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的起因
贖罪日戰爭是阿以衝突的一部分，自1948年以來已經造成多場戰爭。在稍早的六日戰爭中，以色列發起戰爭，攻佔了整個西奈半島乃至蘇伊士運河的停火線，並且從敘利亞那裏攻佔了大約一半的戈蘭高地，吞併了整個的巴勒斯坦，佔領了約旦的大量領土。
在戰爭前幾年裏，以色列在西奈和戈蘭高地上建立了許多防禦工事。1971年以色列花費了5億美元在蘇伊士運河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堡壘系統，這座堡壘被命名爲巴列夫防線(Bar Lev Line)，名稱來自以色列將軍哈伊姆·巴列夫(General Chaim Bar-Lev)。
埃及和敘利亞都想取回在六日戰爭中失去的土地，但以色列高層卻不想歸還這些通過這種手段奪來的土地，並且對聯合國關於歸還土地的決議不予理睬。
埃及總統納賽爾於1970年9月去世。繼承他的是薩達特，薩達特決定經由戰爭手段取回在六日戰爭中的失土。1971年，薩達特在與聯合國調停大使Gunnar Jarring的談話中聲明，除非以色列“撤出在西奈半島和加沙走廊的所有武裝部隊”並且履行聯合國安理會242號決議中的所有條款，埃及纔會“準備與以色列和平共處”，以色列的答覆則是絕不會撤回1967年6月5日以前的邊界。
薩達特寄望於以小規模的戰勝以色列便能改變現狀。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則有不同的看法，他對和以色列的談判完全不感興趣，並認爲只有用完全的軍事手段才能奪回戈蘭高地。從六日戰爭以來，阿薩德便進行龐大的擴軍備戰，他希望讓敘利亞成爲阿拉伯國家中的軍事霸主。在埃及的援助下，阿薩德認爲敘利亞軍已經有絕對的勝算擊敗以色列並取回失土。阿薩德認爲只有在以武力奪回戈蘭高地後談判纔會展開，到時將能威逼以色列交出約旦河西岸地區和加沙走廊，並且逼以色列做出其它的讓步。
薩達特期盼戰爭的來臨，此時的埃及經濟一直低迷不振，在薩達特的傳記裏，作者Raphael Israeli描述薩達特面臨到埃及自從六日戰爭以來士氣低迷的問題，認知到在進行任何改革之前都須先克服這種戰敗的羞恥感。埃及的經濟已經陷入混亂，但薩達特察覺到他將要推行的改革必定會在部分埃及人裏不受歡迎。而一次軍事上的勝利將能讓他獲得人民普遍支持。一部分的埃及人，尤其是那些發起許多抗議活動的埃及大學學生，強烈主張進行一場戰爭以奪回西奈半島，而薩達特掌權以來還未發動戰爭讓他們相當不滿。
其它的阿拉伯國家對發動新的戰爭較不感興趣。約旦的侯賽因國王擔心若是戰爭失敗將會再次失去土地(約旦在之前的六日戰爭中失去很多的土地)。同時薩達特承諾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亞西爾·阿拉法特在戰勝後將會讓他們管理西岸地區和加沙走廊，而約旦國王則認爲西岸地區應該屬於約旦的國土。而且，在1970年爆發的黑色九月事件(Black September crisis)巴解與約旦的內戰中，敘利亞曾軍事介入支持巴解，進一步造成約旦和敘利亞的不合。
伊拉克和敘利亞同樣關係緊張，伊拉克也拒絕參加開頭的攻勢。黎巴嫩則由於軍力過小和內部的不穩定而沒有參加。在開戰前一個月薩達特忙於在外交上爭取支持，到1973年的秋天，薩達特宣稱已經得到超過100個國家的支持，這些國家大多來自阿拉伯國家聯盟、不結盟運動的參與國和非洲統一組織的國家。薩達特也在歐洲爭取支持，並且獲得了一些成功。英國和法國首度支持了阿拉伯國家，在戰爭爆發前西德則成了埃及最大的軍備來源國。[2]
大國政治介入
薩達特於1972年公開宣稱埃及將會和以色列開戰，並說埃及已經準備好“犧牲1百萬名士兵”。1972年底以來，薩達特專注於建軍備戰，從蘇聯那裏取得了MiG-23戰機、SA-6防空飛彈、RPG-7反坦克榴彈、T-62坦克，尤其是AT-3反坦克飛彈，並且改良了軍事戰術。在六日戰爭中造成軍事失敗的無能將領被有才能者取代。
超級大國的介入也是影響兩場戰爭結果的主要因素。蘇聯的外交政策造成了埃及軍事上的弱點，美國與盟國支持以色列的都是當時最先進的攻擊性武器，而蘇聯則只在相當不情願的情況下提供埃及防衛性的武器。前任總統納賽爾曾經造訪莫斯科，納塞爾極力懇求莫斯科高層，並且宣稱如果蘇聯拒絕提供武器，他將會返回埃及向埃及人民宣佈蘇聯已經遺棄了他們，並反過來向美國求取支持，如此美國將會在此地區佔上風。由於蘇聯無法接受美國介入埃及，最後只好答應提供埃及防空飛彈以防禦邊界。
事實上埃及在之前1968年所發動消耗戰役(War of Attrition)的一個潛在目標便是爲了逼迫蘇聯提供埃及更先進的武器軍備，埃及感覺到唯一足以說服蘇聯相信埃及軍備落後不足的方法，便是將這些落後的武器投入實戰中，對抗由美國提供以色列的先進武器，並以這些實戰的落敗來說服蘇聯提供更先進的軍武。
納賽爾與蘇聯的關係在1967年的戰爭中產生衝突，蘇聯希望埃及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和以色列的衝突。蘇聯不計代價希望避免阿拉伯與以色列的衝突以免與美國展開進一步的對抗。美蘇於奧斯陸的與會更進一步朝向保持現狀，而這是埃及所無法接受的。由於擔心準備戰爭的意圖被蘇聯察覺，埃及開始驅逐當時停留在埃及的蘇聯軍事顧問團。1972年7月薩達特驅逐了幾乎全部20,000名蘇聯軍事顧問，並且在外交政策上開始向美國靠攏。
蘇聯認爲薩達特不會有機會贏得戰爭，他們警告薩達特，任何跨越蘇伊士運河的行動都會由於以色列嚴密的防禦而死傷慘重。蘇聯當時正致力於緩和政策，因此極不樂見中東出現不穩定的情勢。在1973年6月與尼克松的會面中，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建議以色列應該撤回1967年的邊界，勃列日涅夫稱如果以色列不這樣做，“蘇聯將很難維持目前的和平狀態”，暗示了當時蘇聯對薩達特發動戰爭的意圖已經無能爲力。
在薩達特1973年4月9日接受美國新聞週刊的訪問時，他再次威脅向以色列發動戰爭。在1973年裏，阿拉伯國家舉行了數次大型的軍事演習，每次都引起以色列軍方提升到最高的警戒狀態，而每次都在幾天後回覆平靜。以色列的領導人相信，如果戰爭爆發，以色列空軍能像以往一樣很快的擊潰敵人。
在戰爭爆發的前一年，1972年10月24日，薩達特在一次與軍方高層的會議中，透露了他發起戰爭的意圖，即使是在蘇聯並不支持的情況下。戰爭計劃在極機密下擬定，即使軍中的高階指揮官也只在戰爭爆發前不到1個禮拜才被告知，而士兵們則在幾個小時前才被告知。攻擊計劃代號爲Operation Badr，也就是阿拉伯語裏“滿月”的意思。
展開突襲前夕
以色列軍的軍事情報部(Aman)是以色列全國的情報判斷中心，軍事情報部對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估計方法建立在幾個假設上。首先，他們假設敘利亞不會與以色列開戰，除非埃及也一起參戰。第二，他們在埃及軍方里有一名位階極高的間諜(這名間諜的身份直到今天依然是機密，只被稱爲“消息來源”)，藉由間諜他們得知埃及希望奪回整個西奈半島，同時埃及在取得蘇聯支持的轟炸機以癱瘓以色列空軍、和飛毛腿飛彈以威脅以色列城市之前將不會發動戰爭。由於蘇聯還未提供轟炸機，而飛毛腿飛彈也纔剛於8月運達埃及，要花費4個月進行訓練，因此軍事情報部認定戰爭將不會在短期內爆發。由於這些帶有偏見的錯誤假設，導致他們忽略了其它顯示戰爭逼近的情報。
埃及軍進一步的刻意製造這種誤解，以色列和美國都以爲埃及驅逐蘇聯軍事顧問的舉動已經嚴重損害了埃及軍的戰力。埃及繼續製造各種假情報和訊息，像是埃及軍在後勤上出了問題以及缺乏足夠的專業人員操作先進武器。埃及也不斷的製造缺乏備用零件的訊息。薩達特長期以來施行的邊緣政策更多次故意揚言發動戰爭，直到其它國家開始減低對於戰爭爆發的危機意識。在1973年的5月和8月，埃及軍兩次在邊界動員的演習，使以色列軍方爲了提升警戒狀態而額外花費了1千萬元。
在贖罪日的前一個禮拜，埃及軍指定將在蘇伊士運河進行爲期1個禮拜的訓練演習。以色列軍事情報部偵測到埃及軍在運河周遭有大規模集結行動，卻判定是埃及軍的另一次演習。同時敘利亞軍隊在邊界也開始大規模集結，然而軍事情報部卻認爲這也不構成威脅—因爲依據他們的假設，敘利亞只有在埃及也加入的情況下才會參戰，而埃及只有在蘇聯武器到達的情況下才會開戰。
之所以選在猶太人的假日贖罪日(Yom Kippur)這天發動戰爭，是因爲以色列在這天處於全國放假狀態。贖罪日是猶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節日，在這天包括虔誠的猶太教徒和一般現世的猶太教徒都會實行禁食，同時會避免使用武器、電子器材、引擎、通訊設施等等，道路交通也會停止。許多士兵在這天離開崗位返家過節，以色列正處於一年中最戰備最脆弱的狀態，尤其難以進行全國軍人的緊急復員。
儘管已經拒絕參加，約旦的侯賽因國王“在兩週前曾與薩達特和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會面。儘管薩達特和阿薩德皆不信任約旦而不太可能告知戰爭的詳細計劃，但他們很可能在談話中企圖試探約旦參戰的可能性。”侯賽因國王祕密的飛往特拉維夫以警告以色列總理果爾達·梅厄敘利亞即將發動戰爭。“‘敘利亞會在沒有埃及參加的情況下開啓戰端?’，梅厄夫人問道，侯賽因國王則說他不認爲：‘我認爲他們(埃及)會一起行動’”(Rabinovich,50)。讓人吃驚的是，這樣明確的警告都沒有被以色列所重視。以色列的軍事情報部認爲約旦國王所說的都是他們已知的情報。“以色列的摩薩德(Mossad)情報局在9月裏經過可靠的情報來源接獲了高達11次戰爭即將爆發的情報，但摩薩德情報局的局長Zvi Zamir依然堅持阿拉伯國家沒有能力發動戰爭。即使是約旦國王的警告也沒有被重視。”。
最後，Zvi Zamir親自前往歐洲與“消息來源”會面(那位埃及的高階間諜)，時間是10月5日—6日的午夜，在會面中，間諜告知他埃及和敘利亞即將發動戰爭。這次的警告獲得了重視，加上其它衆多顯示戰爭逼近的情報，終於迫使以色列高層展開行動。就在攻擊開始前一個小時，軍方下令開始緊急動員後備軍人。很諷刺的，這次動員比以往簡單的多，因爲大多數的軍人都待在猶太教堂或是家裏過節。
以色列軍方所奉行的戰略是，如果發現戰爭即將逼近，以色列將會發動先發制人的攻擊，這個戰略是假設在以色列的情報機關能於戰爭爆發前至少48小時察覺危機逼近。
總理果爾達·梅厄、國防部長莫夏·達揚(Moshe Dayan)和以色列將軍大衛·埃拉扎爾(David Elazar)於贖罪節的早上8:05會面，當時距離攻擊展開只剩下6小時了。戴揚依然堅持戰爭不一定會爆發。而埃拉札爾則極力主張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並計劃在夜間攻擊敘利亞的機場、在下午3:00攻擊敘利亞的飛彈基地，並在下午5:00攻擊敘利亞地面部隊。“當會面結束時，總理仍然猶豫不決，但她決定將不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以色列非常仰賴美國的支持，並擔心主動發起攻擊會被視爲是以色列開啓戰端的。她說：‘如果我們先發起攻擊，我們會在國際上站不住腳，而且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支持。’”。當時歐洲國家由於遭受阿拉伯國家威脅石油禁運和貿易杯葛，早已停止供應以色列武器和軍需品。因此以色列完全仰賴美國支持軍需品，也因此非常顧忌任何會危及兩國外交關係的行動。
如今回顧起來，決定放棄先發制人的攻擊或許是個明智的選擇。在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進行的五分錢救援行動(Operation Nickel Grass)，爲以色列補充了大量寶貴的軍火武器。依據亨利·基辛格的說法，如果是以色列先展開了攻擊，“他們或許就不會獲得那麼多援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