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宋代，很多人多半會有牛肉的記憶。一方面，受《水滸傳》等古典小說的影響，英雄們下館子上二斤牛肉、大碗喝酒等情節讓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在流傳於民間的宋代案件裏，尤其是包拯智破割牛舌案，讓人記憶猶新。感興趣的讀者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這就給我們矛盾的一面，英雄們下館子是吃牛肉的，而私宰耕牛，即便是割去一條牛舌，也是要認罪伏法的。
衆所周知，在宋代牛肉是不能隨便吃的。因爲宋代法律明確規定，嚴禁屠殺耕牛，更不要說隨便吃牛肉了。在北宋初年的《宋刑統》中，有“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的法令。到了南宋時期，處罰和量刑更爲嚴重，“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
有宋一代，對耕牛是極爲重視的，牛病死或者要宰殺都是要在官府履行備案手續的。否則都有可能違法而招致禍端。
宋代延續了漢代以來對耕牛的保護政策。我國素有立法保護耕牛的傳統，秦漢時期國家已經立法嚴禁屠宰耕牛;魏晉南北朝時規定，除了國家社稷之外，不得殺牛，如果違法就要死罪論處，其程度似乎比北宋更爲嚴苛;到了唐代，法律規定，不管老弱病殘，只要是耕牛，都在禁殺之列。
古代社會，牛是中原王朝最重要的農耕工具，就好比現在的農業機械，朝廷出臺嚴苛法律，禁止私自宰殺耕牛，正是由於對生產資料的重視。大宋也概莫能外。
我們常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嚴苛法律之下有沒有宰殺耕牛，甚至是公開叫賣牛肉的呢?
其實是有的。
1031年，山東萊州知州張周物上奏宋仁宗，直言耕牛保護的矛盾現狀，“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一方面，朝廷明令禁止宰殺牛，嚴禁殺牛的口號響遍大街小巷;另一方面，地方官府默認徵收牛肉稅來增加稅收，牛肉在市場上買賣的現象屢禁不止，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這可以說是政治問題，涉嫌對抗朝廷;也可以說是管理問題，畢竟私殺耕牛有違國家法律。仁宗一聽很有道理，便一紙叫停了存在70多年的牛肉稅。這說明，在牛肉稅之前的時間內，有些地方官府是允許默認屠殺耕牛和買賣牛肉的。
保護耕牛沒有錯，但有些地方會出現這樣一種情況。有些地方牛多如牛毛，牛等同於家養的雞和鴨，並不是緊缺的生產資料，如果屠宰耕牛並不會影響正常的農業生產。相反，還有可能達到增加稅源、活躍市場、豐富百姓生活的多贏目的。國家法律具有普適性，一旦有特例，就不會令行禁止，從而擾亂法紀。所以，恁你地方再有實際，這法律一定是要遵守的。
既然上升到國家法律層面，這說明了在民間牛肉的稀缺性。需要注意的是，這是牛肉的稀缺而非耕牛。在宋初，一頭耕牛的售價約爲5至7貫錢，而如果殺掉將其販賣，則會有25貫的收入，幾乎是整牛的5倍以上。利潤之高，難免不會有人鋌而走險，鑽法律空子。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再來討論文章開頭梁山好漢吃牛肉。這裏我們姑且不論吃牛肉是藝術處理，爲了襯托人物形象的考慮。梁山好漢吃牛肉常常不會光明正大，其地點要麼在梁山泊，即所謂的賊窩;要麼在十字坡酒店，即殺人越貨的黑店;要麼在景陽岡酒館，即荒郊野外的小店;要麼在史家莊，即地主豪強家裏。
一方面，這些地方極爲隱蔽性，一般人都到不了，官府更是查詢和管理不到。另一方面，這些地方都位於偏僻小縣，不爲人注意。
我們知道，在封建社會，一般行政管理權只能達到縣一級，縣以下的自行管理，其狀況十分複雜，頂風作案殺牛吃牛的行爲也就不可避免，於是宋朝牛肉管理的真空地帶便出現了。
吃牛肉事小，但其反映的卻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大事。宋代牛肉稅以及私下吃牛肉現象的存在，說明了大宋法律法規的漏洞，也反映了封建社會行政管理不及的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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