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帝國的宗教般的宣傳體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爲德意志的耶穌。無論國旗、黨旗還是軍旗，都成了“希特勒的偉大旗幟”;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戰士和學生。在詩人們的筆下，希特勒顯然必須繁忙地應對他的身份：他是國家的父親，要照料幾千萬的兒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導迷途的羔羊併爲他們而犧牲;他是統帥、導師……以及大衆的情人。在領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國的詩人們將詩歌化爲戰鬥的號角，這些激昂的詞句，甚至至今還令各地憤青們熱血沸騰。
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淨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盪滌文化領域。這個曾經誕生過海涅、歌德等偉大詩人的民族，開始把鋼鐵澆鑄進了詩歌之中。第三帝國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謳歌的讚美詩……
“所有偉大的詩作都有歷史文獻的價值”——布萊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國政壇創造了一個奇蹟：一位出身貧寒的下崗畫家、退伍軍人，在這個注重門第和閥閱的國家裏，登上了總理的寶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當這位天才的煽動家，在德國議會大廈激動地發表宣言時，整個德國並不知道，歷史正在進入一場長達12年的亢奮高潮，並在最後迎來致命的終結。
曾經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鋼鐵意志的率領下，開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幟各方面進行全面的鍛造：在那鋼製的古羅馬大纛下，復活了那曾經戰無不勝的古羅馬帝國的軍禮，德國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時，堅定地認爲自己的腰桿也伸直了。
這個曾經誕生過海涅、歌德等偉大詩人的民族，開始把鋼鐵澆鑄進了詩歌之中。第三帝國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謳歌的讚美詩……
文化大掃蕩
在“新生”的德意志領導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滿了“封、資、修”，必須進行一次觸及靈魂深處的文化“大掃蕩”，對公衆生活進行“政治解毒”。
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淨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盪滌文化領域。文學被定位爲主流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政治寫作、階級寫作和專制寫作”成爲時代的主流。
納粹黨的效率相當地高：從作家、出版商到書商、圖書館員等，每個環節都迅速地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文學作品的創作、流通，也如同軍火一般，受到了嚴格的監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被作爲“墮落、反動”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書運動和禁書“黑名單”，則確保了國家公民們，尤其是青少年們不被污染。
波恩大學的文學博士戈培爾，一位猶太教授的高足，作爲黨的“才子”兼忠誠戰士，在帝國宣傳部建立了文化協會，以便團結、帶領、教育和改造文化領域的精英們，把他們“統一到帝國的領導下，賦予他們統一的方向”。戈培爾認爲，“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着一把劍”。到1938年底，納粹黨共將84批、約5000名不聽話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驅逐出國。這些背井離鄉者是幸運的，他們終於躲開了毒氣室和焚屍爐。
一個名叫“帝國德語文學推進中心”的機構，負責那些能鼓舞人的優秀文學產品的“生產”;而另一個叫做“國社黨監察委員會”的機構，則成爲質量監督總局，專門負責對那些關係到黨的生命安全的哲學、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書等，進行質量檢查。
納粹黨的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一大羣納粹“新詩人”涌現出來。他們的作品成爲全社會獻給納粹黨的集體情詩，更成爲大幹“國家社會主義”的戰歌。這些作品甚至被譜成歌曲，響徹第三帝國。
這個狂飆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爾(HorstWessel)的詩人兼衝鋒隊領袖。豪斯特?威塞爾死於納粹黨奪得政權前的曙光之中。儘管有人說他是死於政敵的暗殺，也有人說他無非因爲爭奪妓女，而被情敵幹掉，版本各異，但這並不妨礙納粹黨將他製造成新時代的偶像。他的詩歌作品《高舉旗幟》，被納粹黨定爲黨歌(歌名又稱《豪斯特?威塞爾之歌》)。在全力包裝和炒作下，這首“第二國歌”隨着德軍的鐵蹄而唱遍了歐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處。
這些閃着刺刀寒光的詩歌，能成爲傳唱一時的流行歌曲，當然不只是靠着納粹黨。
早在第三帝國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爾(Kolbenheyer)、布魯克(Blunck)、弗倫森(Frenssen)在內的一批激進作家，就已經成爲社會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納粹黨執政後，“革命”作家們的作品，被稱爲“真正德國文獻”，成爲第三帝國新的聖經體系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新聖經”，納粹不遺餘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揚。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權之前就鮮明地提出：“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在納粹黨執政的短短數年間，德國經濟得到騰飛。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爲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國家機器安排下，絕大多數德國公民(除了那些“國家公敵”)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會保險、國民福利、有薪休假等，這些“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爲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稱要讓“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民意的支持，令納粹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控制更爲得心應手、理直氣壯。
在那些“真正德國文獻”的示範下，第三帝國建立起了有嚴格程式的官方寫作規範。在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配合下，與這些範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滅。“真正德國文獻”終於成爲文化意義上的“真正德國刺刀”。
作爲第三帝國“團結”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橋樑和紐帶”，帝國作家協會設定了嚴格的准入門檻和政審標準：“雅利安鑑定”。“雅利安鑑定”，就是要作家們書面保證對國家的忠誠，承認國家有“審查和照管的權力”。這其實是一張充滿“霸王條款”的賣身協議，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臺階。不管是真的爲了理念，還是隻爲了飯碗，“雅利安鑑定”終於成爲那些德意志作家們時尚的行爲藝術，儘管他們的前輩同行們曾經有着世界上最高傲的頭顱和心靈。在納粹黨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長”爲領導幹部，也在經濟上成爲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則成爲這一帝國文化“軍隊”的“精銳”所在。一羣年輕的政治詩人，在帝國的支持成爲黨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詩歌
將領袖神化，成爲帝國文藝工作者的偉大使命。
著名納粹詩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熱烈地謳歌道：
“只有希特勒會拯救我們!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們!”
這成爲“領袖”詩歌的基本思維模式。在帝國的宗教般的宣傳體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爲德意志的耶穌。無論國旗、黨旗還是軍旗，都成了“希特勒的偉大旗幟”;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戰士和學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的領袖
我們緊握他的手……
我們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詩人們的筆下，希特勒顯然必須繁忙地應對他的身份：他是國家的父親，要照料幾千萬的兒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導迷途的羔羊併爲他們而犧牲;他是統帥、導師……以及大衆的情人。
在領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國的詩人們將詩歌化爲戰鬥的號角，這些激昂的詞句，甚至至今還令各地憤青們熱血沸騰。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軍歌一樣，納粹黨詩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對立的，即使同樣的死亡，也完全有着不同的意義。
“在井欄上把長刀磨利，
用長刀刺進猶太人的身體，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須涌流……
猶太會堂裏吊起一頭黑豬
把手榴彈塞進議會大樓!
血必須涌流……
把婊子從御牀上拖起來，
用猶太胖子給斷頭臺上油，
血必須涌流。”
這類“抽筋”、“剝皮”、“下油鍋”的革命詞彙，能有效地壓制“革命者”那內心深處被人性本能所激發出來的畏懼。而充斥其中的粗詞鄙語，則以草根形式，記錄下那個野蠻時代的非常態生活和心理。
納粹詩人們不僅拿起筆桿子熱烈地歌頌領袖，也扛起了槍桿子投入了戰場。
漢斯·保曼(HansBaumann)是帝國青年的驕傲，因其對“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突出貢獻，而榮獲納粹黨內最高榮譽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獎”(DietrichEckartPreis)。他不僅能寫詩，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國官方工會“帝國勞工陣線”的會歌，就是他的作品，標題充滿了納粹特色：《朽骨戰慄》。作爲帝國青年部的文化事務負責人，保曼成爲納粹黨團結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國詩人大會發表的著名演講《對詩人的考驗》，成爲帝國詩人們用詩歌捍衛“神聖的納粹主義”的號角。就是這樣的一個青年典型，並沒有在後方享受自己的榮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間，漢斯?保曼以501宣傳連連長的身份，駐守在德國東部戰線，與冰雪嚴寒及槍林彈雨朝夕爲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槍，在前線浴血奮戰，直到1942年受傷後纔回到斯圖加特，隨後成爲武裝黨衛隊高級軍官;海因裏希·阿納克雖然是瑞士人，卻主動加入德國國籍，作爲帝國文化協會委員，戰爭期間，他一直服務在最前線，有時分析情報，有時當衛生員，有時則乾脆扛槍作戰……
納粹的詩歌能作爲槍炮和刺刀使用，並且鋒利無比，或者正是因爲詩人們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實踐了一種殘酷的血與火的“行爲藝術”。
“內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並不能將所有的詩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國的陰影中，還存在着非主流的地下詩歌。
內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爲德語文學界乃至其它強權體制下的一個特有現象：肉體被捆綁在了體制的戰車上，內心卻可以選擇漠視、逃離甚至反抗。這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所謂“腹誹”。
體制外的一些作家，選擇了抗爭，這無疑需要決絕的勇氣：要面對成爲“國家敵人”的殺身之禍。其中的集中營文學，就是這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爲已經置諸死地，一些集中營的管理者，反而乾脆對集中營內的反抗文學大開綠燈。
用詩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國的代表作，一般認爲是弗里德里希?榮格爾的“頌歌”《罌粟花》。這首詩歌尖銳地嘲諷了納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徑：
“遊說者讓我反感……
江湖術士靠花言巧語，騙子靠牽強附會爲生，
救星，拯救欺詐，醫生，畏懼死亡……”
蓋世太保對榮格爾進行了調查，但蹊蹺的是，對於這位一度積極投身納粹運動的體制內詩人，蓋世太保似乎選擇了網開一面。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榮格爾奇蹟般地毫髮未損，甚至還能繼續出版作品。而《罌粟花》的出版商，卻不得不承受雜誌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慘命運。究竟是納粹的寬容，還是另有隱情，這也成爲德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迷團。
體制內的一些作家，選擇了離開，放棄特權、地位和被豢養的生活。退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的女詩人胡赫(RicardaHuch)，當時已經80多歲了。在戰爭最後兩年，她寫下了多首反抗納粹的詩歌，如《至無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獅子》等，認爲納粹犯下了“血紅的罪責”，並將這種罪行比作被捕獲的獵物，而詩人的心靈則正是“緊緊抓住它的獵物”“絕不放手”、無所畏懼的獅子。這位被人稱爲“德國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於寫詩讚美刺殺希特勒的“叛徒”。弔詭的是，與榮格爾一樣，胡赫奇蹟般地被戈培爾那可怕的專政工具忽視了。
更多的“內心流亡”者，沒有勇氣、更沒有資本來進行高調的針鋒相對。他們只能選擇田園牧歌、歷史傳奇等中性主題，用影射等隱晦手法進行消極抵抗。當然，也有人乾脆沉溺於類似十四行詩那樣的“精裝文學”，躲進文字技巧中，“用詩歌赦免自己”，同時也麻木自己。歷史題材作品，儘管不斷地受到嚴密審查，卻出現了相對繁榮的景象。一些非納粹黨辦的刊物，如《德國評論》(DeutscheRundschau)、《新評論》(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爲“內心流亡”的主要地點。
廢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殺結束了一個時代。那些成爲刺刀的詩歌，被帝國的廢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經持刀的詩人們，則不得不在帝國的廢墟中掙扎求生。
漢斯?保曼進了蘇聯人的戰俘營，學會了木雕的同時，還學會了俄語。這位昔日的青年領袖，成爲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說、散文和童謠，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兒童文學中，用寓言式筆調描寫歷史事件，反映人在極端權力下的思想狀態。有人將這看作是他對歷史的反思，也有人認爲他試圖通過對納粹領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脫自己的責任。
海因裏希?阿納克則“幸運”地被英國人關押，參加60天強制勞動，進行“去納粹化改造”。而在蘇佔區，他的作品被定爲文化領域的毒草，需要堅決清除，如同當年他們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樣。他一直以創作爲生，不問政治，成了新時代的另類“內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則一直忠於自己的政治信念，成爲右翼的旗幟性人物。在被關押3年後，他成立了“歐洲圖書俱樂部”，擁有二十餘萬會員，其中有相當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該俱樂部被貝塔斯曼集團收購後，其中的一些右翼寫手，也成爲貝塔斯曼的作家。
從納粹激進者奇怪地轉變爲“內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榮格爾，則成爲戰後德國文壇的風雲人物，獲獎無數，成爲極少數能在任何政治氣候下都“暢銷”的“風派人物”。
而屠殺猶太人，則是爲了牢牢的將德國人民和自己綁在一起，當然，也是出於經濟的考慮，這和我們天朝當年的“鬥地主”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製造出敵人後，釋放民衆的不滿情緒，又可以“合法”的剝奪他人的財產，並且，讓衆人都嚐到甜頭，贏得人心。
而且，當每個人手上都自動或者被迫沾滿血腥，那我們永遠只能沉淪在地獄中，成爲魔鬼的幫兇，即使，有一天良心發現，也只能走向這條不歸路。但是，也有一句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個真正懺悔的人，即使爲此付出自己的生命，都願意爲自己贖罪，因爲，我們還有子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