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界常用的手法就是把清朝的惡政用明朝來墊背。比如一提文字獄就說“明清文字獄”。實際上明代文字獄主要集中在朱元璋執政的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短短的不過十三年（吳晗《朱元璋傳》），是朱本人的忌諱問題。涉及的也主要是幾十個文臣，並沒有形成社會運動，影響面相當有限。和明朝近三百年的歷史根本不值得一提，文史界爲什麼不說“洪武文字獄”而是“明清文字獄”？ 而滿清歷經康雍乾三代一百三十四年，掀起的文字獄是一場徹底的政治運動，涉及的社會階層相當廣泛，從大臣到知識分子到瘋漢都不能倖免， 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從政治倫理藝術到宗教科技，是對人類文明的閹割。對中華文明的進步起前所未有的破壞作用。
再有就是閉關鎖國。也是明清並提。暗示滿清閉關鎖國是明代政策的延續，特別是還把閉關鎖國和海禁混爲一談，這裏有幾點值得細究。明代海禁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海禁算不算閉關鎖國？海禁的目的何在？屬於常態還是特殊時期。禁止商業往來和禁止文化交流能否相提並論。明代是不是和清代一樣禁止文化交流了？
事實證明閉關鎖國明清不能並提。明代僅僅是海禁，不是閉關鎖國。海禁的目的是防備倭寇。一旦威脅解除就不再海禁。 而滿清海禁的目的是防備漢人和海外私通。明代海禁僅僅是限制對日貿易，對西洋貿易不限制。在文化交流和傳播上明代並沒有嚴厲限制。利瑪竇神父初期的遭遇是由於當時西方殖民者對中國實行武力入侵後中國政府本能反映，而當他被人們認爲是和平的使者時，行動和傳教獲得極大的自由。而滿清則正好相反，滿清是害怕西方文明的傳入威脅了它的統治，所以才禁教的。
再有一提 “東西方文明的交流”，文史界通稱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這種提法似乎在暗示我們西學終止衰落是個自然發生的過程，是由於傳統儒學的阻礙必然結果。實際這個問題澄清請參見“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和 “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
就明末清初的東西化文明交流而言，實際上“西學東漸”興起於明，衰亡於清。明代的西方文明主要在士人、知識分子中傳播，而滿清入關後就僅僅侷限於宮中，到乾隆時期，西洋的科技藝術統統變成了乾隆的玩具。性質完全兩樣，就如此評論，豈不是很怪？
再有西學東漸的一大成果是崇禎皇帝下令搞的“崇禎曆書”的成功。這點文史學家卻很少提，而是喋喋不休的表彰康熙用新曆法（崇禎曆書）取代了舊曆法。似乎康熙纔是吸收西方文明的大英雄。歷史學家還忘記提到的一點是從此“崇禎曆書”被鎖進深宮，英國使節斯當東說：“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羣衆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後，本國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製出曆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這兩個王朝一個封閉一個開放不是通過這件事很能表現嗎？爲什麼我們的文史界就不提呢？
一直以來文史界對於萬曆皇帝評價極差，批評萬曆的理由主要是萬曆二十年不上朝，以及縱容太監充當礦監斂財等等。就這兩個問題，我們應該具體分析，萬曆不上朝主要原因是皇權與文官制度發生了劇烈衝突，皇權受到壓抑，萬曆用消極方式對抗。但是有兩點萬曆仍然值得肯定，其一萬曆皇帝並沒有因大臣與之作對甚至漫罵皇帝貴妃而殺掉一人，是相當寬仁的。其二不上朝並不是不辦公，萬曆年間的國家大事小情都是萬曆處理的，大的比如萬曆三大徵，特別是明、日的壬辰戰爭一直在萬曆指導下進行。小的比如利瑪竇進京傳教，建立教堂，月供乃至墓地都是在萬曆過問下得以順利進行的。西方傳教士對萬曆充滿敬意好感，東西方文明得以交流，萬曆是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的。其二，派太監設立礦監、稅監斂財肯定是不好的，但是我們應該具體分析，礦監的出現是萬曆下旨從此天下可以開礦了，初衷並非與民爭利，由此礦監纔派出。太監把經念歪了，鬧得烏煙瘴氣。這段弊政大概有十年。十年後萬曆終止太監出宮斂財，但是礦禁卻取消了。無疑從此促進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發展。各國曆史上封建國家都對工商業攫取過多的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爲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徵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爲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的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不斷髮生。（參見《儒家文明》）從新事物的成長角度來看，有適當的衝突和矛盾是有利於其成長壯大的。
如果能把萬曆王朝搬上屏幕，我們就會對這個朝代有全新的認識，這是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其歷史意義和價值遠比“康乾盛世”偉大。爲什麼不敢平反萬曆，我個人認爲萬曆年間君臣抗禮，濫罵皇帝的風氣，就當代人也接受不了，明末時期的“民本主義”尤其是和“走進新時代”的“精英主義”正是逆向而行。
過度誇大明代宦官專權以及特務組織的危害作用也是史學界有意加給大衆的錯誤觀念，其一，太監專權是一種非正常情況，不是國法賦予的特權，是由於皇帝個人原因造成的偏頗，這是明代政治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其二太監專權在明代雖然危害很大，但是時間很短，比較有名的太監有王振、劉瑾，危害最大的是大太監魏忠賢。以魏爲例，實際上魏忠賢能執政全賴天啓皇帝，天啓執政七年不到。魏成勢從天啓四年到天啓七年敗亡，也不過短短三年時間。加上其他太監執政的黑暗，有統計認爲全加起來不過十二年。應該算做非常時期。就好比文革十年危害國家很大，但是我們能把文革當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本質特點嗎？
所謂錦衣衛、東西廠等特務組織，其作用危害更不值得過分誇大，這種危害並不是因爲其特務組織的存在而是看掌握在誰手裏。就世界各國而言，哪個國家沒有內衛部門，國家安全部門？明代錦衣衛、東西廠雖然和弊政相伴在通常情況下並沒有造成多少恐怖氣氛。 其危害最烈的時期恰恰是魏忠賢時期。魏用於迫害文臣，但是要說用錦衣衛、東西廠去監控天下儒生到是笑話了。錦衣衛、東西廠主要集中在京城，在各地並沒有情報組織網。最多是奉命派遣。針對的都是重臣和政敵。而不是用於搞意識形態專制，抓思想犯了，針對和迫害儒生屬於無稽之談。
對明清皇帝的比較也是文史界常用的障眼法，評價歷史人物的作用首先應該看其人在歷史上起到什麼樣的作用，而現在的皇帝比較，深受“精英主義”影響，愛比較皇帝的個人素質，個人品德和能力。一條船航向錯了，技術越高明、越勤奮的船長帶領全船離目的地越遠。康、雍、乾三代的勤政只能使“文字獄”、“愚民政策”等等惡政執行得更徹底。
即便是個人素質比較，同樣也要注意兩代不同的歷史條件。比如明朝採用的是不完備的文官制度，是民本主義佔主流意識形態。而滿清是部族統治，絕對的君主獨裁。 皇帝權利大不一樣，不在同一起跑線上。清代不可能出現大臣們因諫阻皇帝出巡而被仗斃的慘劇。萬曆貪財是因爲他這個皇帝管不了國家財政，當初派出太監當礦監也是由於要修復被火焚燬的大殿，戶部卻不批款，纔不得已派出太監的，這在“朕即國家”的滿清皇帝根本不是問題，拿這個當皇帝品德對比，豈不是不公平了。所以說明君和昏君問題也是文史界故意搞的褒清貶明的一種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