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7日，美國士兵在慕尼黑的一個檢查站按照例行程序查驗證件時，發現一名持有德國護照的男子。此人衣着考究，體重134磅，身高5.9英尺，長着黑色頭髮和淡褐色的眼睛，左臉鼻子與上脣間有一道明顯的刀疤。護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路德維格•庫爾特•布洛梅，頭銜教授、博士。
布洛梅的名字觸發了警報：“頭號要犯，立即逮捕。”“阿爾索斯行動”的負責人塞繆爾•古德斯密特及其生物武器專家團隊一直在追捕布洛梅。陸軍反間諜特種部隊的特工阿諾德•維斯最終將其逮捕。在維斯處理相關文件時，布洛梅再次接受檢查，隨後被押往第十二集團軍的審訊中心接受問訊。幾天後，美國戰時間諜機構、中情局的前身戰略情報局通過電報發來一份文件稱，他們也一直在搜捕布洛梅。戰爭罪辦公室已經蒐集大量有關庫爾特•布洛梅博士的信息。他既是第三帝國軍醫署副署長，也是德意志醫師聯盟（Reichsärztekammer）副主席。軍方認爲，布洛梅可以直接向戈林甚至希姆萊彙報，或者同時向兩人提供信息。1942年，布洛梅被提名出任德國癌症研究中心主任。但“阿爾索斯行動”和戰略情報局認爲，這只不過是他從事生物武器研究的幌子。布洛梅是一名狂熱的納粹分子，並對此引以爲榮。在他的著作《戰地醫師》（Arzt im Kampf）中，布洛梅把醫生的鬥爭比作第三帝國的鬥爭。士兵、官員、醫生的工作職責並非截然不同，因爲他們永遠在與敵軍和疾病進行抗爭。
調查人員將有關信息拼湊起來，試圖弄清第三帝國錯綜複雜的醫療衛生體系，以確定由誰負責哪個部門。其中有一條信息引起審訊人員的格外注意：在某個致力於“衛生工作”的納粹醫師高層組織中，庫爾特•布洛梅是成員之一。所謂“衛生工作”，一般是指疾病控制，但據信納粹德國還用這一詞語暗指對猶太人的種族清洗和滅絕行動。在“阿爾索斯行動”掌握的布洛梅與希姆萊的通信中，兩人曾經討論對某些團體的病人，例如患有結核病的波蘭人採取“特殊療法”。特殊療法究竟有何指意？
在布洛梅接受審訊的過程中，盟國的情報部門認爲，在納粹德國衛生委員會中，只有一名醫師的地位在布洛梅之上，此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德國衛生部長里昂那多•康蒂。
布洛梅博士用流利的英語回答了軍方第一位審訊者所提出的問題。他自稱是一個“好的納粹分子”，至少他是一名順從的納粹分子，並承諾願意與盟國合作。一開始，審訊人員認爲，如果能從布洛梅這條大魚口中瞭解第三帝國的醫療衛生體系，那麼審訊工作的前景着實令人激動。
他爲什麼要與盟國合作？有人問布洛梅。“我不贊成將最新的醫學進步用於實施暴行。”布洛梅博士稱。哪些暴行？審訊人員問。
布洛梅表示，作爲帝國軍醫署副署長，他“注意到一些新的科學研究和實驗促成了後來的暴行，例如集體絕育以及利用毒氣屠殺猶太人”。當時這番供詞可謂駭人聽聞。在布洛梅博士直言不諱地承認這一點之前，納粹的其他高級醫師從未有人表示瞭解包括大屠殺和絕育手術在內的大規模暴行。但布洛梅自願談到這些，這讓審訊人員看到希望。布洛梅“十分配合，而且聰明過人”，他的審訊者寫道。最重要的是，他“自願提供一切信息”。
但是，美國調查人員的興奮之情未能持久。在接下來的審問中，庫爾特•布洛梅對於納粹的暴行突然絕口不提。他對審訊者E.W.B。吉爾少校說，他只是第三帝國的一名行政人員，沒有“親自參與”任何事情。吉爾少校繼續施壓，希望布洛梅透露有關其頂頭上司里昂那多•康蒂的更多信息。但布洛梅堅稱，他對康蒂的工作一無所知。
“我指出，作爲一名副職，他應當瞭解主管的一些情況，”吉爾少校在報告中寫道，“他卻表示該組織極爲複雜，甚至願意爲我畫一張圖表。”吉爾失去了耐心。“我告訴布洛梅，我不要什麼該死的圖表，只要他回答我一個簡單的問題。假如他對這些工作一無所知，一旦康蒂不在或者生病，他怎麼可能接替主管的工作？”
布洛梅的回答一如既往：事情過於複雜，他很難向吉爾少校這樣的人解釋清楚。對於布洛梅的支吾其詞，吉爾感到十分憤怒，並繼續向其施壓。但直到“阿爾索斯行動”對布洛梅的審訊結束，吉爾少校也無法從後者口中獲得任何新的情報。布洛梅聲稱，他沒有聽到過吉爾提到的大多數姓名。儘管從1943年起他曾先後5次與希姆萊會面，但他仍然堅稱，他對第三帝國及黨衛軍的衛生體系一無所知。吉爾質問布洛梅，像他這樣一名“癌症專家”怎麼會被委以重任，負責德國的生物武器項目。布洛梅表示對此自己毫不知情，所以無可奉告。
“我暗示布洛梅，納粹德國絕不可能把武器研究最重要的部門交給一個不學無術之人。他先是沒完沒了地向我解釋德國的複雜性，最後終於表示，這有可能是因爲他在大學期間曾經撰寫一篇有關生物武器的文章，以申請博士學位。”吉爾少校幾乎可以肯定，布洛梅博士在撒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