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協助侵華日軍的中國僞軍數以百萬計。戰爭結束後的統計表明，被共產黨軍隊消滅的僞軍達118萬人，被國民黨軍隊收降的僞軍達146萬人，而日軍向中國抗日軍民投誠者僅746人。比例接近於3540∶1。
在蘇聯，和德國軍隊一起作戰的蘇聯僞軍超過100萬。而在德國方面，參與蘇聯衛國戰爭的德國人只有一批協助蘇軍進行戰地宣傳的德國戰俘，總數不足萬人，他們在1943年在蘇聯的戰俘營裏在蘇方的旨意和安排下組成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和“德國軍官聯合會”這兩個反戰組織，承擔起了對德軍作棄戰宣傳，瓦解本國軍隊士氣和鬥志的任務，目的是協助蘇軍取勝並及早使德國人民擺脫納粹的統治。
1943年2月，赫魯曉夫在血戰後的斯大林格勒目睹了由凍死、戰死、病死的德國青年組成的屍堆。其中很多幹屍的衣服和鞋子都早已被人扒走。赫魯曉夫說：“我無法再去第二次。”戰役結束後，一些活下來的德軍戰俘在蘇軍的倡議下組建了反納粹的“德國軍官聯合會”。
我曾經嘗試尋找這樣的特殊老兵，但一直沒有成功。但是我後來在圖書館裏查到了一篇簡短而有價值的回憶，其作者當年不僅作爲戰俘參加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還是在德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重孫，名叫海恩裏希。海恩裏希出生於1921年，大戰期間是德軍的戰鬥機飛行員。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
1942年8月30日，我駕駛的戰鬥機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被高射炮火擊傷，被迫降落到了俄國人的機場，於是我成爲了蘇軍的戰俘。1943年1月底，外面突然傳來消息說包圍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團軍共9萬人都投降了蘇軍，24個德國將軍全成了俘虜。戰俘營中一個和我很熟悉的俄國軍官問我：“現在你還有什麼可說的？”我回答說：“我只有在這裏親眼看到這些人才會相信，我認爲一個30萬人的德國集團軍投降蘇聯是不可能的。”那個俄國軍官笑着說：“看，你到現在還是個法西斯。”
後來我生了重病。一天我在發燒中醒來，衛生醫療官跑來告訴我：“快去看呀，被俘的將軍們來了。”他把我扶到窗口並幫我把玻璃上的霜輕輕刮掉。隔着窗戶我看見了一羣德國將軍昂首闊步地從戰俘營的大道上走來，穿着紅褲子和皮大衣……我開始支持並參加了“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開始反對納粹。從此，我們被視爲德國的叛徒。
我們對德國人民這樣說：如果只有靠盟軍的武力才能顛覆希特勒，這就意味着帝國的終結、民族的肢解，除了我們自己，我們無法要任何人對此負責。我們現在只有一個機會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那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來摧毀希特勒。
我曾經兩次作爲戰地宣傳員跟隨蘇軍上了前線，一次是在1943年秋天去烏克蘭地區，另一次是在1944年末，那次我離開了莫斯科，跟隨第2白俄羅斯集團軍前往德國，任務是在前線用喇叭向德軍喊話宣傳……在進軍途中，我親眼看見了蘇軍在德國東普魯士的可怕的暴行。俄國人要求我告訴“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的弟兄們說：這些罪行是穿蘇軍制服的德國人乾的。這種事我當然不能幹。
在這次隨軍行動中，海恩裏希陷入了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之中。他選擇了捍衛正義，卻又無法捍衛正義。一方面，“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被當時的德國輿論視爲賣國賊組織，面對狂熱而偏執的民衆，他們這一小羣決心與納粹決裂的前德國軍人完全沒有了祖國歸屬感；而在另一方面，他們的認識轉化是以戰俘身份完成的，這使他們根本無法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他們只能跟隨逼近柏林的蘇聯大軍聲聲唱和，同時必須在面對蘇軍對德國平民所犯罪行時三緘其口。作爲“德意志民族英雄”的俾斯麥宰相的重孫子，海恩裏希的處境無疑是尷尬的。
比海恩裏希更不好做人的是曾任德國第6集團軍參謀長的塞德利茨上將。他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成爲了蘇軍的俘虜。1943年9月，他在蘇軍的控制下組建了反戰的“德意志軍官聯盟”和“自由德國民族委員會”。很快，納粹法院對他進行了缺席審判，他被判處死刑。1955年，“死刑犯”塞德利茨隨着最後一批被蘇聯釋放的德國戰俘返回到了家鄉菲爾登。
菲爾登是“二戰”老兵聚會懷舊的主要地點，前黨衛軍成員在戰後的最大集會就曾在這裏舉行。在這種環境下，他作爲前“瓦解人員”的領袖，其處境之窘迫可想而知。他的女兒回憶說：儘管戰爭過去已經10年，父親在家鄉仍然沒有任何朋友，包括以前的熟人和同事都拒絕和他往來。人們仍然像戰時一樣把父親視爲叛徒，後來他被迫遠離家鄉，把家搬到了北部的不來梅市，在那裏鬱鬱而終。
由此不難想象，那些躲在蘇軍戰壕裏用喊話方式對本國軍隊做棄戰宣傳的德國戰俘們究竟起到了多大的瓦解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