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1905.7.11-1972.2.15)，美國著名記者。他於1928年來華，曾任歐美幾家報社駐華記者、通訊員。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諾同時兼任北平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1936年6月斯諾訪問陝甘寧邊區，寫了大量通訊報道，成爲第一個採訪紅區的西方記者。抗日戰爭爆發後，又任《每日先驅報》和美國《星期六晚郵報》駐華戰地記者。1942年去中亞和蘇聯前線採訪，離開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曾三次來華訪問，並與毛澤東主席見面。
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內瓦逝世。遵照其遺願，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國，地點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
埃德加·斯諾1928年離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來到中國，在上海任《密勒氏評論報》助理主編，以後又任《芝加哥論壇報》、倫敦《每日先驅報》駐東南亞記者。他踏遍中國大地進行採訪報道，“9·18”事變後曾訪問東北、上海戰線，發表報告通訊集《遠東戰線》。在上海，他見到了宋慶齡和魯迅，引發了他對記錄中國人民苦難與嚮往的中國新文藝的興趣，後來他對蕭乾講，“魯迅是教我懂得中國的一把鑰匙”。他慶幸自己能在上海結識魯迅先生和宋慶齡女士，他是在他們的指引下認識中國的。
1932年聖誕節，斯諾與海倫·福斯特·斯諾(Peg snow，即Helen Foster Snow，1907—1997)在東京美國駐日本使館舉行婚禮，後遊歷日本、東南亞、中國沿海一帶。1933年春天在北平安家，住址在東城盔甲廠衚衕13號。1934年初，斯諾以美國《紐約日報》駐華記者身份應邀兼任燕京大學新聞系講師，爲教書方便，他在海淀鎮軍機處4號院購買了一處住宅，位置在今日北京大學西南門一帶，坐西朝東，有一個黑色鐵柵欄門，這原是一位燕大出身的銀行家的房子，中西合壁式，寬敞的院子裏種有果樹、竹子，還有一座小型游泳池，位置就在今日北大西南門外的海淀路上。因爲坐落在海淀臺地之上，可以遠眺頤和園和西山風景。斯諾和夫人非常喜歡燕京大學的美麗風光，說：“它的一部分佔了圓明園的舊址，保持了原來的景色，包括花園一般的校園中心那個可愛的小湖(即未名湖)。”
斯諾熱愛中國，熱愛海淀。他努力學習中文，還請了一位滿族老先生指導，他認爲“海淀的居民成分複雜，但他們都操優美的北京話，因此，這裏是外國人學講中國話最理想的地方”。來北平之前，他就接受魯迅先生的建議，編選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活的中國》，想通過小說來向西方揭示中國的現實。到燕大後，他又請在新聞系讀書的蕭乾和英文系學生楊繽(剛)一起進行編譯。他在編者序言中認爲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既不是鑽象牙之塔，也不是茶餘飯後的消遣，而是同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同人民爲民主與自由的鬥爭分不開的。1936年此書出版。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斯諾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戰爭的開端。他在參加日軍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聲質問：“爲什麼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爲什麼藉口士兵失蹤動用大兵?爲什麼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斯諾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日軍新聞發言人狼狽不堪，無法正面回答，只得倉促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
9月末，斯諾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事件。在報道中，斯諾稱讚這場戰爭是“偉大的表演”，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軍事技能，是許多人所沒有料想到的。
接着，斯諾沿着日軍在中國的侵略戰線，橫越中國國土，去了漢口、重慶、西安，並再一次去延安，撰寫了一系列的新聞報道。在漢口，他爲中國工業所遭到的破壞而痛心：“最令人氣餒的是中國在各處所犯的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沒有把工業企業和有技術的工人加以改組和撤退，而在放棄南京、漢口兩座戰略城市之前，又沒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兩個城市不致變成敵人的戰爭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資源和工廠，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內地推進。”
他驚異地發現：儘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戰役的勝利，但從來沒有贏得一項政治決定，從來沒有能夠勝利地結束這場戰爭。任何甘心承認失敗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人們不承認他的權威。汪精衛叛國投敵，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腦，人民就唾棄他，他的影響也就消失了。如果蔣介石投降，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他稱讚新四軍：最大資產，也許就是他的革命傳統，那就是有組織方法，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戰鬥的戰術。他誇獎八路軍：已經成爲一種英勇的傳說，這傳說在它萬次戰鬥的記錄中，象徵着每一個作戰的人都必須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戰鬥的品質：忍耐、敏捷、勇敢、指揮的天才、不屈不撓以及——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戰勝。所有這些結論，都顯示了斯諾作爲一個進步新聞記者敏銳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爲亞洲而戰》一書中。
斯諾是一個正直的美國人，愛好和平，主持正義，他十分關切中國的命運，熱情支持和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1935年6月，斯諾又被聘爲英國《每日先驅報》特派記者，不久即搬回東城盔甲廠13號居住。
當時正是一二·九運動前夕，燕京大學是中共領導學生運動的重要陣地，斯諾積極參加燕大新聞學會的活動，他們家也是許多愛國進步學生常去的場所，燕京大學的王汝海(黃華)、陳翰伯，清華大學的姚克廣(姚依林)，北京大學的俞啓威(黃敬)等等都是他家的常客。地下黨員們在斯諾家裏商量了“一二·九”運動的具體步驟，並把(1935年)12月9日、16日兩次大遊行的路線、集合地點都告知斯諾夫婦。遊行前夕，斯諾夫婦把《平津10校學生自治會爲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連夜譯成英文，分送駐北平外國記者，請他們往國外發電訊，並聯系駐平津的許多外國記者屆時前往採訪。
斯諾夫婦則在遊行當日和其他外國記者跟着遊行隊伍，認真報道了學生圍攻西直門、受阻宣武門的真實情況。他給紐約《太陽報》發出了獨家通訊，在這家報紙上留下了有關“一二·九”運動的大量文字資料和照片。斯諾還建議燕大學生自治會舉行過一次外國記者招待會，學生們再次向西方展示了一二·九運動的偉大意義。
北平淪陷後，斯諾在自己的住所裏掩護過不少進步學生，幫助他們撤離北平死城，參加抗日遊擊隊或奔赴延安。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斯諾首次訪問了陝甘寧邊區，拜訪了許多中共領導人。在延安，他曾將親眼見到的一二·九運動實況講給毛澤東同志聽。
10月末，斯諾回到北平之後即發表了大量通訊報道，還熱情向北大、清華、燕大的青年學生介紹陝北見聞。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聞學會、歷史學會開會之機，在臨湖軒放映他拍攝的反映蘇區生活的影片、幻燈片，展示照片，讓國統區青年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紅軍領袖的形象，看到了“紅旗下的中國”。
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夕，斯諾完成了《西行漫記》的寫作。10月《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在英國倫敦公開出版，在中外進步讀者中引起極大轟動。1938年2月，中譯本又在上海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正形象。
爲了取得更詳盡的第一手人物資料，斯諾夫人海倫·斯諾於1937年4月衝破國民黨憲兵、特務的阻撓，經西安、雲陽到延安訪問，採訪了大量的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寫出了《紅區內幕》(《續西行漫記》)、《中共雜記》等書。
1939年，斯諾再赴延安訪問。
斯諾1928年初到上海時曾給自己起了一個漢文名字：施樂，並一直使用。後來，胡愈之先生等翻譯《西行漫記》一書時，因不知他還有過這樣一個漢文名字，而譯作“斯諾”二字，並一直沿用下來。
1972年2月15日，斯諾在瑞士日內瓦因患癌症病逝。病重期間，斯諾留下遺囑：“我愛中國，我願在死後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裏，就像我活着時那樣……”遵照斯諾的遺囑，經中國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諾一部分骨灰的安葬儀式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舉行。墓基座爲長方形未經雕磨的青色岩石，上邊橫臥漢白玉墓碑一方，臨時用黑色膠紙貼着楷書：“中國人民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之墓”。碑前放着毛澤東送的花圈，緞帶上寫着：“獻給埃德加·斯諾先生”，宋慶齡、朱德、周恩來也送了花圈，黨和國家領導人周恩來、李富春、郭沫若、鄧穎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師生代表參加了安葬儀式。洛伊斯攜女兒茜安·斯諾出席儀式，她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說：“我丈夫在他遺言中表達了他對中國的熱愛，並表示了他生前一部分身心常在中國，希望死後也將他的一部分遺體安放在新中國的古老的土地下，安放在中國的新人中間，在這裏，對人類的尊重達到了新的高度，在這裏，世界的希望發射着新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