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一部表達奧運精神的英國故事片Chariots of Fire (中譯名《烈火戰車》)獲7項奧斯卡提名，最後獲4項奧斯卡獎(最佳影片、最佳寫作、最佳音樂、最佳服裝設計)。影片是由真實的故事編寫而成的，其主人公的原型是巴黎奧運金牌獲得者埃裏克·利迪爾(EricLiddell)，一個生於中國並長眠於中國的英國人。
埃裏克·利迪爾，1902年1月出生於中國天津，祖籍蘇格蘭，其中文名字叫李愛銳。利迪爾從小說漢語、穿中式服裝，深受中國文化的薰陶，一直跟隨父母在中國長到5歲纔回英國求學。利迪爾從小酷愛體育活動，在青少年時代就表現出非凡的運動才能。上大學期間，他加入了愛丁堡大學橄欖球隊，併成爲隊裏頭號明星，還顯示出在競跑方面的巨大潛力。在1924年巴黎奧運會男子400米比賽中，利迪爾一舉爲英國奪得這一項目的金牌，並創造了新的世界紀錄。而這項紀錄一直保持了35年，直到1959年才被打破。
巴黎奧運會結束後，利迪爾於1925年8月來到了他闊別18年的出生地天津，致力於幫助中國改變落後的教育。他所在的新學中學是一所始建於1902年的英國教會學校，該校通過新式教育培養出吳必顯等衆多的知名人才。在這所學校，利迪爾承擔了高中理工科和英文的教學工作。由於利迪爾這位蘇格蘭飛人的到來，也使得新學中學的體育教育受到重視，讓學生們受益匪淺。利迪爾還根據世界田徑賽場的標準和自己參加比賽的經驗，對當時的天津民園體育場的改建，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如跑道的結構、燈光設備、看臺層次等，使改建後的民園體育場成爲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先進比賽場地，舉辦了不少國際性比賽。
“九一八”事變後，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天津愛國學生成立了天津學生聯合會，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救國運動。對於中國學生的救國活動，利迪爾給予了熱情的關注和支持。百靈廟大捷後，利迪爾利用自己教師兼傳教士的身份在社會各界募捐抗日資金，還通過當地教會爲流離失所的東北等地難民賑災賑饑，將戰地的受傷難民送到基督教醫院進行救治，用愛心關懷他們。盧溝橋事變後，利迪爾多方號召當地教會和信教羣衆以仁愛精神搶救傷員，自己也帶頭冒着日軍的炮火多次到火線搶運受傷的官兵和民衆。同年11月，新學中學正常的教學被迫停止，利迪爾前往戰火中的蕭張縣，爲英國倫敦教會設立在該縣的一家慈善醫院運送物資和資金，免費救治參戰負傷的中國軍民。1939年2月，日軍抓到了7名中國士兵，其中兩名傷員大聲號召羣衆與日寇做鬥爭，被敵人當場砍倒在地。日軍走後，當地村民發現其中一名傷員還活着，便把他藏了起來。利迪爾得知消息，立刻用自行車馱着這名可敬的傷員在夜色中奔跑了60多裏，及時送到當地一家醫院進行救治。由於日軍當時還不敢公然侵犯西方國家的在華人員和機構，這名抗日軍人在教會醫院的搶救下，竟神奇般地活了過來。
日軍全面佔領天津後，各學校愛國學生以“讀書會”爲依託，在中共地下黨領導下積極開展各種形式的抗日鬥爭。利迪爾不僅掩護學生骨幹，幫助收藏抗日傳單，而且在經費上給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由於日軍的嚴密封鎖，根據地的各種物資藥品奇缺，一些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的國際友好人士便主動承擔了爲根據地運送物資的任務。利迪爾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與在天津居住的燕京大學英籍教授林邁可、奧地利醫生傅萊、傳教士羅蘭茲等人，購買了無線電通訊器材、藥品等物資送往根據地。不久，由於駐天津英軍撤離，利迪爾支持抗日的活動變得十分困難，但他依然想方設法通過走私商販爲根據地送去了所需要的鹽、砂糖、火柴、電池、紙張、藥品等物資。
隨着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利迪爾和在天津的外國人失去了以往僑民身份的保護。爲了保護懷着身孕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利迪爾把她們送去加拿大。隨後，日本憲特機關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逮捕了在天津地區生活、工作的全部外國僑民。在日寇這次大抓捕行動中，利迪爾雖然事先得到一些風聲，但因種種原因未能躲過日軍的搜捕。1943年3月，利迪爾被押送到山東濰縣日軍集中營。
在濰縣日軍集中營裏，利迪爾依然充滿樂觀情懷。戰爭中總共有2008名外國僑民(如司徒雷登)被關押於此，其中包括327名兒童。他編寫了一本化學小冊子，爲被關押的孩子們補習功課，帶他們進行體育活動，給他們講奧運會中的故事。然而，由於集中營裏慘無人道的迫害，利迪爾身體受到了嚴重摧殘，整個人消瘦得只剩一副骨架，最後又被診斷患上了腦瘤。1945年2月21日夜，利迪爾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年僅43歲，離日本宣佈投降僅還有175天。
今天，在利迪爾去世的地方，中國人民爲他建立了紀念碑。紀念碑的碑身和碑座，分別由採自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花崗岩製成，碑上鐫刻有一段中文銘文：“他們應可振翅高飛，如展翼的雄鷹;他們應可競跑向前，永遠不言疲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