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初期，爲了安置流亡百姓、恢復因長期戰亂遭到破壞的社會經濟，唐朝中央政府承襲隋制，以北魏均田制爲基礎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一種名叫“租庸調製”的賦稅制度。在均田制下，每名成年男丁到二十歲時都可以“授田百畝”，由其一直耕種，直至死後還田，由政府將田地再行分配，而政府的賦稅制度也以均田制爲基礎進行徵收，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往下看。
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百姓流亡和土地兼併現象愈演愈烈，均田制開始逐漸瓦解，而以均田制爲基礎的“租庸調”賦稅制度也隨之崩潰。
唐德宗建中元年，爲了解決朝廷的財政困境，在宰相楊炎的主導下唐朝政府正式開始推行“兩稅法”。所謂“兩稅法”，即將“租庸調”中的各種賦稅加以合併放在田賦之中，在春夏兩季以貨幣形式分兩次進行統一徵收。由於種種原因，在施行過程中“兩稅法”可謂是弊病叢生，但就是這麼一個弊病叢生的賦稅制度卻從中唐一直延續到明代，中間跨度長達八百餘年，那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爲何呢?
1、百姓賦稅加重
在“租庸調製”之下，百姓每年要繳納的賦稅和需服的勞役項目是很清楚且穩定的。
所謂“租”，就是政府每年徵收固定租額的糧米，我們稱之爲“粟米之徵”;
所謂“庸”，就是每一位成年男性公民每年都要無償爲國家服義務勞役，即爲“力役之徵”;
所謂“調”，就是各地人民將本地土特產作爲一種貢品上繳中央，而這其中因爲主要以絲織物和麻織物爲主，我們將其稱之爲“布帛之徵”。
關於租庸調之額度也有明確規定。關於賦稅方面，唐高祖武德二年，皇帝下詔天下百姓每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關於勞役方面，每一個成年男性每年則需替國家服勞役二十日即可。
“兩稅法”雖然將“租庸調”的賦稅和勞役加以合併分兩次繳納，但久而久之政府便慢慢將稅收制度改革的來歷忘得一乾二淨，導致稅收項目混雜一團。
唐朝末年，由於統治集團生活的日益腐化和藩鎮割據造成的天下混戰局面，中央政府財政支付愈來愈多，入不敷出已經成爲了一種非常常見的現象。
每年在徵收完兩稅之後，遇到政府要用錢和勞役的情況，免不了又要重新進行“力役之徵”和“布帛之徵”，但是這兩個項目在兩稅中早已徵收，現在再次對這兩項進行徵收勢必加劇百姓負擔。
2、地方貧富差距加大
在“租庸調製”下，全國各地每年的賦稅額度是統一且明晰的，並不會因爲某個地方富裕而多徵，某個地方富裕而少徵。全國各地，一律平等。
而“兩稅法”卻背離了這一傳統。不同於全國在同一數目下統一徵稅，兩稅法在制定的時候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的田租收入爲標準規定各地的不同徵收額度，久而久之這一額度就變成一種硬性規定，打破了全國一致的租額和稅率的傳統。
拿唐代關中貧瘠地區某一村莊舉例，假如這個村莊有人口一百戶，政府分攤下來的糧食爲二百石，因此平常年份這個村莊內每戶只需繳納兩石糧食即可。但是後來由於各種天災人禍，這個村莊裏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最後只剩下了五十戶，而因爲該村的糧食稅額是固定的，因此只能由剩下的五十戶分攤這二百石的糧食稅額，即每戶每年四石，是平常年份的兩倍之多。
而此時江南富裕地區某村莊也一樣擁有一百戶人家和二百石的糧食稅額，由於北方戰亂大量百姓南遷，這時這個村莊裏有一百二十戶人家，但是由於政府攤派賦稅額度不變，因此此時每戶每年只需繳納大約一點七石糧食即可。
在這種政策下，貧瘠地區負擔更重的賦稅，而富裕地區卻承擔遠比貧瘠地區小得多的賦稅，這樣勢必會導致全國田租額輕重不等，地方之間貧富差距愈來愈大，對社會的穩定造成嚴重的威脅。
3、土地兼併現象愈演愈烈
不同於“租庸調製”以徵收糧食、布帛和服勞役爲主，爲了財政收支和徵收程序的簡化起見，兩稅法政府改田租爲貨幣對稅務進行徵收。
這就意味着百姓必須要拿着自己的糧食和布帛到市場上進行售賣，換了錢來納稅。而這樣很容易引起商人之間上下其手，聯合壓低糧食和布帛市場價格，使百姓用更多的糧食和布帛來納稅。
久而久之，大量百姓爲此破產，但只要有土地，政府稅額就跑不了，無奈之下百姓只得變賣耕地流亡他鄉，以躲避這愈來愈重的賦稅。
3.穩定社會文化基礎，爲封建統治提供法理支撐
中國自古以來一直是一個以小農經濟爲主的國家，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和文化基礎一向安放在農村。無論是先秦時代的封建貴族還是唐朝以前的大家門第，他們都是以擁有大量土地爲自己的生存基礎，也是他們地位崇高的資本。儘管他們地位崇高，但他們也肩負着中國古代農村地區民風教化的重任。
後來隨着封建貴族和大家門第的崩潰，這一重任便落到了退休致仕的官員身上。
中國古代大夫官員在致仕之後，往往會回到自己的家鄉大量購買田地，退回農村做自己的小地主，發揮自己作爲鄉村賢達的作用。這些人會在村中舉辦私塾來爲同族中人提供學習之所，傳授儒家忠君報國之道。就這樣一代又一代有才之士從農村而來最後又回農村而去，化作泥土默默守護新葉，成爲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泉。
然而如果依舊按照“按丁授田”的制度，那就會迫使這些知識分子離開農村，這樣就會導致中國傳統文化急劇變形，百姓心中忠君報國思想不再會佔據主導地位，這樣是絕不會有利於封建社會統治。
儘管“兩稅法”有這樣或那樣的弊端，但是那是在那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必然的結果。從中國歷史總體發展來看，“兩稅法”的施行是符合中國社會歷史發展潮流大方向的，這是一個順應社會經濟發展、協調生產關係以及提高朝廷財政收入的一項賦稅制度變革，在中國田賦制度發展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正因如此，“兩稅法”在從中唐推行之後一直延續長達八百年的時間。
