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末代皇后之死
異樣的僞滿洲國政權，帶來了溥儀異樣的家庭。
無疑，一個和諧的“安樂窩”，可以給人以溫暖，甚至可以稱之爲逃躲“亂藪”的避風港。反之，怪誕的家庭也可以造成怪誕的心理。
溥儀的一生，畸形的心態始終與他相伴。家庭，自然是重要因素……
在僞滿洲國的幾年間，由於與溥儀接近頗多，我有幸瞭解或接觸了溥儀的四位妻子。
溥儀的這幾位妻子，依我之見，她們都不過是封建制度以及溥儀充當日本傀儡生涯中的“殉葬品”。
在溥儀前半生的四位妻子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得算是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
溥儀
她出生在北京，是滿洲正白旗郭布羅·榮源的女兒。確切地講，她名叫婉容，字慕鴻，恰與溥儀同歲，都屬“馬”。可以說，這位末代皇后的一生都是悲慘而且值得同情的，儘管她後來“墮落”了。
客觀地來看，婉容的命運也正是腐朽的封建制度走向衰亡的一個真實縮影。
她有着自身的原因，但更主要的還是那個黑暗的社會使她走上了一條無可挽回的道路。
溥儀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從生理上的苦悶轉向內心極度苦惱的重要原因。而溥儀的非正常心態，其實早在進入清宮不久就開始了的。後來，溥儀也曾懊悔地回憶說：
“在我剛剛進入少年時期，由於太監的教唆，我便染上了令人可惡的自瀆行爲。在毫無正當教育而又無人管束的情形下，我一染上了這個不知後果的惡習，就一發不可收拾。結果造成了心理上的病態現象。”
當他回憶當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時，也曾直言不諱地坦白相告：
“在新婚的這一天，我感不到這是一種需要。婚後，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於文繡和在僞滿時另娶的兩個妻子，更純粹是我的擺設，這四個妻子全過的守活寡的日子。”
在僞滿宮內，溥儀與婉容之間的不正常關係，我當時不是沒有察覺，但以我與溥儀之間的關係，無論如何也達不到能夠談論這些內情的程度。從他的性格來看，如果不是特殊情況，他與誰也不會提及這些事的。甚至於，我隱隱約約猜測地知道了一點事兒，也不敢多問或多說一句。
當我初到僞滿宮廷讀書時，就知道了婉容住在僞內廷的緝熙樓上東側的房間裏。
可在人們的眼裏，囚住在這豪華的房間裏度日的“皇后”，生活得卻並不幸福。到宮內不久，我便曾聽到人們悄悄地議論說：
“皇后有了病……”
後來又聽說，她不但早就抽上了大煙，而且煙癮大得已經一天也離不開了。起初，我簡直難以置信，末代皇后能抽上大煙……
而婉容在平時，卻很少有人在宮內見到她，因爲她只在自己的那個屋子裏抽大煙，溥儀也絕對不讓她滿處亂跑。在僞宮內，人們大多聽說過有這麼一個“皇后”，卻極少有人見到過她。
但事有例外。有一次，我在院中走着，猛然聽到一個太監喊了長長的一聲：“走……”
我聽後，便本能地感到可能是皇后過來了，忙背轉身去，按照宮裏的規矩，望着牆站立着。
聽到動靜，我覺出“皇后”正在走過我的身旁，這當兒，我禁不住偷看了末代皇后婉容一眼，只見她在太監的扶持下，披頭散髮，衣着也顯得非常髒舊，步履踉蹌。
過後，我想大概婉容平時就是這般打扮的，而我偶爾陪溥儀見她時，一定是經過了着意的準備。足見她當時已經沒有了正常人的良好生活習慣。
僞滿洲國行將垮臺之際的八月間，溥儀準備從“新京”(長春)逃往通化，命令我們這些親信學生和隨侍、太監去燒燬他與日本人勾結的鐵證——即原來拍攝的有關溥儀訪日內容的那些影片。由於不慎，一個殿上的下人——高清普在地下室的鍋爐房裏梵燒大量的影片時，引起了宮內的一場大火。
一團強烈的火光和濃煙漫卷了緝熙樓。溥儀被嚇得在侍從和我們這些學生的攙架下，慌忙地從樓上的寢室中跑了下來，連鞋子都沒顧得上穿。
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了樓下，想起皇后婉容並不知道着了大火，還在樓上沒出來呢。於是，我急得不顧什麼禮法和規章制度了，馬上朝樓上跑去，準備救出婉容。當我剛剛跑到二樓的樓梯上時，只見她的貼身太監元兒已經揹着婉容從樓上一拐一拐地走下來了。
此時，婉容滿面菸灰色，披頭散髮，渾身上下只穿着一件睡衣，樣子實在是狼狽不堪之極。
在此兩天以後，溥儀帶着“皇后”和“妃子”，與我們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溝。八月十八日，溥儀從大栗子溝啓程，準備逃跑到日本，因飛機上乘坐不了那麼多人，皇后婉容以及其他家人被迫留在了大栗子溝，準備等候機會乘船再去日本。由於蘇軍進展迅速，情況發生了變化，溥儀和我們這批人在瀋陽機場被捕，爾後又送往了蘇聯。
當然婉容與留在那裏的人，自然也就談不上乘船去日本了，只好艱難地各奔前程。後來，我聽毓萶對我說，他們一行人走到半路上時，遇到了東北的八路軍，隨軍在冰天雪地裏行走了多日，飽受了輾轉流離和凍餒之苦。婉容自然也受了不少的罪。
開始，還有一些八路軍戰士聽說她就是“皇后”，好奇地悄悄來看她。可是，待看到她的一身破爛的衣着，異常骯髒的“尊容”，很少有人能將她與那個曾經是大清帝國的國母的“皇后”形象聯繫起來。
她在路上時而煙癮發作，鼻涕口水流淌一臉一身;時而累得不肯走路，被人們輪流背馱在肩上，隨着隊伍艱難地向前行進。她這個“末代皇后”被人們當作了滯累，也失去了往日殘留的一點風采，在許多不知內情的人看來，那是一個非常髒的普通的糊里糊塗的女人。
的確，她時而明白，時而糊塗，後來竟至只知道張手要吃的以及鴉片煙了。八路軍爲了不至於讓她死去，只好破例給她找一點兒鴉片，以讓她得到暫時的安靜。
在風雪中，這支奇怪的隊伍，跟隨八路軍的隊伍從長春到吉林，又從吉林步行到延吉。當他們在槍炮聲中又從延吉遷至敦化後，皇后婉容已經近似於癡呆了，而且變得更加髒了，身上還時時發出一股難聞的臭味。
當衆人離開敦化時，婉容被關在了敦化的監獄裏。不久，中國末代皇后——郭布羅·婉容，就悲慘地死在了這個遠離北京的獄中。
當溥儀特赦後，我們倆見了面，他曾經非常痛惜地談起過婉容的可悲的命運。他傷感地說：“唉，她後來死在哪兒我都不知道，真是太悲慘了。在這個事兒上，我也是有罪過的呀……”
提起這個話題後，溥儀好長一陣時間沒有說話。可以想見，每念及此，他的內心深處儘管十分複雜，但也是內疚不止的。
顯然，“皇后”的悲慘下場，“皇上”負有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這是溥儀無法否認的。
溥儀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從生理上的苦悶轉向內心極度苦惱的重要原因。而溥儀的非正常心態，其實早在進入清宮不久就開始了的。當他回憶當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時，也曾直言不諱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這一天，我感不到這是一種需要。婚後，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於文繡和在僞滿時另娶的兩個妻子，更純粹是我的擺設，這四個妻子全過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三節 譚玉齡臨終目擊
若說，在溥儀的腦海中，始終佔有非常重要地位，而又在他的生活裏來去匆匆的一位妻子，那可以說就是譚玉齡了。
她也是滿族人，姓他他拉氏，原是北京的一名中學生。一九三七年，溥儀與婉容的感情業已破裂，於是他經過北京的一個親戚介紹後，從北京將她接到了僞滿洲國的首都——“新京”。
異常神速，二人結了婚，他將她冊封爲“貴人”。她遂成了他的“復辟事業”中的又一個可憐的“犧牲品”。
……
應該說，譚玉齡在那時的幾個妻子中，一度最得溥儀的寵，她對溥儀也非常“忠心”。
大約在一九四二年秋天，譚玉齡偶然得了一次並不算很重的感冒，後來看了幾次也沒好。溥儀於是親自派去了他的兩名貼身御醫爲其診治，一名是他的貼身侍醫佟闊泉，一名是徐思允，這兩人，都是當時宮中最有名的中醫大夫。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溥儀首先叫佟闊泉和徐思允兩人一起商量診脈開藥方，然後，經過溥儀親自在藥方子上修改、增減，再派人去抓藥給譚玉齡煎服。
確切地說，溥儀只是粗通中醫知識。在此之前，溥儀就曾親口對我說過：
“佟闊泉是北方人，開的藥方劑量大，徐思允是南方人，爲人謹慎，開的藥方劑量特別小。所以嘛，我就得親自動手給予中和中和……”
我對藥理一點兒也不懂，不知道溥儀的這種“中和”方法對治療譚玉齡的病症，究竟利弊效果如何。只是，譚玉齡的病總是始終未見一點兒好轉。
後來，溥儀又找來了一名西醫大夫黃子正。他原是長春市內一傢俬人小醫院的主治大夫，因爲當時西醫在僞滿不太受歡迎，所以收入也比較少，他原本打算回臺灣原籍去，可巧前幾年溥儀的大腿內側起了一條紅線，讓黃子正大夫給治好了，於是，溥儀賞賜了他五千元，叫他繼續開那家小醫院，實際上他也就從此成爲了溥儀的“御用”西醫大夫。
每天晚上，不管溥儀是否有病，他都得照例到僞滿宮內廷來爲溥儀診治一下。
因爲譚玉齡的病仍不見好，溥儀便又找來了黃子正大夫進一步確診。過了一些日子，溥儀見譚玉齡的病還是沒有一點兒起色，就有些慌了手腳，又叫來了一個鍼灸大夫林永泉給譚玉齡作鍼灸治療。也不管有無效果，簡直成了胡找廟門亂“燒香”。
結果適得其反，“譚貴人”的病不但沒治好，反而越治越重。
後來，溥儀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只好通過黃子正又找來了僞滿新京市醫院的一位日本西醫給她治療。
當時，我們幾個學生按照溥儀的“旨意”，參加了在譚玉齡居住的寢室外屋的輪流值班。
也就是說，譚玉齡從病重期間一直到去世爲止，我都參加了在她旁邊的守候，所以，對整個診治過程我都可以說非常清楚。
在她逝世的前幾天裏，我和幾個學生終日輪流在外屋爲譚玉齡準備熬中藥或燉人蔘湯，並隨時聽從溥儀的差遣。對於譚玉齡那幾天的病情發展，我也知道得非常詳細。
對於譚玉齡的逝世，歷來衆說不一，但絕大多數是主觀猜測或以訛傳訛。甚至在她是否被“害”的問題上，始終紛爭不已。這個歷史“事件”的真相，我覺得作爲她逝世當天始終守候在她身旁的當事人，我責無旁貸將那時的情形公之於衆。
幫着打下手或煎藥。出於對譚玉齡的關心，那時，我對屋內的任何一點動靜都格外留心。
當天晚上，那個日本大夫帶去了一個年輕的中國女護士，從那個女護士胳膊上抽血給譚玉齡胳膊上注射。
就在譚玉齡病情如此嚴重之際，我還聽到她躺在牀上有氣無力地向我們問道：
“皇上進膳了沒有?吃的是什麼……啊?”
當時，我真感動得差點流出了眼淚，心想，“貴人”心地真是不錯呀。溥儀上哪兒再去找這麼好的妻子啊!不知怎麼的，我也在內心虔誠地念叨着：保佑“貴人”早日康復吧。其實，這一點兒用都沒有。她的病持續惡化不已。
時間已經到了深夜。治療仍在緊張地進行。
忽然，聽說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僞滿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來到了宮內府候見室。他讓門口的傳達人員毛永惠馬上告知溥儀，立即找正在給譚玉齡治療的日本醫生，去候見室與他會見。
溥儀哪敢不遵命?於是，那個日本醫生中斷了治療，去候見室裏與吉岡談了許久。談話內容，當然無人知曉。
之後，那個日本醫生又回到了內廷，走進譚玉齡的居室，繼續爲她治療，但他已經沒有了原來的那種緊張的神態了。他在不緊不慢地、無聲無息地給譚玉齡治療着。
過了一會兒，譚玉齡由於尿液排不出去，感到異常難受。於是，那個日本醫生提出要給譚玉齡導尿，大概是因爲這樣做要接觸譚玉齡的身體尤其是下部，作爲一個“皇后”，“皇上”怎麼能夠同意如此的做法呢?
溥儀考慮後，表示堅決不同意。在這之後，譚玉齡的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就漸漸聽不到她說話的一點兒聲音了。
又過了許久，溥儀可能是因爲譚玉齡已經瀕臨死亡，再也無法搶救過來，便回到他自己住的樓上休息去了。臨走之際，他叫我們幾個學生和那個鍼灸大夫林永泉一同到譚玉齡的牀前爲她做臨終前的祈禱。
只見當時譚玉齡合着雙眼，仰臥在牀上，身上蓋着絲綢夾被，面部還露在外邊。我們面朝着她，緊張而又嚴肅地站在那裏，向她虔誠地合掌默誦佛經——雖然我也並不怎麼懂得“佛經”，只是跟隨衆人一起哼念着……
秋風瑟瑟。後半夜，我們正默默地站在她的牀前，只見譚玉齡突然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從鼻孔內流出了兩條鼻涕，那張周正的臉稍稍歪向了一側。隨後，她就變得再也無聲無息。
譚玉齡就這樣默默地與世長辭了。
噩耗馬上稟報給了溥儀。我們也隨之忙亂了起來，在溥儀的“旨意”下，我們幾個學生默默地退了出來，由平常伺候他的幾個媽媽給她更換“壽衣”——這是早就提前準備好了的。然後又將她的遺體從緝熙樓的居室內，擡到西花園植秀軒的堂屋裏停放。
接着，溥儀將我們幾個學生叫到他的寢室內，向他稟報譚貴人逝世的經過。我們含着眼淚，向他詳述了前後的情況之後，溥儀讓我們在植秀軒院中輪流守候着譚玉齡的遺體。
第二天早晨，溥儀特意派人爲譚貴人買來了嶄新的滿族服裝，讓媽媽們給她換上，然後，將她慢慢地安放在準備好的靈柩中。溥儀對我們講，爲了超度她的亡靈，又請來了一些僧侶爲其誦經、超度。
過了一會兒，溥儀打點停當之後，又將我和溥耊叫到他的身邊，鄭重其事地說：
“你們倆趕快去換衣服，穿上一身重孝，給譚貴人守靈……”
我們倆聽後，剛要走，溥儀又叫住我倆，叮囑說：
“你們倆這是當作譚貴人的孝子，要誠心地守在靈前，而且要按時祭拜。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我一定按皇上的旨意去辦。”
“您就放心吧……”
我們倆一前一後地回答着溥儀。
回去換上一身白色的孝服後，我們倆就按照溥儀的要求，一齊跪在了譚貴人的靈前，確實形同“孤哀子”一般。
在溥儀的統一吩咐下，宮內的各色人等也都紛紛來靈前做了祭拜。祭奠儀式，從頭到尾都搞得挺隆重，驚動了整個“新京”。
就這樣，譚貴人的靈柩在植秀軒照規矩，一直前後停放了整整七天七夜。
“停七”之後，溥儀又讓我和溥耊二人披重孝，扶靈柩，跟隨着擡“大槓”的隊伍——多少槓，我可不記得了，但在當時是異常隆重的，一直將其護送到了長春“般若寺”的最後一層院的北房正中央。
據我所知，全部喪事辦完後，溥儀還特地派了專人在長春般若寺中爲“譚貴人”看守靈柩。
“譚貴人”的靈柩在僞滿垮臺後的處理情形，我是在一九五七年受到“免予起訴”，從撫順回到北京後，見到了溥儉和毓萶等人才得知的。他們先後告訴我說，他們在溥儀從長春逃走後，也隨之倉促地逃跑了，根本沒來得及處理譚玉齡的靈柩之事。當溥儀乘飛機赴瀋陽，撇下這些人後，他們又從大栗子溝返回長春時，纔將譚玉齡的屍首火化，帶回了北京。
大概，因爲他們都知道我曾爲譚貴人“披麻帶孝”，溥儀又曾將我“立嗣”，再加上我的胞叔溥修一直管理着溥儀的很多家事，所以，當時溥儉和毓萶就將譚玉齡的骨灰盒寄放在了我現在仍居住的西城區南官房的家裏。
這樣，在家中，我一直替溥儀默默地爲“譚貴人”守着“靈”。
譚玉齡那風姿綽約的形象，以及那鶯回啼轉的嬌音，也曾時或闖入我的夢中。更令我不安的是，她臨逝世前的“謎團”，始終纏繞在我的心頭，多年來也沒解開……
溥儀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從生理上的苦悶轉向內心極度苦惱的重要原因。而溥儀的非正常心態，其實早在進入清宮不久就開始了的。當他回憶當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時，也曾直言不諱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這一天，我感不到這是一種需要。婚後，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於文繡和在僞滿時另娶的兩個妻子，更純粹是我的擺設，這四個妻子全過的守活寡的日子。”
第四節 “福貴人”的命運
往常，明眼人冷眼便看得出來，愁腸百結的溥儀自從“祥貴人”——譚玉齡去世以後，心情更是變得鬱郁悶悶，而且時常無緣無故地大發脾氣：“來人哪!”……“拉下去!”……
這些令人心驚膽戰的“旨令”，簡直整天成了溥儀的口頭語。
緊接着，不可避免的便是一場大打出手。他讓手下人發狠地毒打手下人，如若不然，他便馬上遷怒於旁人，使打人的人轉眼間變成了被毒打之人。
總之，他一度彷彿失去了理智，變得更加暴怒無常。
顯然，那時日本人爲了控制溥儀，也試圖從各方面來“駕馭”他。就在譚玉齡逝世不久，那個專門對付溥儀的日本關東軍中將參謀、兼任僞滿洲國宮內府“帝室御用掛”的吉岡安直，便找到溥儀，五次三番地勸他娶一個日本老婆，又拿來了許多花枝招展的日本女人照片，讓溥儀從中挑選中意者。
其實，溥儀自有他的考慮。譚玉齡的被害，他還懷疑是日本人搞的“鬼”，怎麼能再找一個日本女人睡在身邊，晝夜不離地監視着自己呢?
這其實是不言而喻的。只不過，他不敢明說罷了。
從內心而言，溥儀是堅執不同意的，但出於畏懼的心理，表面上只是委婉地說，如果找個日本妻子，惟恐語言不通。但吉岡轉而解釋說，那可以專門找一個懂滿洲語言的，溥儀又只得推說生活習慣不一樣……
表面文章做來做去，仍繞不過實質問題。
到後來，溥儀終歸拗不過老謀深算的吉岡安直，妥協的結果依然是，吉岡代他在新京南嶺女子優等學校中“選”中了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不過，那是一個十分單純的中國女孩子。
她叫李玉琴，是東北吉林省長春市一個普通人家的女兒。
據說，她的父親原來賣過豆腐，後來一直開飯館，家居吉林省長春二道河子附近。其父人緣頗爲不錯，人稱“李老好”。
自從李玉琴來到宮內，溥儀就將她安置在同德殿樓上東半部的房間里居住，不久，就又正式地冊封她爲“福貴人”。
從此，這位純樸的少女就彷彿與外部全部隔絕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僞滿洲國垮臺之前，她始終被“圈”在僞滿宮內那個狹小的天地裏——大部分的活動侷限在同德殿樓上的東部，最大的活動範圍也超不出內廷的院落。連見一見父母及親人都不那麼容易。
按說，也許難以令人置信，在三年多的宮廷生活中，她竟連僞宮內廷的大門檻也沒有邁出去過一次。但事實的確如此。
平日，她的生活枯燥無味之極。每天常見到的人也就只能是溥儀，除此外，就是我們幾個已經結婚的學生的妻子。像溥儉的妻子葉乃勤、溥耊的妻子葉希賢，我的妻子馬靜蘭以及我的姐姐毓菊英等人。
據我所知，李玉琴的父母，只是偶然來到同德殿探望過她。除此外她平時連通信的自由也沒有。多麼可悲呀!
說起來，平日溥儀也不是總與李玉琴“粘”在一起，他也有他自己的規律和事情。
起初，溥儀與李玉琴相見，大多都在晚上七八點鐘到夜間一兩點鐘左右。
有時候，他與我們吃完晚飯後，再去李玉琴那裏。也有時他與李玉琴呆上一會兒，再從同德殿到緝熙樓來吃晚飯，這時，他的心情好像會好一些似的，與我們說的話也多了點兒。
自打李玉琴進宮後，溥儀較從前而言，好像越來越對注射男性激素上了癮，有一階段，幾乎每天必打不可。
“聽着，毓萳呵，你今天晚睡一會兒，等我睡着了以後你再睡覺……”
有一天，溥儀晚飯後對我吩咐說。
“是!”我不敢稍有懈怠，於是靜靜地坐在屋裏，連盹都不敢打地等候着他的傳喚。
那天，他從李玉琴那兒回來已經是午夜之後了。我仍然按照溥儀的“旨意”，在臥室內專心地恭候着他。
“準備好了嗎?”
“早就爲您準備好啦。”
我知道，他指的是讓我給他注射男性激素之事，所以答應得很乾脆。而且，事先我的確早已把針頭消毒這類的準備事項弄妥了。
“這次打多少?”
對此，溥儀是一點兒也不馬虎從事的。
“皇上，奴才還是按平常注射的那麼多打。”
我小心謹慎地回答着他，觀察着他的表情。
這時，溥儀“嗯”了一聲，也就沒再說什麼，可當時將我嚇了一大跳，以爲有什麼事情要發生呢。
實際，任何事兒也沒有。注射後，溥儀穿好衣裳，又再次叮囑我說：
“這幾次針注射得不錯。打今兒起，我也許睡得更晚一點兒，你也得完了事才能睡覺。”
“是，是。”雖然我嘴裏答應着，當時，我卻並不明白溥儀的真正用意。
過了一天，到了夜間，我才發現溥儀確實睡得比以前更晚了。他從李玉琴那裏回來時，我都困得拿不起個兒來了，而一聽見他回屋的動靜，就得趕緊勉強掙扎着打起精神，拿起針頭全神貫注地爲他注射。
他回來的時間越來越晚了。
溥儀的不正常生活，也是使她從生理上的苦悶轉向內心極度苦惱的重要原因。而溥儀的非正常心態，其實早在進入清宮不久就開始了的。當他回憶當年大婚之夜的情形時，也曾直言不諱地坦白相告：“在新婚的這一天，我感不到這是一種需要。婚後，我和婉容的生活也不正常，至於文繡和在僞滿時另娶的兩個妻子，更純粹是我的擺設，這四個妻子全過的守活寡的日子。”
有一天後半夜，我爲溥儀注射完男性激素，走出緝熙樓時，外面的麻雀已經吱吱喳喳地叫起來了。這也就是說，天已經快大亮了。其實，當時我的心裏也在思忖着，溥儀的生活這麼沒有規律，注射什麼激素都不行呀。生活注意點兒，比這恐怕要強得多。
可那時，我全然不知道，溥儀的生理早已經在京城的宮內，就隨着他生活的畸形和沒有節制而陷於完全病態了。
據我後來所知，溥儀與李玉琴之間也根本沒有什麼夫妻之間的“幸福”可言。
溥儀那原本不正常的病態心理，對“福貴人”不可能有哪門子溫暖，只是拿她作個解悶的“妻子”而已。李玉琴後來亦曾談過這方面的情形。她說：
“溥儀有一天曾經對我談起，我一天都是煩人的事情，哪兒有什麼歡樂的事啊?只是你一來到這裏，我才稍微高興一點兒。所以你就得千方百計地想辦法，讓我高興纔對。我高興的事情，你要做，我不高興的事兒，你就不能去做。你的任務就是這麼簡單……”
也許，直到此時李玉琴這才明白，自己不過是溥儀在煩悶之時，手中的一個活“玩具”呵!實際上，她也是剛剛過了玩“玩具”的年齡不久。
在僞宮內近於囚禁般的生活裏，她又拾起了玩具，整天抱着一個大個的布娃娃不鬆手，算是作爲她的精神寄託。
宮裏頭知道的人們中，甚至有人不免說她單純得近乎有點兒“憨”。話說回來，哪個正值青春妙齡的大姑娘整日裏被圈在一個不能輕易見着人的地方，還能夠有內心的真正歡樂呢?!
偶然，也可以見到溥儀帶她去同德殿去看一看電影，雖說都是那些看過了多少遍的舊片子，畢竟在單調的生活中有了一點似乎新鮮點兒的內容。可是，次數少得太可憐了。以後由於戰事緊張，宮內乾脆就不讓放映電影了。
於是，這惟一的一點兒樂趣也就沒了影兒。
愁悶中，李玉琴想方設法地尋開心，竟又獨出心裁地學起了騎自行車，在宮內四處逛遊，但可嘆的是，她連僞宮大門口都沒有騎出去過。
歲月如流。待她走出僞滿宮內府的大門之時，已經是日本關東軍遭到徹底失敗、僞滿洲國垮臺的末日了。
那些日子，我們在僞滿宮內所見之人，無不充滿了悲慼慌遽之情，真應了那句話：惶惶然，如喪家之犬。
糊里糊塗中，李玉琴跟隨溥儀與我們一起逃到了通化大栗子溝。溥儀臨走時，曾告訴她過幾日再來用火車接她去日本，誰想竟一別十幾年後才見的面。
哎，回想起來，她在那段日子裏，真是一個無福的“福貴人”。
當我們隨溥儀去了蘇聯後，她便伴隨“皇親”一行人，在東北飄泊了一陣子。沒轍的情況下，她又跟着何長工帶領的一支東北抗日隊伍，在風雪呼號中行軍，頗受了不少的罪，後來總算幾經周折，終於回到了長春的家裏。
爾後，她又由於某種原因，去了天津日租界永平裏五號溥修的住處。雖然至此溥儀的下落還不是十分清楚，但是溥修竟然提出了讓她爲皇上“守節”。她對溥儀當時還存有“迷信”心理，於是也就心甘情願地爲被蘇聯人俘獲走的溥儀，莫名其妙地守上了“節”。
這種狀況，竟至維持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那，是多少個淒涼的日日夜夜呀……
困窘的生活無法繼續，她又追隨溥修從天津回到了北京度日。
恰巧，當李玉琴在北京的那一陣子，我的兩個孩子也正在北京無人照管。
那當兒，溥修根本顧不上這些，李玉琴就千方百計地照看這兩個孩子。可以說，我的這兩個孩子基本上是李玉琴給帶着的。至今，我的孩子們每逢提起她來，依然是滿懷深厚感情的——因爲在困苦中共度艱難之人，感情最爲真摯，這是常人在常日裏難以理解的。
多少年來，她每逢到北京，也總是上我家裏來看一看。大凡從艱辛的日子裏一起度過來的人，誰不記惦着對方給予自己的一點好兒呢?
時至今日，我也仍然萬分感激她對我的兩個孩子和我的一家的情份呢!
後來，我才知道，自稱爲溥儀“守業”，而又只會坐吃山空的溥修，當時生活也極爲困難，對李玉琴更加苛刻，連大便紙都不給她買。
以至，她一度產生了輕生的念頭。當若干年後，我回到了北京，她還向我屢屢叨唸起過這檔子辛酸的往事。
在種種困境中，李玉琴愈加思念着家人，想起來便寢食不安。於是，便又由毓萶陪伴返回了東北長春的老家。因爲溥修在此之前，曾賣掉了在天津的一些財產和三所房子，李玉琴臨走前才又從溥修手中接過了一些錢，以作回家的盤纏以及日後的生活之資。
當時，李玉琴回到長春後仍然不知溥儀的真實下落。雖然她也曾反覆、徒勞地打聽過，但一直杳無音信。其實，那時溥儀和我們已經從蘇聯返回了中國，正被關押在東北撫順戰犯管理所。後來，李玉琴得知此信兒，才找到了戰犯管理所與溥儀見了面。這已經是後事了。
就我這個局內人來看，溥儀的婚姻，無論從哪個方面，都不能說不是個悲劇。
而在晚清到僞滿傀儡朝廷這一場無可逃脫的歷史大悲劇中，他的家庭悲劇——包括與李玉琴的姻緣，不過是必然之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