍輕易俘虜的俘獲。
北宋立國政策中對武將的防範與控制，使得武將(即便是高級將領)不能招納親隨護衛。南宋時期，諸將多有親軍，雖然名號不一，但均挑選軍中精銳組成，有固定的人員配置，承擔保護武將本人的安全之外，有時也會參加軍事任務。
《雲麓漫鈔》中：“韓世忠、岳飛軍中，別置親隨軍，謂之背嵬，勇健無比。”
其實李顯忠、劉光世、吳玠、吳璘手下均有“背嵬軍”的設置，而以韓世忠創設最早。可見，“背嵬軍”只是一種指稱，用以代指那些由驍勇善戰的精銳所組成的勇武部隊，並非韓、嶽二人所獨有。劉光世有“部落軍”，而張俊設“銀槍親兵”，都是南宋時期諸將置“親軍”的事實，非常明顯，北宋武將擁有“親兵”都是極爲不易的事，但南宋時期，武將已經不滿足於“親兵”的配置，“親軍”的標準似乎更能讓他們安心。
這也表明武將的思維體系與權力結構發生了變化，但同時也爲日後岳飛的被害留下隱患。
總之
南宋時代武力的組織形式與武將成員的結構體系，在很大程度上脫胎於北宋晚期的軍政體制。因爲北宋末年，當時的軍政制度還是“兩司體制”，“靖康”的發生雖然有很多原因，但軍政體制的弊病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說，南宋的軍事制度與武力是在北宋已經崩潰的軍事制度中，通過對舊制一系列的調整與重建而確立起來的。而新建軍事統領體制是符合南宋立國之初的利益，但是隨着隱患不斷加強，最終“家軍”以岳飛身死而慢慢退出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