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呂不韋起家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一直到化肥出現，工業化機械生產出現以及雜交水稻的出現，農業纔算進入了新時代。古代，低產需要大量人力，聽天由命，這纔是農業的常態，重農抑商是基於現實的考量，一個社會要穩定最基礎的是國民要有飯吃能夠活下去，不一定香也不一定飽，但是一定要有口吃的，中國古代王朝的大型農民起義的直接原因一定是饑荒。
但凡有點吃的，民衆都不會去拼命。所以古代王朝對於賑災、水利、農耕非常看重。爲什麼古代王朝總要編曆法，爲什麼陰曆又被稱爲農曆，正是因爲它對農耕有指導作用，什麼時候下種什麼時候成熟什麼時候收穫，看日子就能知道了，多麼方便。而且注重農業，能夠最大限度地將人口固定在地方，便於對龐大人口的管理，維持社會穩定。
在工業革命之前，商業大多都是行商，少有工商。商人們將商品從一個地方運到另一個地方，攫取暴利，其實沒有生產物品，沒有產生財富。如果政府不加以管制，勢必人人效仿，那麼糧食誰解決?這樣離饑荒就不遠了，饑荒已經來了，大亂還會遠嗎?同農業相反，商業會造就大量流動人口，伴隨而來的流寇、強盜、小偷、人口販賣、土地兼併現象會非常嚴重，社會動盪，王朝傾覆就在朝夕。
呂不韋無論是站在哪個立場，能說出這話就是有大思想的人。首先無論是商還是農，本質上不是社會分工問題，而是階層問題。從古至今財富永遠是彙總的過程，而推動百富會聚到一起的其實反而 社會基層。無論任何一種思想形態，本質上都希望能做到固本興業的，問題是一切都建立在根基牢固的基礎上。
這個時候我們再把人性和信仰添加到裏面，不難發現人性本質是從衆的，而好的信仰則有進一步穩固基層的作用。那麼問題來了，大衆心理是否可控?信仰的主體是否可控?那麼對於國家這個層面而言，什麼不可控?對，是個例。這個個例出在哪裏?出在權力本身，這纔是對於國家最可怕的。那麼如何控制權力?最有效的方法是把權力的現實意義剝離出去——爲擁有權力的人帶來收益，但控制影響範圍。
最後，爲什麼要抑商。最簡單的說法是控制權利輻射範圍——你別過來。增加基層控制——所有的東西都屬於權力，而權力是我的，東西則是借給你的。所謂集權本質其實就是這個道理，本質上都是集權的，只不過手握權力的人不一樣而已。
很明顯，呂不韋在搞政治投機，“奇貨可居”的時候是從來沒有想到這一偉大的真理的。當他上位之後，回顧自己的成功經歷，感慨商人強悍的戰鬥力的同時，怎麼能不感到害怕?於是他轉而鼓吹起崇本抑末來了。其實也就是皇權集團素來做慣了無本買賣，所以他們敢於輕視商人，他們對農民說：“把糧食交上來”。農民就老老實實的把糧食奉上，還要看他們玩一把“淋尖踢斛”的把戲。哪像商人，還要買，還要騙，還要根據市場做出判斷，還有跑外地。
很多人對於人性充滿了幼稚的想象，他們以爲只要不抑末，農民就要大批轉崗當商人。就問問他們，假如就在當前這個信息遠比古代通暢的現代，丞相呂大人穿越過來當丞相，他忽然轉而鼓吹起全民投機，萬民經商來了，你們猜猜東北地區有幾個響應他的，大家又不是傻。鼓吹全民當農民的一個結果就是谷賤，農民喪失了經濟談判的優勢。當然，如果農民真的獲得了優勢，統治階級說不定又炮製出“農民天性自私，素質低，不愛國”之類的言論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