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訟師(相當於現在的律師)是“大幹例禁”的違法角色，是官方嚴厲打擊的對象。
劉衡是清代一位頗有政聲的官員，道光年間曾任四川巴縣知縣，後來巴縣知識界爲他總結的政績中，有一條是“本宦幹濟英明，以勤政、愛民爲先”，而所舉的例證有一項即懲治訟師：“巴邑訟最繁，訟師輩因緣爲奸，公下車即偵知猾魁爲某某，先爲摘伏”，於是其他訟師“惶懾斂跡”。這個被稱爲“猾魁”的某某到底如何興風作浪，劉衡到底如何“摘伏”其人，現已無從知曉，但劉衡懲治訟師的手段無疑是很嚴酷的。
晚清陝西有一位被地方官員深惡痛絕的著名訟棍陳思周，據說他“積案如鱗”，漢中知府將之捉拿，向上彙報處理方案：“請鎖系五年。”時任陝西按察使的樊增祥認爲太輕，要求加大懲處力度，“重責一千板，鎖系鐵桿巨石十五年，期滿察看稟奪”。
訟師因何而受如此嚴酷的懲處呢?官方給出的理由有許多，歸納起來主要是唆訟、詐財、撓法三條。這些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但把所有責任都推給訟師，顯然不公平。
樊增祥在陝西按察使任上時，臨潼縣的訟師薛含瑞控告糧差李興等人剝削糧戶、侵吞錢糧，使李興等人吐出了一百三十餘兩銀子，但這些銀子並沒有回到糧戶手中，而是被薛含瑞佔有。在這個案例中，樊增祥認爲銀子“嘔諸差役之口者仍吞入訟棍之腹”，所以，薛的行爲並不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爲民申冤。但不管怎麼說，薛也遏制了糧差李興等人的貪腐，因此其行爲很難說是唆訟或詐財。又比如，以撓法而論，官方認爲訟師“奸回巧詐，逞其伎倆，以撓國家之法，使是非、曲直無從辨”，但地方官員掌控司法大權，如果他們能夠明辨是非、秉公斷案，訟師又如何能“撓國家之法”?是非、曲直又怎麼會“無從辨”?
實際上，真正讓地方官員感覺不爽的是，訟師的行爲挑戰其權威，影響其政績。
中國歷史上的地方官員既管民政也管司法，但他們是行政官僚，並不是專業的司法人士。官員們不懂法，也沒有必須依法辦事的思維，但其權威卻絕不容許挑戰。訟師大多是進不了官場的讀書人，他們既然要靠提供訴訟服務謀飯吃，對律例自然比較熟悉。民間老百姓不懂法律，只能任由官員判決，懂法而又以此謀生的訟師，自然唆使當事人翻供、上訴或越訴，這些都有礙甚至挑戰官員權威。
古代地方官員的政績考覈中，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就是“訟清獄結”。“無訟”是最高的追求，訟案多、積案多，在考覈時得到的評價就會是負面的。地方官員當然不會反省自己，而只會把責任推到訟師身上，認爲是訟師教唆、挑起訴訟，才致使許多案件屢屢翻案乃至越級上訴，久拖不決。
因此，訟師自然不受官員歡迎，受到嚴酷懲處也在情理之中。不過，細究官員們的心態，權大於法、權力不希望受到制約的思維慣性，似乎總是揮之不去。對歷史上的訟師羣體，民國時人趙秋帆的評論比較公允。趙秋帆認爲，清代“播弄鄉愚，恐嚇良善，從而取財”的訟棍是有，也應當被懲治，但訟師中不乏傑出之人，他們“守正不阿，潔身自好，以三寸毛錐子，鳴不平人間事”，所以“未可一筆抹殺也”。
如果社會中真的充斥唆訟、詐財、撓法的訟棍，而缺乏剛正不阿、潔身自好者，那麼該反思的，就不是訟師的個人道德，而是制度安排是不是出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