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軍在普法戰爭中失敗的原因，一般都只講到法國對戰爭沒有充分準備，法軍的裝備、彈藥和糧秣均無保證，統帥部展開作戰行動遲緩。這都是事實。讀過恩格斯的關於這次戰爭的《短評》以後，感到這似乎很不全面，也不深入。探索一下，似可以歸結爲三個原因：
一、法軍準備不足，不能先發制人，初戰受挫，就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終於一敗而不可收拾。
如前所說，法國宣戰的時候，萊茵軍團以進攻的態勢佈陣德法邊境。當時，法國如果能以優勢兵力向萊茵河猛攻，突襲渡萊茵，向法蘭克福和維爾茨堡方向推進，那就可以截斷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的聯繫，打亂普魯士的動員工作，各個擊破從各地開上戰場的德軍。恩格斯指出：“不僅從政治上看，而且從軍事上看，都是應該這樣做的。"直到九月底，德軍遠遠沒有集中完畢，南德意志的軍隊正從各地向萊茵河上許多渡口集中。”法皇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乘德國還在忙於動員的時候進行突然襲擊。”(11)路易·波拿巴從巴黎動身前往麥茨接任萊茵軍團總指揮的時候，無疑是打算立刻命令法軍越過國界，積極行動。但是由於以下三個因素，法軍的作戰計劃在重要關頭推遲了一星期。
第一，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的迸發，粉碎了任何一個這樣的計劃。路易·波拿巴面對的不是一個普王威廉一世，而是一個德意志民族;不只是普魯士軍隊，而是德意志軍隊。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有十二到十五萬人的軍隊也難以渡過萊茵河了。於是就需要用現有的全部的兵力來進行正規戰以代替突然的襲擊。一彈未發，法軍就失掉了突襲的時機，路易·波拿巴取得初戰勝利的時機也消失了。
第二，爲了突襲南德意志，法國的計劃是，十五萬人應當集中在麥茨，十萬人集中在斯特拉斯堡，五萬人集中在夏龍。前兩支迅速集中的軍隊預計在卡爾斯盧厄附近渡過萊茵河，同時夏龍的五萬人應當向麥茨前進，以對付德軍向法軍的側翼和後方採取任何行動。但是，當路易·波拿巴到達麥茨的時候，這個計劃便成泡影了。他發現麥茨只有軍隊十萬人，斯特拉斯堡只有四萬人，應當在夏龍集中的五萬預備隊遠未集中起來。兵力不足，欲突襲卻力不從心。
第三，這場戰爭，法國準備已久了;法國政府的高級官員也曾吹噓一切都準備好了。事實上，軍需部門也拖了及時發起進攻的後腿。出征所必需的各種物資，八月一日纔開始分配，部隊缺少起碼的物品如行軍水壺、行軍鍋和其它行軍裝具，肉是腐爛的，而麪包又經常是發黴的。爲什麼軍需供應如此糟糕?恩格斯指出：“在必需依靠久已形成的一整套貪污致富的辦法向帝國的支持者慷慨行賄的制度下，不可能設想這種辦法不風行於軍需部門。”
法軍的一週拖延，白白斷送了戰場上先發制人的時機。而德國方面卻利用這個時間加速完成動員工作，源源不斷地把部隊送往前線，不僅改善了處境，而且取得了兵力上的優勢。其結果，從邊境上的最初三戰已經充分反映出來了。路易·波拿巴無力先發制人，又無力後發制人，在戰場不得不處處被動了。
二、指揮法軍的將帥在形勢變化的條件下，部署失宜;在應該退卻的時候，不敢當機立斷;因循貽誤，進退失據，又往往斷送了取勝的時機。
當初，萊茵軍團的部署是爲了進攻的，“對於防禦，它完全不適用。”但是，由於法軍喪失了突襲萊茵地區的良好時機，就應該依據戰略形勢的變化改變軍事部署。當時，配置在邊境上的法軍，從維桑堡到錫埃爾克，分佈在至少九十英里(近一百五十公里)的一線上。戰線很長，要把兩翼部隊向中央集中，按當時的條件需要行軍兩天。法軍統帥沒有在喪失進攻的條件下，迅速採取措施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以致維桑堡之戰、維爾特之戰和福爾巴赫之戰中，法軍的其餘部隊同前線交戰部隊，由於相距太遠，不能首尾呼應，及時前往支援。結果，法國“幾個軍被各個擊破，還有什麼奇怪呢?”主動進攻的態勢變成了被動挨打的架式，哪能不敗!
邊境三戰失敗以後，萊茵軍團的左翼和中路部隊從邊境退往麥茨要塞。萊茵軍團的右翼部隊，在麥克馬洪的指揮下退往夏龍。當時，德軍的集中既迅速又縝密，北德意志那支五十五萬常備軍都已開到前線同南德意志的軍隊會合。”這個巨大的數量優勢的作用，到現在又由於軍隊指揮的卓越而進一步增強了。”在這種形勢下，萊茵軍團的動向是否得宜關係勝敗大局。恰恰在這關鍵時刻，無論是巴贊還是麥克馬洪都在軍事上鑄成了大錯。
八月六日以後戰場上的實際情況是，德軍第一、第二軍團急速向麥茨背後迂迴;第三軍團很快楔入巴贊和麥克馬洪兩支部隊之間，截斷他們，使他們不能會合，甚至不能配合作戰。在麥克馬洪的部隊很少有可能到達麥茨的情況下，巴贊就遇到了這樣一個問題：立刻向馬爾納河畔的夏龍退卻是不是更好一些。何況，他的兵力包括騎兵在內也不可能超過十八萬人。這樣的兵力是根本不足以在戰場上同敵人抗衡的。因此，如果他不想把整個法國奉獻給入侵者，如果他不想使自己困在一個飢餓很快會迫使他投降或者迫使他在聽任敵人擺佈的條件下作戰的地方，那末他對於立即從麥茨退卻的必要性看來就不能有絲毫的懷疑，然而他仍在原地未動。”巴贊因循猶豫不決，等他開始退卻的時候，德軍已經迂迴到他的背後了。經過八月十六日和十八日的兩次會戰，法軍的退卻完全受阻，十七萬多人陷入重圍。聲名赫赫的萊茵軍團-法國的希望和力量一在兩個星期的作戰以後竟不得不選擇：或者在極其危險的作戰以後竟不得選擇：或者在極其危險的情況下衝出敵陣，或者投降;這是法國人所無法置信的。”
關於麥克馬洪，在邊境初戰失敗以後不率領所部向萊茵軍團的主力靠攏，又鑄成了軍事上的一個錯誤。麥克馬洪到了夏龍，離開麥茨的路易·波拿巴也到了那裏，以後就呆在麥克馬洪率領的部隊裏。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簡直成了一個累贅。在夏龍，麥克馬洪得到增援，部隊人數增到十一、二萬人，其中約三分之一是未經訓練的新兵。這支部隊何去何從，成爲一個關鍵問題，在夏龍和巴黎有兩種不同的看法。
在夏龍，路易·波拿巴和麥克馬洪正在躊躇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拒絕在八里橋內閣裏出任陸軍部長的特羅胥將軍到了夏龍。他力陳，“巴黎周圍的堡壘體系只有用來作爲巴黎前沿軍隊活動的基地才能發揮作用。這是約在二十五年前隱約在修建堡壘之後的軍事打算。特羅胥這樣暗示，如果巴黎不陷落，就可以同敵人談判停戰，就可以使第二帝國免遭第一帝國的災禍。”這就是說，他主張把集中在夏龍的部隊用於防禦巴黎的外圍。路易·波拿巴和麥克馬洪同意特羅胥的觀點。但是巴黎政府堅持要麥克馬洪去救援巴贊，路易·波拿巴又沒有反對。這樣，麥克馬洪只得率領部隊從夏龍經蘭斯去援救巴贊。
由於德軍已經楔入巴贊和麥克馬洪的部隊之間，隨時可以從側翼攻擊麥克馬洪的部隊。事實上，普魯士威廉王儲統率下的德軍第三軍團一直監視着麥克馬洪部隊的動向。“在麥克馬洪沒有完全擺脫王儲以前，他去救援巴贊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此其一。麥克馬洪繞北道而行產生了另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所有直通巴黎的交通線都放棄給敵人;法國最後可用的軍隊從中心被引到外緣，並被故意配置在離中心比敵人目前離中心還遠的地方。如果在兵力佔很大優勢的情況下采取這個行動，也許是有道理的;但現在是在兵力比敵人弱得無可補救、差不多必敗無疑的情況一這樣做的。”麥克馬洪的行動無異自投羅網，此其二。這種輕率的進軍簡直是唆使敵軍俘擄全部的援軍，其惡劣的後果已在色當戰役中全部看到了。
在戰爭的第二階段，巴黎的攻守戰是戰爭的中心環節。“如果巴黎被攻佔，法國也許會屈服。”由於法軍的精銳部隊或在色當投降，或被圍困麥茨，德軍長驅直入，十多天就進抵巴黎城下。“國防政府”首腦特羅胥對巴黎的防禦消極懈怠，萎靡不振，無決心，無毅力。因此，有時由於守備部隊的堅決要求而進行的出擊，例如九、十月間的三次出擊，都無力給包圍部隊以嚴重的打擊。十一月九日，奧雷耳指揮的盧瓦爾軍團在庫爾米埃戰役裏取勝之後，打算北上援救巴黎。但是單靠這個軍團的力量不足以達到這個目的，而需要巴黎的堅決行動來策應。十一月中旬，盧瓦爾軍團的部隊向北向西運動，企圖繞過德國的監視軍而突然出現在包圍巴黎的德軍面前。德軍參謀總長毛奇感到局勢嚴重，立即從巴黎外圍抽掉精銳部隊去加強監視軍，包圍巴黎的德軍有所削弱。如果巴黎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攻擊點從巴黎出擊，“特羅胥贏得勝利是有把握的。”當時，德軍第二軍團從麥茨調往盧瓦爾河前線，尚未到達，正是法軍解救巴黎的絕好機會。但是，只有盧瓦爾軍團的運動，不見巴黎的及時出擊。等到十一月下旬，德軍第二軍團已經開到。巴黎及其南北的法軍雖然協同作戰，同時出擊，但是從麥茨開來的德軍到達之前兩星期的絕好戰機已經消逝了。特羅胥等錯過了解救巴黎的機會，並且是最後的一次機會。
戰略的失策，部署的錯誤，戰機的縱逝，表現得夠充分的了。
三、前線法軍的具體行動經常受到巴黎的錯誤干預;法國反動統治者害怕本國人民的革命甚於外國敵人的進攻。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除軍事原因之外，還有政治原因。馬克思說：“一八七○年法國的災禍在近代世界歷史中是無與倫比的事!它表明：官方的法國、路易·波拿巴的法國、統治階級及其國家寄生蟲的法國是一具腐爛的屍體”。法軍軍需供應影響軍事行動，造成軍事被動，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第二帝國的政治腐朽。這裏再進一步說明，法國的反動統治者怎樣從反動的政治需要要求出發，經常錯誤地干預前線的具體軍事行動，招致失敗;又怎樣從反人民的觀點出發，考慮戰和問題，而走上投降道路。這都說明，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失敗還有政治原因。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略應當服從政治要求。但這決不意味着前線的具體軍事行動要處處受到干預特別是出於反動政治需要的錯誤干預。維爾特和福爾巴赫會戰以後，萊茵軍團本來決定撤退到夏龍兵營，第二帝國政府當初同意。兩天以後，它又認爲這“會對輿論產生不良影響”，干預向夏龍撤退的事。再加上巴讚的遲疑不決，因此而有巴贊及其部隊在麥茨的被困。至於麥克馬洪從夏龍出發去救援巴贊，行動輕率，“以致只能解釋爲出自政治上的需要，這最像一種coup de désespoir[絕望的行動]。")麥克馬洪自己也知道，救援巴贊無疑於把他的軍派去送死，但是巴黎政府特別是八里橋堅持要麥克馬洪帶兵前往。後來連路易·波拿巴也承認，這是“巴黎強迫執行違反兵法上最基本的原則的作戰計劃。”看來，色當那場災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格臘韋洛特會戰以後，巴讚的部隊又退回到麥茨要塞。幾天以後，要塞完全被圍。從後來投降的十七萬三千人的數字看，巴讚的兵力不下於十八萬人。包圍麥茨的德軍分散配置在長達約四十四公里的戰線上，還被摩塞爾河分爲兩個部分。恩格斯指出：“在這種情況下，不容懷疑。如果巴贊真正試圖以他的大量軍隊突圍的話，他是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色當外圍會戰進行的時候，巴贊帶兵突圍，策應麥克馬洪。而這次突圍卻非常無力，以致統率有十六個師的元帥，居然被德軍三個師擊退。巴讚的無能令人莫解。在巴黎九月四日革命宣佈成立共和國以後，巴贊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放棄了從麥茨突圍的打算。這位法國元帥曾於六十年代作爲第二帝國的鷹犬，帶兵侵略墨西哥，受到路易·波拿巴的“榮寵”。他以保皇派著稱，因此十分仇視共和國。他被任命爲萊茵軍團總司令(原爲第三軍軍長)，接替路易·波拿巴，決不是沒有政治原因的。被圍期間，他日復一日的無所作爲以致日復一日地使突圍成功的可能性減少，也不是偶然的。九、十月間，他竟參與政治陰謀，同俾斯麥進行停戰談判，要德軍解除對麥茨的包圍，以便他利用麥茨被圍的軍隊去恢復法蘭西第二帝國。由於雙方討價還價不成，談判在十月二十四日破裂。三天以後，巴贊把十七萬三千法軍作爲戰俘獻給了德軍。巴贊非不能戰，麥茨投降的政治原因大於軍事原因。
這裏，我們還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布爾巴基領導的東方軍團，在伯爾福附近被擊敗以後，應當立刻向安全地帶轉移。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把八萬人的部隊引入瑞士，在那裏放下了武器。布爾巴基原爲第二帝國皇家近衛軍司令，九月間還奉巴贊之命到英國作了一次神祕旅行，同流亡在那裏的前攝政皇后歐仁妮勾結，商討對德投降以恢復第二帝國的事。據此，“人們對這位皇家近衛軍前任司令的忠誠當然會產生懷疑。”法國東方軍團的被斷送，不又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同政治有關嗎?
無論是第二帝國政府還是“國防政府”，都患着害怕法國人民和害怕人民起來革命的不治之症。在戰爭的第一階段，路易·波拿巴、皇后歐仁妮，內閣首腦奧利維耶和他的後任八里橋對前線軍事的錯誤干預，往往出於害怕巴黎發生革命的頑症心理。在戰爭的第二階段，“國防政府”的外交部長茹爾·法夫爾表面上揚言：“決不會讓出我們的一寸領土，決不會讓出我們堡壘上的一塊石頭”而他在私下裏寫信給內政部長甘必大卻承認，他們防禦的不是普魯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國防政府”的首腦特羅胥曾經揚言，他這個“巴黎總督是永遠不會投降的”，實際上在共和國成立那天晚上，他就否定巴黎有抵抗普軍圍困的可能。這等於向他的同僚宣告，他的打算就是使巴黎投降。特羅胥是“七月王朝”的忠實走卒，是奧爾良派的保皇派。他極端害怕巴黎的拉一維勒特、伯利維爾和其他一些革命的市區，害怕這些市區的勞動人民甚於害怕德軍。圍城期間，各方面都要求特羅胥堅決進攻，但特羅胥始終拒絕這樣做。他認爲這種做法會把巴黎獻給“蠱惑家”(他心目中的革命派)。出於這種反人民革命的頑症心理，他消極懈怠，在有利的時機按兵不動;沒有利用巴黎被圍的幾月時間訓練軍隊，加強城防力量;組織出擊，軟弱無力，甚至別有用心。同樣出於這種頑症心理，“國防政府”對於乞和投降倒是頗爲積極的。它成立之初就派梯也爾到歐洲一些朝廷遊說，以廢共和、立國王爲條件，乞求各國出面調解。九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在德軍兵臨巴黎城下的情況下，法夫爾當面同俾斯麥談和。“國防政府”投降活動持續不絕，一直到一八七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德法簽訂《停戰和巴黎投降協定》。一系列事實說明，“國防政府”走賣國投降道路又是出於政治原因。
還得指出的是，就在巴黎投降前夕，法國仍然具有繼續抵抗的有力因素：第一，法國人民的抗敵精神絲毫未減，這充分反映在敵後人民組織的“自由射手”所進行的遊擊運動有所增強上。第二，法國廣大的南部和西部地區加上北部局部地區並未淪陷，這些地區佔法國本土面積的三分之二以上，人口也佔三分之二，人力和物力資源遠未枯竭。第三，法國還有一些未被佔領的要塞地區，還有一支完整的海軍，其艦隊可以用來維持西部和北部之間的聯繫，並在沿海戰略要地之間運送軍隊。第四，法國的主力部隊崩潰了，投降了，但在簽訂投降協定時，巴黎之外還有正規軍十三到十四個師，甚至十六個師。恩格斯估計，一月間，在訓練營中至少應當有二十到三十萬人，可以在短期內訓練得能夠迎擊敵人。“只要法國還沒有被戰爭弄得精疲力竭，我們便看不到任何足以迫使法國投降的理由。”形勢並未絕望，法國統治者還是投降了。很明顯，他們是爲了騰出手來對付巴黎的革命人民。
第二帝國政府原來企圖靠戰爭勝利維持它的統治，“國防政府”又企圖借投降防止人民革命。事情都向它們願望的反面發展了，這也是歷史的辯證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