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魏瑪共和國成立一直到1935年希特勒公開宣佈重新武裝，德國軍隊一直是以戰略阻滯和對外防禦作爲指導方針的。1925年時德國陸軍的總兵力僅有10萬人，其最大的對手法國陸軍有75萬人，波蘭陸軍有30萬人，就連最弱的捷克斯洛伐克陸軍也有15萬人。換言之，假使法波兩國聯合入侵，德國可以說毫無還手之力，更遑論主動發起進攻。西克特和施特萊斯曼之所以傾向於東聯蘇俄、西安法國，就是看準了德國的軍事實力不足以採取攻勢。實際上，直到希特勒上臺的1933年，部隊局局長威廉·亞當少將還悲觀地預測：如果波蘭主動入侵德國，國防軍只能在柏林周圍堅持抵抗幾個星期，隨後就會因彈藥告罄而潰敗。而當希特勒宣佈重新武裝之後，德國在中歐已經不可能獲得任何政治上的掩護，擺在面前的道路只剩下一條：在短期內迅速擴充兵力，搶在波蘭和捷克反應過來之前，恢復德國在東部地區的軍事優勢。如果不能抓住這個時間差，德國必敗無疑。
貝克、布洛姆貝格和弗裏奇在一開始相信了“元首”的承諾：擴軍只是爲了粉碎罪惡的《凡爾賽和約》,修正德國的東部邊界，絕不會冒與法國以及其他歐洲大國開戰的風險；所以他們積極地投入到了擴軍運動中。1935年，貝克主持制訂了對波蘭實施攻勢防禦的“紅色方案”：他計劃以2—4個較弱的集團軍在萊茵河一線構成掩護、牽制法國，以1個集團軍佯攻捷克斯洛伐克；同時集中主力（包含有新組建的摩托化部隊）於西里西亞，對波蘭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在貝克的授意下，施蒂爾普納格爾等人還制訂了快速佔領布拉格的“綠色計劃”。1936年，總參謀部更批准在東部的奧得河—瓦爾塔河一線以及西部的法德邊境祕密修築要塞，以強化自衛能力。
但所有這些方案都面臨一個巨大的政治障礙：爲防止德國像1914年時那樣取道比利時入侵法國，《凡爾賽和約》規定萊茵河以西的德國領土須由協約國軍隊暫時控制，萊茵河以東50公里寬的緩衝區內也不準駐紮德國軍隊。儘管法國佔領軍已經在1930年撤出了萊茵河西岸，但東岸非武裝區的存在始終是德國的軟肋。在國防軍主力移動到東線、向波蘭發起進攻的同時，法軍隨時可以自阿爾薩斯出發，兵不血刃地穿過萊茵蘭，直接佔領德國的西部領土。如何處理非武裝區這個防禦漏洞、以爲東線的安全提供屏障，一直是總參謀部擔憂的問題。
希特勒也看到了萊茵蘭問題的嚴重性，他決定採取政治、軍事雙管齊下的辦法。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曾規定萊茵蘭現狀不得由任何一國單方面更改，同時指定意大利和英國作爲軍事上的保證國。但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之後，國際聯盟對羅馬實施了經濟制裁，英法兩國外長還在公開場合譴責意大利的暴行。希特勒看準時機，主動對墨索里尼示好，柏林、羅馬兩大軸心迅速接近。法國政府感到危險在靠近，於是轉向莫斯科，在1935年5月締結了《法蘇互助條約》。該條約規定：締約雙方中任意一國遭到外敵入侵時，另一方應立即給予支援。
法蘇條約的問世意味着希特勒的陰謀實現了第一步：該條約明顯具有針對德國的傾向，從而背離了《洛迦諾公約》關於大國集體協商的精神；這樣一來，德國就可以藉口《洛迦諾公約》的基礎已不復存在，各大國對萊茵蘭地位的保證自然失效，單方面宣佈將部隊開入非武裝區。這樣的藉口雖然牽強，但在國際法上也不是毫無依據（可援引“情勢變動”的慣例）。問題在於，國防軍的重新武裝開始還不到半年，它並沒有足夠的兵力在確保東線防禦的同時還能順利進軍萊茵蘭。更何況，英國在1914年8月曾經爲了維護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對德國宣戰，這一次，倫敦和巴黎也可以以德國公開破壞《凡爾賽和約》爲由，出兵加以干涉。
作爲防禦大師西克特的忠實弟子，總參謀長貝克和陸軍總司令弗裏奇是絕不敢在軍事準備尚未完成的情況下就進行冒險的。希特勒深知，如果向陸軍總司令部透露佔領萊茵蘭的計劃，這個妄想會在第一時間被扼殺在搖籃裏。爲了繞過老傢伙們、把生米煮成熟飯，“元首”沒有把計劃提交給戰爭部討論，而是直接找到了國防軍辦公廳主任凱特爾，讓他和那位精力充沛的約德爾上校一起炮製一個祕密計劃。這個由凱特爾、約德爾、霍斯巴赫（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和一小撮狂熱的青年軍官組成的小團體很快拿出了一份代號爲“冬季演習”的預案，“元首”對此十分滿意。這一舉動也開了希特勒日後繞過總參謀部、利用親信幕僚班子直接干預軍事指揮的先河。
對希特勒的一系列鬼蜮伎倆，戰爭部長布洛姆貝格並非一無所知。約德爾等人一炮製出進軍萊茵蘭的計劃，希特勒就派人通知布洛姆貝格：他要採取行動了。按照慣例，布洛姆貝格應該和弗裏奇、貝克這兩位下屬討論方案的可行性，但這位部長是一個既無原則又無犧牲精神的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辦公室哲學。正在擴編的一線部隊大部分還是空架子，根本不具備戰鬥力，這是希特勒不願意、也無法理解的；但如果提前通知貝克和弗裏奇，這兩位下屬一定會表示反對，甚至可能和“元首”發生爭吵。布洛姆貝格可不願夾在上下級之間、承擔所有的怨氣，這位優柔寡斷的元帥隨後就做出了決定：順從希特勒的心意，將整個計劃保密到付諸實施前的最後一刻。
1936年3月6日，即希特勒預定佔領萊茵蘭非軍事區的前一天，布洛姆貝格突然通知貝克和弗裏奇：“元首”已經決定在萊茵蘭採取行動，並拿出了約德爾制訂的“冬季演習”計劃。兩位將軍被嚇得魂飛魄散：這是一次有可能觸發新的歐洲大戰的冒險，而國防軍差不多還處於毫無還手之力的境地。時間只剩下24小時了，貝克馬上打電話給時任總參謀部第一處（作戰處）處長曼施坦因中將，要他查明陸軍現有多少兵力可用於萊茵蘭方面的行動。曼施坦因回覆說，如果要確保東線的安全、防止波蘭和捷克在背後發動襲擊，現有的部隊配備不可能進行大規模調整。由於新編成的裝甲部隊還在整訓階段，可用於萊茵蘭行動的只有駐紮在亞琛附近的一個不滿員的師。
軍令如山，弗裏奇下令這個僅有的師立即進入戰備狀態，在3月7日凌晨第一時間開進萊茵蘭。不過由於時間太緊，到6日傍晚爲止，只有2個步兵營和1個炮兵營做好了戰鬥準備。駐倫敦和巴黎的兩位武官馮·施韋彭堡男爵和庫倫塔爾將軍則在緊張地打聽英法兩國政府的態度，隨時準備把情報拍發到班德勒大街。就連一個勁地吹噓“這將是一次兵不血刃的行動”、“德國保留採取任何軍事上的反措施的權利”的布洛姆貝格也不是鐵板一塊，戰後他在紐倫堡法庭上承認，當時他唯一可以採取的“反措施”就是趕緊把部隊撤回來，向柏林方向逃跑！
3月7日，星期六。清晨6點，前一天晚上倉促整備完畢的3個德國營開始泅渡萊茵河，保護他們的只有十幾架聊勝於無的飛機。在柏林，一夜未眠的貝克、弗裏奇和布洛姆貝格焦急地圍坐在班德勒大街的辦公室裏，等待着前線傳來的噩耗。人們情緒緊張，氣氛嚴肅。上午10點，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牛賴特男爵（Konstantin von Neurath）召見了法國、英國和意大利大使，宣佈德軍已經進入萊茵蘭。兩個小時後，希特勒對匆忙召集起來的600名國會議員宣佈：“爲了使德國人民可以維護他們邊界的安全、保障他們在防務方面的基本權利，德國政府已經從今天起重新確立了在非軍事區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主權！”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中午11點，三個營部隊全部開進了萊茵河右岸，受到當地居民的熱烈歡迎。這個時候，法軍在邊界附近部署有整整13個師，可以輕易地把德國人打得落花流水。希特勒自己後來也承認：“如果當時法國人也開進萊茵蘭，我們只好夾着尾巴撤退。”但法國政府已經由於內部的黨爭和左右矛盾而陷於癱瘓，法軍總司令甘末林既無勇氣、也無決心對德軍發動進攻。在倫敦，剛剛即位不久的英王愛德華八世和鼠目寸光的鮑德溫首相也不願在萊茵河畔打仗。對這兩個《凡爾賽和約》的最大受益國而言，在希特勒全面崛起之前就扼殺這個魔鬼的最好機會現在已經喪失了，等待着他們的將是規模更大、代價更慘痛的勒索和訛詐。
對希特勒本人而言，萊茵蘭冒險的成功意味着他在普通士兵心目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他後來不無自得地吹噓說：“我的無可動搖的頑強和驚人的沉着挽救了我們。”疑慮重重的陸軍統帥和總參謀部在前二等兵面前丟盡了臉，自信心空前膨脹的希特勒從此更加不把貝克和弗裏奇放在眼裏，他的動作越來越快，胃口越來越大。
1936年12月，戰爭部通過了在希特勒本人授意下指定的新一輪再武裝計劃——“八月方案”。按照這個計劃，到1939年底，德國陸軍的一線兵力將擴充到36個步兵師（其中4個爲摩托化師）、3個裝甲師、3個輕型師、1個山地師和1個騎兵旅，平時總兵力高達83萬人，戰時最多可以擴充到462萬人。考慮到擴建海空軍也要消耗大量工業資源和經費，“八月方案”在經濟和政治上可行性都不強。貝克的同事弗里德里希·弗羅姆少將偷偷告訴總參謀長和陸軍總司令，他懷疑希特勒已經計劃在“某個業已決定的關頭”動用軍隊進行對外擴張了；因爲只有通過侵略來補充必要的原料和外匯儲備，擴軍計劃才能順利進行下去。但貝克畢竟只是一個軍人，他和弗裏奇都想不通：如果希特勒明知在軍事上沒有足夠的把握，還敢貿然對外擴張、惹來英法和東歐“小協約國”的集體制裁，豈不是自尋死路？第一軍需長曼施坦因乾脆譏諷希特勒的私人蔘謀班子是“半瓶子醋”。
布洛姆貝格則繼續扮演着不合格的調停人角色。他一邊戰戰兢兢地執行着希特勒的指令，一邊矇蔽弗裏奇和貝克這兩個下屬，宣稱“德國受到大國進攻的威脅尚不存在”。戰爭部在1937年6月24日通過的關於未來戰爭的新“紅色方案”（以對法戰爭爲主要方向）和新“綠色方案”（以入侵捷克爲主要方向）在整體上依然是防禦性的。希特勒本人也在矇蔽他的將軍們，1937年新年，“元首”在國會信誓旦旦地宣稱：“驚人之舉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當然，這肯定不是他的心裏話。希特勒對總參謀部的老將軍們依然保持着“民族革命”之前的態度：畏懼、嫉妒而又萬分厭惡。他本能地意識到，布洛姆貝格、弗裏奇和貝克雖然因爲他是政治上的領導人而對他恭敬有加，但骨子裏還是把他看成慕尼黑那個落魄的流浪漢、對軍事一竅不通的二等兵。他希望自己成爲“三位一體”的絕對權力中心——既是國家元首，又是黨的領袖，還是軍隊最高統帥。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開始策劃一場閃電般的攻勢，準備在必要時將爭奪“生存空間”的大戰略完整地展示給陸軍領導人。希特勒滿心以爲，老頭子們必將敬服於他的“天才”，主動交出軍隊的統帥權歸他驅策——這哪裏是國家領導人，分明是精神病人才會有的妄想！
1937年11月5日，攤牌的時刻到來了。下午4點15分，布洛姆貝格、弗裏奇、海軍總司令雷德爾、空軍總司令戈林和外交部長牛賴特被“元首”召到總理府，聆聽了一場長達四個小時的狂熱演說。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Friedrich Hoßbach）負責將演說的重點記錄下來，這就是後來有名的《霍斯巴赫備忘錄》（Hoßbach-Niederschrift）。希特勒在演說中赤裸裸地宣稱，“德國的前途完全決定於如何解決‘生存空間’的需要”，但英法這兩個“爲仇恨驅使的國家”擋住了德國的路。因此，德國面臨的問題只能用武力來解決。他打算在近階段儘可能多地擴充部隊、更新武裝，最遲在1943—1945年發動全面戰爭，“解決德國的空間問題”。作爲對法國開戰的準備，德國“必須同時毀滅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以便在可能的對西方的戰爭中解除側翼威脅”。他判斷說，英法兩國因爲內患重重，不會干涉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和奧地利的行爲，而德國“對捷克人的襲擊必須以閃電般的速度來實現。”晚上8點15分，當深秋的暮靄降臨在整個柏林上空時，“元首”亮出了底牌。
習慣了逆來順受的布洛姆貝格這次可坐不住了。希特勒在談話中透露出的狂熱情緒、對軍隊狀況的無知和恐怖的殺氣讓他不寒而慄，他和弗裏奇相繼指出：即使英國不做干預，擁有歐陸最強大陸軍的法國也絕不會聽任德國的圖謀得逞。但希特勒卻對此避重就輕，兩位將軍頓時感到事態嚴重。
兩天之後，布洛姆貝格和弗裏奇在班德勒大街的陸軍總司令部辦公室召開了一次祕密會議，參加者只有他們兩人、牛賴特和當時還不明就裏的貝克。三位知情人向貝克透露了11月5日會議的全部內容，總參謀長對此大感震驚：“他（希特勒）難道不知道前線的部隊還是個空架子？”牛賴特則憶起了老總統興登堡的遺言：“務必使德國人民遠離一場新的戰爭。”三位陸軍領導人立即決定：利用弗裏奇可以面見希特勒進行彙報的便利，向元首陳述現階段吞併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困難；牛賴特則從政治角度向希特勒進諫。憤懣不平的貝克隨後撰寫了一份私人報告，從歐洲歷史和現實戰備的角度把《霍斯巴赫備忘錄》批了個狗血噴頭。但就像過去一樣，總參謀長依然保留着自己的迂腐風度：只有曼施坦因、哈爾德等少數幾個人看到了這份報告，它隨後就被鎖進了抽屜裏。
11月9日，弗裏奇謁見了希特勒，憂心忡忡地陳述了反對立即入侵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元首”開始當面扯謊，他告訴陸軍總司令，戰爭遠非迫在眉睫，並建議弗裏奇馬上啓程去埃及度假。希特勒還表示，他本人也即將離開柏林，前往貝希特斯加登進行休養。“狀況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嘛！”弗裏奇鬆了一口氣，他大概已經忘記了臥病在牀的魯登道夫將軍在不久前給他的忠告：“希特勒對任何人都不講信義，他會出賣你的！”
11月9日的會見徹底打消了希特勒對總參謀部軍官團的最後一點幻想。在過去，前二等兵閣下因爲在軍事上的無知以及對興登堡—魯登道夫體制的盲目崇拜，一直把總參謀部看成是某種神奇的戰爭方案製造機。他想當然地認爲，只要政治領導人提出需求，總參謀部可以在任何形勢下制訂出完善的作戰計劃。萊茵蘭事件是對這位“元首”的第一次打擊，他發現總參謀部遠沒有他想象的那樣無所不能。現在，弗裏奇和貝克的表態又引發了新的擔憂：總參謀部並不打算接受他的戰爭計劃，不願打一場在軍事上毫無準備的冒險戰爭。這個“反動的貴族堡壘”裏的人們和他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他們從來沒有完全服從過他，也不屑於聽取他的領導——總參謀部已經明顯地妨礙到了“元首”的野心。
希特勒的報復是陰險而迅速的。這一次，他不僅要剷除國防軍中桀驁不馴的高級軍官，而且要徹底摧毀傳統貴族軍人希望獨善其身的那種獨立意識，把國防軍這架戰爭機器變成他一個人的附庸。不僅如此，外交和經濟部門的反對者也要被掃地出門；在納粹黨上臺執政五週年之際，他希特勒將成爲全德國軍隊和人民唯一且真正的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