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不瞭解古代遊牧民族的事情，接下來跟着小編一起欣賞。
北方文化和中原地帶間文化上的“日益迫近”發生在戰國時代的晚期。從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前3世紀，北方地區與中原間的交流意義日益重大。儘管早期遊牧文化仍舊佔據着主導地位，並且還保持着他們的北方地區風格，但其獨特的因素已經與不同的形象(樹林、山巒)混合在一起，這些實質上也影響了其先前的風格模式。
公元前4—前3世紀的遊牧遺址集中在鄂爾多斯地區的中部，在考古文獻中一般被稱作“匈奴”。這些遊牧遺址中的墓葬組合物展示出一種明確的轉換。在這一時期的貴族墓葬中，貴金屬佔據着主導地位，武器很少，鐵器的應用越來越普遍，特別是某些類型的武器和馬具的製造，也越來越多地使用鐵質材料。“觸角式”短鐵劍與早期的青銅短劍相似，鐵劍與中原發現的鐵劍相似。與先前時期相比，鐵質短劍和鐵劍分佈的區域更廣大，發現的數量也更多。馬具和馬頭盔甲用鐵製作的頻率越來越高，青銅鶴嘴斧也被鐵製鶴嘴斧代替。
鶴嘴斧
在這一時期的裝飾特徵中，我們看到，帶扣和動物型裝飾片數量增多，而其他飾片，圓形的或者是長方形的，描繪的常常是人物活動的飾紋。既是現實的、又是風格化的動物爭鬥場景更爲普遍，而且藝術上更加複雜，鐵器製品的某些特徵的標準化傾向也更加明確。某種程度上，標準化可以作爲生產程序集中化組織的證據，它還間接指示出，其社會組織也更加等級化，在這種社會中，貴族階層可能享有着更高的權力。
這一時期的遊牧墓葬中最讓人吃驚的特徵是他們非同尋常的富有。在諸如桃紅巴拉、西溝畔和阿魯柴登遺址的墓葬品中，都發現了數百件貴重物品，其中包括許多黃金飾品和銀飾品。在毗近桃紅巴拉北部的阿魯柴登遺址中，發掘出兩座戰國晚期墓，共有金器218件，銀器5件。在這許多非同尋常的金銀器中，這些金銀器是典型的“斯基泰型”動物紋飾風格的複製品，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金頭飾，或者說是金冠飾，這套金冠飾由4件飾品組成：一個室內便帽和三條冠帶。
因爲它的富有，研究人員認爲這座遺址是一個樓煩王室墓，戰國時期這個族羣可能居住在這一地區。在陝西北部的納林高兔，發現了一座屬於匈奴部落的墓葬，在那裏出土了大宗的金器、銀器和青銅飾品，甚至還出土了一個極爲罕見的鍍金銀製短劍護手，這件銀器有可能是從外地輸入進來的，是發現的墓葬物中惟一一件軍事用具。
銀製短劍
關於晚期遊牧社會的複雜性，沒有任何地方比鄂爾多斯地區的西溝畔遺址表現得更爲顯著了。在一座墓葬中，發現了大宗的金銀飾品，同時還發現了其他的一些墓葬組合物。這些墓葬組合物通常是與一個更“古典的”遊牧貴族相聯繫的，包括武器、工具和馬具，這些墓葬物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桃紅巴拉的墓葬組合物。與此同時，我們還發現了確定無疑的農業社會的證據：村落，諸如鋤頭、扁斧、鶴嘴斧等農具，這些農具都是鐵製的。
各種各樣不同類型的墓葬組合物似乎暗示着一種更爲尖銳的社會差別的存在。社會中最貧窮的成員只有幾件工具和武器隨葬，而武士死後，他們的武器也仍然跟隨着一起下葬，還隨葬着具有遊牧藝術特徵的飾片。但是另一些人，可能是具有最高權力的首領，他們死後，卻隨葬有真正的珍寶，常常是一些金銀製品。貴金屬的積聚當然是權力和財富的暗示，但是這也許還可以說明財富的不同來源，即，它不再是通過軍事冒險或對下層民的剝削而得到的，而是通過貿易的手段獲得的。在戰爭中，領導必須能發揮貴族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首領逐漸地捲入貿易中。而在貿易交換中，貴重物品就成爲一種具有很高價值的流通形式。
金銀飾品
這種假設得到了來自考古方面的關於中國人起源問題的材料的支持。這些考古發掘的材料塑造出了中國文化的特徵，像金制牌飾、銀飾。更有甚者，一些銀製繮鈴顯示出的特點，具有趙國作坊的特徵。像在《戰國策》這樣的作品中提到的，中國對馬、牛以及其他一些典型的北方物產，如毛皮的輸入，也許是以在風格上對遊牧族具有很強的吸引力的金銀器物作爲償付的。在這一地區發掘出的貴重物品中，鍍金的青銅器、金器，以及在石灰溝發現的鑲嵌着寶石的銀製品，表現出與彼得大帝時期的“西伯利亞”金器驚人的相似性。在同樣的遺址羣中，我們還發現了豐富的銀器，還有一些新的動物紋飾主題，這極大地豐富了已有的一個表現模式的龐大體系。
對於如此豐富的墓葬品來說，墓葬的結構就顯得相對簡單了。不論在哪裏，我們都沒有發現那種有地下木結構墓室、地面有墓墩的構造複雜的阿爾泰遊牧族墓。一般來說，它們只是些簡單的土坑墓，有的有木製棺木，有的沒有。在所有遺址中都有動物犧牲，主要是馬和羊。在一個可能是公元前3世紀的遺址，玉隆太遺址中發現的馬車具的數量顯示出，在晚期遊牧社會中，已經使用馬車，但是我們還不清楚這些馬車是用於軍事還是禮儀中。這些馬車具包括7件用青銅製作的羔羊、羚羊、鹿、馬等動物形飾車頂，兩個軸端。
馬車
最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在西北方也曾發生過一個相似的進程。時間在戰國晚期的楊郎(固原縣)墓葬揭示出大約在那一時期遊牧文化的真正繁榮。首先，鐵器的應用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並且一般用於武器、工具和裝飾物中。其次，儘管在一些鄂爾多斯遺址中沒有發現，但是在一些墓葬組合中，出現了金器。再次，馬具(馬嚼子、馬頭盔甲、青銅或骨制的頰片和馬具飾品)、馬車具(車轅飾品、車軸護具和車轂)的數量飛速增長。用動物格鬥主題裝飾的轅杆頂和牌飾也是較晚時期的類型。
在固原型的早期遊牧遺址中，有許多重要的文化遺存與鄂爾多斯遺址相似，這顯示出流動的貴族社會相似的特徵。儘管數量還非常少，但是這些馬頭盔甲和馬嚼子的出現也暗示出，馬越來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不但用於運輸和放牧，而且還用於戰爭。這表明，伴隨着武士階層的興起，畜牧力量日益壯大，牧畜的數量也日益增長。而武士階層最初是與族羣中的經濟調節和“司法”爭端密切相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