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同治帝，大家都會想到什麼呢?下面小編爲各位介紹一下相關的歷史事蹟。
愛新覺羅·載淳，清朝入關後第八位皇帝，年號先是“祺祥”，後爲“同治”。他是咸豐帝唯一的兒子，也是慈禧太后的獨子。六歲登基，在位十三年，十九歲病死，十三年皇帝，十九年的人生，是有幸?還是不幸?
說同治有幸，怎麼說他有幸呢?出生帝王之家，享受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尊榮;過着錦衣玉食、鐘鳴鼎盛的生活;沒有兄弟跟他競爭，順利地登上了皇帝的寶座。
但是同治也是不幸的，第一大不幸，幼年喪父，六歲時咸豐就死了。第二大不幸，童年時就被放到寶座上，不能享受童真之樂。第三大不幸，跟他母后關係不好，經常受到訓斥。第四大不幸，婚姻不如意，想娶的不行，不想娶的，指配給你。第五大不幸，才十九歲，就一命黃泉了。
咸豐十一年(1861)，依照清室慣例，年滿六歲的愛新覺羅·載淳開始上學，翁心存(翁心存死後由其子翁同龢接任帝師)、李鴻藻奉旨授課。但也就是這一年，年幼的載淳不得不承受國破家亡!因爲，英法聯軍已經打過天津，兵進北京。
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滿蒙鐵騎沒能擋住英法聯軍的後膛槍炮，咸豐帶着少數近臣、皇后鈕祜祿氏以及嬪妃，還有兒子載淳在上三旗御前衛隊的保護下逃往熱河承德避暑山莊。
是年七月，咸豐病危。於是他將懿貴妃葉赫那拉氏、皇后鈕祜祿氏叫到牀前，遺詔命皇后掌管“御賞”印章、懿貴妃掌管“同道堂”印章(這是皇帝之印，因載淳年幼故由其母代管)。
之後，趁着自己還有口氣，再傳遺詔：皇子愛新覺羅·載淳封爲皇太子;因皇太子年幼，故特命首席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愛新覺羅·肅順、鄭親王愛新覺羅·端華、儀親王愛新覺羅·載垣、額駙景壽、協辦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穆蔭、匡源、杜翰及焦佑瀛(顧命八大臣)共同作爲贊襄政務王大臣，輔佐幼帝。
於是，載淳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坐上了龍椅。咸豐一嚥氣駕崩，朝局立變!因爲此時由於新皇帝愛新覺羅·載淳年僅六歲，不能親政所以皇權被分割開來由三方面掌控：
兩宮皇太后(東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以肅順爲首的八個贊襄政務王大臣;咸豐六弟也是同治的六叔恭忠親王愛新覺羅·奕訢。
同樣由於皇帝年幼，所以只要掌握皇帝的撫養權就能成爲事實上的一國之君。於是，慈禧太后鼓動慈安太后，向遠在北京議和的奕訢發出邀請，奕訢也很快以奔喪名義見到兩宮皇太后，回京之後就處理了八大臣，皇權也就由恭忠親王愛新覺羅·奕訢和兩宮皇太后享有。這就是“祺祥政變”(因爲那時候年號是肅順擬定的“祺祥”，故稱。又因爲那年是辛酉年，又叫“辛酉政變”)。
在此後的歲月裏，大清帝國實行“太后垂簾、親王輔政”制度。同時，兩宮皇太后也圍繞着同治的撫養權而展開了激烈鬥爭。同治因爲慈禧太后的嚴厲親近慈安太后。於是很不得慈禧太后喜歡，在立後問題上又把慈安太后看中的阿魯特氏立爲皇后，於是母子之間離心離德，只剩下了權力的爭奪。
清朝的皇帝中，同治是一個真正的“異數”。
中國歷史上，昏君、暴君，車載斗量，但同爲昏君、暴君，大一統王朝的昏君、暴君，和五胡亂華、五代十國等亂世的昏君、暴君，表現的形式是很不一樣的。
大一統王朝，制度完善、嚴密——愈往後愈是如此，皇帝從小就接受良好而嚴格的教育。不論其本性如何，不論日後變成了多麼奇葩的昏君、暴君;在他們剛剛登基的時候，真心也好，假意也罷，都會表現出虛己納諫、克勤克儉、勵精圖治等一個好皇帝應該具有的優秀品質。
譬如宋徽宗，剛剛繼位的時候，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
大清朝唯有同治，甫一登基，就迫不及待地表現自己的昏、暴。
在上書房時期，同治的堂兄愛新覺羅·載澄引着穆宗皇帝出宮“冶遊”(也就是逛紅燈區)，於是性格更加叛逆放蕩不羈。
“成祿案”——成祿，身爲烏魯木齊提督，非但滯留甘肅，坐視新疆糜爛;前後七年，遷延不進，還苛虐駐地周圍民衆;前後索要錢銀三十餘萬兩，在甘肅那種窮地方，這是一個天文數字。士民抗議，成祿居然污良爲匪，縱兵虐殺二百餘人，然後上報朝廷，說自己打了一個勝仗。
左宗棠西征，查得情弊，上折嚴劾，成祿“革職拿問”。但成祿是醇王的私人，後臺太硬，如此惡行，最後只擬了一個“斬監候”。
是個人就曉得，這一時候”，腦袋就算保住了。等到了皇帝大婚太后整壽之類的“普天同慶”的大喜事兒，或“加恩”，或“大赦”，就可減刑，甚至釋放。
一位甘肅籍的御史，叫吳可讀的，悲憤之下。上折力爭。內有警句：“皇上先斬成祿之頭。懸之匯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
這幾句話，激怒了同治，認爲吳可讀欺他年輕，纔出此錐心刺耳之語。於是，不但不殺成祿，反倒真要斬吳可讀的頭了!
這就太荒唐了。成祿的案由是沒有爭議的。有爭議的只是量刑的尺度，因爲這個殺言官，不成了桀紂了嗎?這真正叫“亡國氣象”!兩宮皇太后苦勸，但同治發了牛脾氣，生母的話固然不聽，一向敬愛的嫡母的話，也不聽。
皇帝的要求太過分了，親貴大員，一時之間，沒有人肯主辦這個案子。這個時候，醇王跳了出來：“我來替皇上出氣!”於是。醇王主持，三法司會審，竟真辦了吳可讀死罪!
到了“畫行”的時候，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死活不肯下筆。定死罪，需要三法司所有堂官，正副都算上，“全堂闕諾”，缺一不可。就因爲王家璧不肯昧了良心，阿附上意，吳可讀終於逃得一命，改判了充軍。
如果說，吳可讀一案上，同治的表現，僅僅是“荒唐”，那麼，重修圓明園一事上，同治的表現，就是“瘋狂”了。重修圓明園，親政之前，同治便一直念茲在茲，一俟親政，立即開始着手此事。
這裏邊兒，既有無可壓抑的“遊觀之興”，也有強烈的虛榮心在作祟：你們燒了我家的園子，我修個更好的出來，氣死你們!當然，重修圓明園，名義上是“感戴慈恩”，以之爲兩宮皇太后頤養天年之所。
百廢待興，資金緊絀，這個時候重修圓明園，以內務府的尿性，非把國家財政修破產了不可。阿房宮、艮嶽，殷鑑在前!這一道聖旨下去，引起巨大反彈。
帝師李鴻藻、翁同龢以及恭忠親王奕訢、醇郡王奕譞聯合許多大臣共同上奏要求停工(戶部衙門因爲日常開支和支付戰爭賠款已經沒多少錢)，而修復圓明園至少需要幾千萬兩白銀。同治居然下詔要各地督撫“認捐”……
恭王打頭反對，同治居然對他六叔拍桌子，大聲咆哮：“我把這個皇帝讓給你做好不好?”然後大發雷霆，撤掉恭王一切差使——這還不夠，“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入不入八分輔國公”。
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驚憤交諫，同治脾氣上來，居然親自擬旨，要將五軍機五御前等十位重臣，一起革掉。這就不僅是“倒行逆施”，簡直是“喪心病狂”了。
同治不明白：清朝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脫胎於滿洲貴族共和，滿洲親貴，是政權的“股東”。就算經過康雍乾三朝，“股東”的“表決權”，就比例而言，相對於皇帝這個“董事長”降低了，但依然還是“董事”。
他這麼幹，等於要把所有的“表決權”，收到“董事長”一人手裏。這種行徑，真正叫“動搖國本”，即以聖祖世宗高宗之盛年，也絕不敢這麼幹。他一個剛剛親政，沒有任何真正權力基礎的毛頭小子，就這麼亂來，下場如何，用腳後跟也能想到。
早已“撤簾”的兩宮皇太后，對同治失望透頂;不跟他打任何招呼，御臨弘德殿;召見軍機大臣和御前大臣，當着皇帝的面，恢復了恭王的爵位差使。皇帝親擬的那道撤軍機和御前的旨意，自然作廢，連明發的機會都沒有。
這其實相當於一場政變，皇帝的權威大損，兩宮的手重新伸回了政府中樞。同治心灰意冷，更加縱跡於花街柳巷，直接導致了他的早崩。(同治此後再無作爲)
同治的“桀紂氣質”，絕對不是“靈光乍現”，略假時日，他會變真正的桀紂。同治因爲早逝，被後人給予了過多的同情，但予以爲，同治早崩，實在是中國人的福氣;不然，在時代的狂潮中，中國的命途，必定會更加多舛。
事實上，清朝的每一個皇帝，接受的都是和同治相似的教育，卻只出了同治這麼一個“異數”。同治的“桀紂氣質”，既然賴不到他受的教育頭上，就只能認爲是天性有問題了，用現代的話說，就是：基因有問題。就是說，他把父母基因中不好的部分，全部接收了下來，好的部分，全部摒之於外了。
對於同治的死，儘管清代宮廷史料，特別是檔案內均有較明確的記載，但由於種種原因，在一些私人著述和筆記中，還是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說法，並加了一些演義性的描繪，有的說他死於天花，有的說他死於梅毒，也有的說他死於疥瘡，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據《桃花聖解庵日記》同治十三年甲戌十二月初五日記載：……嘻戲遊宴，耽溺男寵，日就裸瘠，旋患癰，項腹各一，皆濃潰，日未昏，殆不知人。
《國史舊聞》中載：“私家著述，皆謂太后縱帝遊蕩，及至得疾，又不慎重愛護，以至深沈不起，……蓋帝常履飲於外，至翌晨召見軍機時猶未歸也，或醉中言語失次，雜以南城猥賤之事，……一八七三年(即同治十二年)外間皆竊竊私議恐帝壽之不久。至次年十二月，帝得痘症，不能臨朝，兩宮皇太后代執國政，月底帝遂降諭日：‘朕於本月有 天花之喜，……’”。
《四朝佚聞》中載：“穆宗之崩，傳者不一，或雲天花，或雲內毒，而醫藥不能盡合……”這些著述除了記載同治皇帝的病情死因之外，還特意說明了同治皇帝南郊微服履行之事，並且把這件事與同治皇帝母子矛盾及病和死聯繫在一起。
其實同治的病情和死因，可以從清代皇帝“脈案檔簿”中看得一清二楚，《萬歲爺進藥底簿》中詳細記錄了自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未刻同治得病，至同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死去，前後三十六天的脈案、病情和用藥情況，它完全證明了載淳最後死於天花， 這是詳實可靠的。
同治惠陵功德碑
總評：同治沖齡即阼，母后垂簾。做了十三年皇帝始終沒有擺脫兩宮皇太后和恭忠親王奕訢的擺佈，一直是一個傀儡。由於慈禧太后過度的嚴厲和慈安太后的過度放縱而導致對他人品塑造的失敗。這個連奏章都讀不通順的傀儡皇帝在空有一身雄心壯志的情形下暗淡辭世。更加諷刺的是他的死不會對帝國的運轉有任何影響，而他的陵寢惠陵，也被砍去了神道和石像生……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