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乾隆是怎麼解決人口吃飯問題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乾隆盛世時期，最突出也最棘手的便是人口與土地的問題，其後發生的川楚白蓮教起義以及零星的農民起義，都是在這個問題上衍生出來的。但終乾隆一朝，國家都相對穩定，沒有因爲人口激增而造成政治、社會的不穩定，乾隆帝在對待這一問題上，還是頗有手段的。
其實，自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亂以後，人口就以呈遞增趨勢，人口膨脹所造成的耕地、糧食供應等方面的問題，都尖銳地擺到了清朝統治者的面前。
人口爆炸的危機
清入關後第一次人丁統計數字是1400萬(順治八年)，十年之後的統計數字是1800萬，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實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時，登記註冊的人丁是2460萬，上述統計數字，只是交納錢糧的丁口數字，既非全部人丁數，更非全部人口數。
雍正年間實行攤丁入畝、地丁合一後，每五年進行一次的人丁編審已無意義。面對人口劇增所造成的壓力，清朝統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實際數量，以便調劑糧食，儲備賑荒。乾隆六年(1741年)所進行的第一次人口統計數字是14341萬，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統計數字。
乾隆八年(1743年)的統計數字是16445萬。此後人口一直以接近13%的增長率遞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突破2億，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已接近3億，人口數量超過歷史任何一個時期。
面對“每歲戶口孳息”“民間谷價，有增無減”清統治者“焦勞宵旰”。在糧價上漲的背後是地價上漲，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獎勵墾荒
乾隆五年(1740年)，清廷下達鼓勵開墾邊角畸零地畝的諭令，其諭曰：“各省生齒日繁，地不加廣，窮民資生無策。向聞邊省山多田少之區，其山頭地角，閒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雜植，嗣後悉聽該地民夷懇種，免其升科，並嚴禁豪強首告爭奪，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無荒蕪之壤”。
爲保證“免其身科”的執行，經過戶部議復、乾隆帝批准，頒佈了免於徵收錢糧的標準：
直隸省二畝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東，中等地一畝以下、下等地二畝以下及山頭、濱河的零星地;河南，一畝以下的上等地、五畝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畝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畝以下，水田一畝以下;江蘇荒山貧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溝畔地;安徽一畝以下的水田及二畝以下的旱田;福建一畝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畝以下，旱田兩畝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畝以下;陝西山頭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肅山頭地角荒地;廣東山樑瘠薄地;雲南磽薄地;貴州山頭地角零地;廣西水田一畝以下，旱田三畝以下。
遼闊的邊疆地區爲劇增人口提供新的棲息之所。儘管自清初以來歷代統治者對滿族發祥地東北實行封禁之策，禁之漢人移居東北。實際上是禁而不止，山東、河北失去生計的農民從海上或從陸上闖入關東。至乾隆時期，清廷迫於人口壓力，進一步放鬆關禁，乾隆爲此發佈上諭：
“盛京可耕之土甚多，畿輔山左，無業窮民，鹹耕藝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積日多。雖於本地淳樸古風有礙，然太平日久，戶口繁孳，藉此以養無數窮民，故向有禁之子例，而未曾嚴飭也”。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乾隆帝再次重申：“山海關、盛京等處，雖旗民雜處，而地廣土肥，貧民攜眷出口者，自可藉資口食，即人數較多，斷不致滋生事端”。至嘉慶十七年(1812年)據官方統計數字，遼寧、吉林、黑龍江的耕地達二千二百九十萬畝，較之清初增加了二千萬畝。
蒙古地區也有漢民大量涌入，“沿邊內地民人前往種植，成家室而長子孫，其利甚溥”。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爲伊開墾，或僱覓傭工”;清政府將官有牧場餘地招民墾種，“每五頃爲一分，各量資本，或一戶認種一分，或數人合種一分”，這些措施進一步刺激漢民到口外謀生。至乾隆中葉，漢民增加到五十萬以上，道光初年增至88萬，內蒙成蒙漢雜居的半農半牧區。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復臺灣之後，福建、廣東一帶人民渡海私入臺灣謀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作出凡去臺灣者一律編入保甲、凡在臺灣有田產者可把內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孫接去撫養的決定。“漳、泉、粵民趨之若鶩”。
自雍正年間實行改土歸流以後，“凡土司之新闢者，省民入居，墾山爲壟，列植相望”，乾隆平定大小金川后，該地有13萬畝土地被漢民墾種。
乾隆年間開拓天山南北以後，在清政府的鼓勵下漢民去伊犁、烏魯木齊、哈密一帶屯墾者日多，按照規定：“呈墾者每戶給地三十畝，並給予農具、種子、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墾者，取結給照，永爲己業”。“內地之民趨之，村落連屬，煙火相望，巷陌間牛馬成羣，皮、角、氈之所處，商賈輻輳。至於紹興之酒、崑腔之戲，莫不坌至”。
內地居民向邊疆地區的流動，不僅基本上解決了人口劇增說造成的土地壓力，緩解了因土地兼併自耕農淪爲流民所造成的危機，也加速了邊疆地區經濟的發展，密切邊疆地區與內地的經濟、文化聯繫。
推廣高產作物
爲解決近三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玉米、白薯這兩種產於美洲的高產作物在乾隆時代得到推廣。白薯生命力強，耐乾旱，耐水澇，鹽鹼地也能存活，抗蟲、抗災，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
乾隆初年，白薯從福建、廣東傳至北方，福建人陳世元去山東，見該地因旱歉收，便將白薯的種植技術傳播到山東膠州。此後，陳世元之子陳雲又將薯種運至河南朱仙鎮及北京一帶栽種。直隸無極縣令黃可潤從原籍福建帶來薯種在當地試種，結薯甚多。
山東布政使李渭，總結在北方栽種白薯的經驗，撰寫《種植紅薯法則二十條》;山東按察使陸耀刊印《甘薯錄》詳細介紹種植方法。乾隆帝在看到陸耀寫的《甘薯錄》後，令直隸總督劉峨、河南巡撫畢沅把此書廣爲傳播，勸諭民人廣爲栽種。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廣下，白薯在山東、直隸、河南、陝西等省得到廣泛種植。
玉米適宜在山地種植，在鼓勵開墾山頭角地的諭令推動下，大江南北廣泛種植。四川、陝西、湖北、湖南、廣西、安徽以及華北等地“延山漫谷，皆種玉米”，“土人皆稱爲六穀”。至乾隆中葉，玉米、白薯成爲主要食品，窮山深谷，“全賴包穀、薯芋、雜糧爲生”。
輸入洋米
爲解決人口劇增所引起的糧食短缺、平抑糧價，清政府鼓勵從暹羅、安南進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年)，福建、廣東商船在返回時帶回大米六萬六千餘石。爲了鼓勵外洋貨船販米入境，乾隆特下諭旨：
“自乾隆八年爲始，嗣後凡遇外洋貨船來閩、粵等省貿易，帶米一萬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五，帶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貨稅銀十分之三。其米聽照市價，公平發售。若民間米多，即著官爲收買，以補常設等倉。”
同時，清廷又鼓勵去暹羅打造船隻的中國商人返回時購米裝船，一舉兩得。乾隆在上諭中明示：“暹羅產米甚多，向例原準貿易，向來獲利甚微，興販者少。今商人等探聽暹羅木料甚賤，易於造船，自乾隆九年以來，買米造船運回者，源源接濟。”
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准許商人自備資本，購米入境，並規定“數在二千石以內者，循例由督撫分別獎勵;如運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數分別生監，民人，奏請給頂戴”。在清政府的鼓勵下，東南亞的大米源源輸入閩、粵。
儘管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但由於邊疆地區的開拓爲劇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謀生地區，不僅解決了人口壓力所釀發的危機。而高產作物的推廣及洋米入口的提倡，則使得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承受住了人口膨脹的壓力。要知道，封建小農經濟時代，要想讓三億人吃飽飯絕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