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們將自己的氣節、骨氣、面子、尊嚴，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
孟子有一句名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訴人們：爲了維護自己的氣節和內心的正義，是可以捨棄生命的。此外，他還提出過“大丈夫人格”，也就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
這種“氣節”，影響了後世無數的文人知識分子，到了宋代，宋太祖爲了革除五代以來“武人干政”的頑疾，留下祖訓“不殺士大夫與上書言事者”，也讓“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在兩宋成爲可能。
文臣們以天下爲己任，只要是他們看着不爽的事，總要與皇帝據理力爭，剛猛直諫者不勝枚舉，如寇準曾經拉着宋太宗的袖子不讓他走，包拯直接將吐沫星子噴到宋仁宗臉上。“文死諫，武死戰”，文官以死上諫君王，成爲他們效忠國家、彰顯氣節的最高境界。
而皇帝們生氣歸生氣，表面上還要樂呵呵的誇獎大臣們是大忠臣。所以，兩宋319年，文人士大夫們與皇帝相處得比較其樂融融，南宋亡於崖山海戰時，跳海殉國者多達10萬之巨。
不過，到了元代，畫風突變。面對在經濟、文化上都遠超自己的漢人，內心中充滿懼怕與自卑的元朝統治者實行了四等人制度，第一等人爲蒙人，第二等人爲色目人，第三等人爲原金朝的漢人，第四等人爲原南宋的漢人(也被稱爲南人)。各個階層享有不同的權益，蒙人地位最高，在諸方面享有特權。
終元一代，朝廷不授予漢人、南人高官，在朝廷中樞執掌政務、軍事、監察大權的，無一漢人。在地方，最高長官稱爲“達魯花赤”，該職亦由蒙人或色目人擔任，漢人、南人不得染指，即便任職也只能是副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文人走上仕途的捷徑——科舉制度，也被元朝統治者輕視或廢止。元朝統治不足百年，科舉制度曾經被多次廢止，即便實行時也分爲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較嚴格。
元朝統治者的種種行徑，給許多德才兼備的漢人以心靈創傷。而當他們連基本的物質需求都滿足不了時，哪裏還能顧及更高需求層次的節操與氣節呢?
所以，當朱元璋打出“日月重開大宋天”的旗號時，必然得到了無數江南知識分子的響應和支持。
朱元璋正好也是一位極爲重視知識分子的君主。一方面，在他打天下的過程中，每到一處，都要尋訪當地有名的大儒名士，收爲己用;另一方面，他還嚴令自己的部下不得私自與知識分子的接觸，這是因爲他更懂得“文”與“武”結合的巨大力量。
公元1368年，當文人們喜大普奔，迎接驅逐蠻族、恢復正朔的大明王朝時，他們本以爲繼宋朝之後的第二個“文人春天”即將到來。
可是，他們錯了。明太祖朱元璋雖然打出了“拯生民之塗炭，復漢官之威儀”的旗號，並以恢復漢製爲己任，但是，他似乎比自己推翻的元朝統治者更加洞悉人性，瞭解那些天天將“仁義禮智信”掛在嘴邊上的文人士大夫們。
於是，他重新使用了在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廷杖”，並第一次正式將其升級爲“廷杖制度”。“廷杖制度”幾乎貫穿整個明朝始終，除了永樂時期短暫廢止以外，幾乎每個帝王都樂此不疲，甚至直到崇禎十七年，大明亡國前夕，明毅宗都在使用。
比起置人於死地的極刑，朱元璋更樂於“廷杖”這種摧毀文人士大夫的骨氣與氣節的方式。
因爲廷杖制度本身，不是讓受刑者大醫凌然的慷慨就義，而是像“魚肉”一樣躺在案板上任人宰割。
在明人的記載中，有這樣關於廷杖制度的記載：“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臂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唯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魏叔子文集》)
關於廷杖的執行，在《大明王朝1566》這部電視劇中，有非常直觀的描繪。但如果從上面這則史料中，我們會發現，那還遠遠不夠真實。
凡是廷杖的受刑者，不僅要在大庭廣衆之下袒衣露體，而且是在自己的同事、甚至是下屬、學生面前受刑。這些平時手無縛雞之力的文人，在廷杖的重擊之下皮開肉綻，發出痛苦的哀鳴，求饒之聲亦是不絕於耳。
被拷打的不僅僅是他們的軀體，更是曾經不屈、尊貴的靈魂。而對於旁觀者來講，儘管不乏有人幸災樂禍，但更多的恐怕是感同身受，一起與受刑者接受朱元璋對他們心靈的鞭策。在這場廷杖“表演”中，無論是受刑者還是觀刑者，其內心都受到了“昇華”，皇帝的權威則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這些曾經以“文死諫”爲畢生理想的文人士大夫，還敢不對皇權產生敬畏，對朱元璋俯首聽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