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0年，拿破崙爲了掃除“英國豹”，西班牙派出了三支軍隊，差點兒就成功了。最後威靈頓公爵且戰且退，儘管給法軍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最後還是被圍困在了里斯本。但是，他在此有一道法軍無法攻破的防線，被稱之爲托裏什韋德拉什防線，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英國海軍也保護了他通往塔古斯河的補給線。法國在1810年至1811年的冬季圍攻戰中損失了25000人，不得不撤退。1811年夏和1812年夏，威靈頓乘機率軍進入西班牙，在冬天迅速退守到葡萄牙。面對威靈頓軍隊的飄忽不定和西班牙無所不在的游擊隊，法國軍隊漸漸灰心喪氣。1812年，威靈頓在薩拉曼卡擊敗法軍，1813年又在維多利亞擊敗之。“英國豹”把法國鷹從半島驅除出去。
英國在半島戰爭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三種因素——英國海軍、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民、以及威靈頓和他的軍隊。從最初的出兵之時，到嚴冬退守至托裏什韋德拉什防線，海軍一直是英國軍隊不可或缺的生命線。除了這些之外英國海軍還幫助那些游擊隊，他們的騷擾削弱了法軍的力量。法國革命將法國人強大的愛國主義力量釋放了出來，這時候，通過征服，革命也喚起了蘊藏在歐洲其他國家人民心中的一種類似的愛國主義。20年來，法國人的民族國家思想破壞了歐洲的勢力均衡。但是，它在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國喚起的民族主義思潮，激起了一種創造新勢力均衡的力量。利物浦勳爵的保守政府發揮了其才智，命令威靈頓及其軍隊與這種革命勢力聯合，威靈頓公爵以其精明和機敏領導了這個聯盟。
在反法戰爭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民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提供食物，給予庇護，刺探情報。他們像游擊隊一樣，也像訓練有素的士兵一樣，英勇地進行鬥爭。威靈頓尊重他們。他對自己的士兵也很尊重，關心他們的需要，賞罰公正，英明地領導他們。他認真研究戰略戰術，發現拿破崙用兵的兩個最大的優點——軍隊的快速機動和以優勢兵力攻擊對方虛弱之處，但此中也存在着弱點。拿破崙軍隊的靈活機動，是因爲其輕裝行軍和就食民間，他能夠集中兵力，是因爲他以大量的軍隊攻擊對方倉促布成的戰線，而對方依據的是傳統的軍事方法。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法軍幾乎沒有食物可以利用，他們不得不運送大量的給養。威靈頓也避免了一切可以以優勢兵力打破他的戰線的戰鬥。他釆取逃避戰術，直到他看到法國陣地的弱點;之後他會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突然襲擊。他訓練有素的火槍手也明白，直到能夠達到最大的效果時纔開槍射擊。
1815年10月，在比利時的滑鐵盧戰役中，英國火槍隊陣線堅固，他們致命的射擊給拿破崙衝鋒的隊伍以重創。威靈頓公爵的戰略和戰術合理，他堅定地統帥部隊，而且組織和計劃周密，這些都幫助英國首次贏得了半島戰役的勝利，後來，在拿破崙逃出厄爾巴島之後，又奪取了滑鐵盧戰役的勝利。
半島之戰雖然富有戲劇性，但這次戰役並非決定性的戰役。英國和法國雙方繼續他們激烈的經濟對抗，這使雙方捲入了另外的戰爭。英國在遙遠的西方與美國作戰;法國在遙遠的東方與俄國交戰，而這場戰爭導致了法國的失敗。
爲了對法國進行封鎖，英國強烈主張其對公海的權利。於是，英國迫使與歐洲通商的美國船隻使用英國港口，向英國納稅，而且在公海上，英國能夠進行違禁品搜查。英國還逮捕任何他們懷疑是很早從英國海軍逃走的水兵。最終，這些專橫的措施使年輕的美利堅共和國忍無可忍，於1812年6月中旬對英宣戰，這時美國尚不知在同一個月中，英國已把引發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去除了。經過了在北美五大湖地區和公海之上的非決定性戰鬥之後，經過了談判桌上的激烈爭辯之後，雙方於1814年12月24日簽署了合約。
對英國來說，1812年的戰爭是小事情;對於法國而言，這場和俄國的戰爭是一場大突變。拿破崙對俄國逃避大陸封鎖體系而感到不悅，對他無能力迫使英國投降而感到沮喪，於是決定征服大陸上最後一個獨立勢力。1812年，俄國廣闊的草原地帶、嚴寒的冬天、以及頑強的防禦摧毀了拿破崙的大軍。1813年和1814年，德意志和俄國軍隊爲了反抗這種被壓迫的局面，因此他們受到了新愛國主義的激勵，徹底擊敗了拿破崙，拿破崙稱霸歐洲的夢最終破滅了。此刻，聯盟面臨的任務是重建歐洲。
卡斯爾累勳爵是一個高傲的、冷漠的貴族，是一個眼光敏銳、手腕高超的外交家。1812年，他擔任外交大臣。在拿破崙遠征俄國慘敗後，卡斯爾累認爲，普魯士、奧地利、俄國和英國的結盟可以擊敗革命的法國，能夠重建歐洲。然而，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些，不僅僅是因爲聯盟目標明確，團結穩固，這是很多因素綜合的結果。前三次聯盟的失敗，部分上是因爲他們缺乏領導。1813年和1814年，卡斯爾累成爲了這個同盟的領導者。他明白，第四次聯盟不同於前三次，因爲這次戰爭，正如他提出那樣，是一次“民族性的戰爭”。
因此，他以英國慷慨大度的資助和威靈頓軍隊的軍事參與，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廣大的聯盟，英國在這個聯盟中占主導地位。爲了確保同盟的成功，他於1814年1月前往歐洲。到了3月初，他說服俄國、普魯士和奧地利簽署了《肖蒙條約》，其中規定英國保證每年提供500萬英鎊的經費，每一個同盟國，包括英國在內，都保證提供至少150000名士兵。卡斯爾累歡呼道：“這是一種多麼非凡的力量啊!”該條約提供了一個堅實的基礎：20年內，簽約國定期召開會議，主要是觀察法國有沒有進一步製造戰爭的跡象。3月底，巴黎淪陷，拿破崙投降了。
卡斯爾累的下一步工作是，與俄國沙皇亞歷山大、普魯士哈登貝格王公、以及奧地利梅特涅伯爵一起，商談歐洲和平建設的問題。對於卡斯爾累而言，這種和平的根本條件是：要公正、明智地對待法國。法國應該是歐洲體系中的一個強大、獨立的成員，但必須受到一系列強國的牽制。在1814年5月的第一次《巴黎條約》上，他成功地達到了這些目的。這個條約保持了法國1792年的國界，歸還了除多巴哥島、聖路西亞和毛里求斯之外所有的殖民地。波旁王朝君主路易十八復位，但是必須以立憲爲條件，這一決定出自於亞歷山大神祕的自由主義，並非來自卡斯爾累苛刻的託利主義。卡斯爾累的主要貢獻是，他堅持要有一個奧蘭治王室統治之下的、版圖擴大的強大尼德蘭王國，其中包括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在內，能夠建立一個強大的、阻止法國擴張的屏障。普魯士的版圖擴大了，特別是在萊茵河流域的勢力更加強大，它和新的德意志邦聯、中立的瑞士、強大的撒丁、佔據意大利北部的奧地利一起，對法國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包圍圈。
遏制法國的政策是戰後協議第一個重要的原則。第二個原則是給戰勝國以補償。從理論上講，遏制政策和補償政策都反映了一句格言：果實是屬於勝利者的。俄國獲得了芬蘭、比薩拉比亞和波蘭。英國得到了開普殖民地、馬耳他和毛里求斯。普魯士吞併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亞、薩克森的大部分地區、以及萊茵河流域的領土。奧地利獲得了意大利北部的領土、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德意志南部的領土。大部分協議都在各國參加最偉大、最輝煌的外交聚會——維也納會議——之前就已達成了。在維也納，各大國外交官在舞會、宴席、密謀、以及莫扎特的歌劇中，認可了早已做出的安排，達成了新的協定，並完成了歐洲的重建。歐洲重建所依據的，是一種勢力均衡的舊原則和一種集體行動的新精神，這種新精神以歐洲協調這個詞來表達。
拿破崙從厄爾巴島逃出，他將法國人重新集結起來，以及他在滑鐵盧的失敗，這些使擬定第二次《巴黎條約》成爲了必要。法國對拿破崙的熱烈歡迎和戰事再起，在英國民衆之間以及在歐洲各君主首腦之間引起了強烈的復仇情緒。冷靜沉着的卡斯爾累在俄國沙皇亞歷山大的協助下，抵擋住了這種情緒。第二次巴黎條約在法國國界問題上僅有較小的變更。對於卡斯爾累來說，一個強大的法國對當時被稱之爲“公正均勢"的外交而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在建立這種均勢的過程中，卡斯爾累無視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些新興力量。他根據勢力、而不是根據民族主義來加以思考、判斷，因此希望奧地利在意大利的勢力加強，願意讓尼德蘭把比利時納入進來，也希望普魯士擁有在萊茵河流域更廣闊的領土。他深怕自由主義，幫助反動的波旁家族登上了那不勒斯和馬德里的王位。這些措施的結果並未一直穩定住局勢。
1820年和1822年，那不勒斯和馬德里發生了革命;1830年，比利時對荷蘭宣戰，直到1848年，意大利北部興起了一場反對奧地利的運動。爲了鎮壓那不勒斯人民，梅特涅召集大臣們開了一次列強會議。這種做法，反映了卡斯爾累想運用這樣的會議來牽制任何一個擾亂歐洲勢力均衡的國家。這種思想體現在第二次巴黎和約的第6條中，在許多方面顯示了卡斯爾累的思想觀點是最富創造性的。但是，在梅特涅和亞歷山大的操縱下，會議體系變成了一種在某些國家內鎮壓自由主義的工具，卡斯爾累認爲，這種舉動是對協調外交的一種曲解。
事實上，卡斯爾累勳爵利用定期的列強會議來阻止戰爭的思想胎死腹中了。1818年，在亞琛舉行的四個戰勝國會議，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儀式，它歡迎法國作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強國參與進來。接下來的一次會議於1820年末在特羅波舉行，1821年初在盧布爾雅那休會，這次會議是爲了鎮壓那不勒斯、皮德蒙特、西班牙和葡萄牙發生的自由主義革命。卡斯爾累勳爵沒有參加會議，他反對這種鎮壓自由主義的政策。儘管不支持革命，但他依然認爲，強國干涉弱小國家的內部事務，會存在極大危險。然而，三位東方獨裁者堅持這種策略：1822年9月，他們在維羅納開會議，目的是爲了協商鎮壓西班牙革命。在他們會晤前的一個月，卡斯爾累自殺身亡，給他的繼任者遺書訓令，反對使用列強會議作爲破壞西班牙憲政的工具。
卡斯爾累是第四次反法同盟、兩個巴黎條約、四國聯盟、維也納會議、以及歐洲協調思想的創始人和建築師，也正是他，第一次打破了這種協調。他這樣做，並非因爲他不再相信通過會議來進行外交，而是因爲他認爲梅特涅和亞歷山大曲解了協議的目的：從原有的爲歐洲國際關係創造一個新的公法體系變成了現今的鎮壓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
結語
這樣的做法，離團結的歐洲越來越遠，只會把歐洲分成反動的力量和革命的力量兩個陣營。1822年10月之後，調停兩種力量的任務落到了喬治坎寧身上，他聰明睿智，能言善辯，是一個讓許多人憎恨、又讓許多人喜歡的自由主義托利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